也有少數臨終老人，因身份重要而會麵對一群寧靜而恭敬的聆聽者和記錄者。他們的遺言留於世間，大家都能讀到，但多數屬於對自己功過的總結和感歎，對未竟事業的設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蘊，卻不以人生為焦點。死亡對他們來說，隻是一項事業的中斷；生命樂章在尾聲處的撼人魅力，並沒有以生命本身來演奏。
凡此種種，都是遺憾。
於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著另一個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臨終之時承擔太多的外界使命；他應該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絕壁上居高臨下地來俯視眾生；他應該很了解世俗社會，可以使自己的最終評判產生廣泛的針對性；他，我硬著心腸說，臨終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圍繞，使他有可能係統有序地說完自己想說的話，就像一個教師在課堂裏一樣——那麼對了，這位老人最好是教師，即使在彌留之際也保留著表述能力，聽講者，最好是他過去的學生……
這種期待，來自多重邏輯推衍，但他果然出現了，出現於遙遠的美國，出現後又立即消失。一切與我們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裏·施瓦茨，社會學教授，職業和專業與我們的期待簡直天衣無縫。他已年邁，患了絕症，受一家電視台的“夜線”節目采訪，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學生，當今的作家、記者米奇·阿爾博姆偶爾看到，學生匆匆趕來看望即將離世的老師，而老師則宣布要給這位學生上最後一門課，每星期一次，時間是星期二。這樣的課程沒有一位學生會拒絕，於是，每星期二，這位學生坐飛機飛行七百英裏，趕到病床前去上課。
這門課講授了十四個星期，最後一堂則是葬禮。老師謝世後，這位學生把聽課筆記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題目就叫《相約星期二》，這本書引起了全美國的轟動，連續四十四周名列美國圖書暢銷排行榜。
看來，像我一樣期待著的人實在不少，而且不分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