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道理，我比過去更深刻地理解了祖先們的文化選擇。
從我們這次考察到的這些文明古國來看，它們之間的早期交流都比較密切，甚至還能依稀找出文明往來的線索，而中華文明則由於東亞地理的半封閉結構，基本上獨立發生、獨自完成。發生和完成的依據，不是別種文明的影響，而是自己立足的大地所提供的經濟生活形態。這種經濟生活形態，按照曆史學家許倬雲先生的說法，就是“精耕細作”型。
隻有精耕細作，才會在可耕地麵積不太大的土地上養活眾多的人口；但正因為精耕細作，必然強化家族、親緣的聚集，重視安定和延續，厭惡動蕩和遷徙。
這一點在沿途仍然可以看出來。我們從西亞、中亞、南亞一路過來，除了像以色列這樣的少數例外，絕大多數農田的耕作情況無法與中國農村相比，要麼大片拋荒，要麼粗收粗種，也很少見到有人在勞動。
中國的難能可貴，在於從勤勞耕作出發建立了一整套精神原則；先秦諸子的偉大貢獻，在於從不同的角度合力完成了一係列與此有關的文化選擇。例如，務實精神、循環模式、自然節律、中庸之道、寬容胸懷、集權思維、民本意識、樂天情趣、安土傾向等等，幾乎都來自農耕文明，又都伸發出了恒久的普遍意義，成為保證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規則和約定俗成。這一切是農耕文明的必然產物嗎？未必，我們一路看到，很多也是農耕文明的國度並沒有這些精神成果。因此還是要深深佩服我們祖先的高明。
這中間，作為核心形態的儒家文化更值得研究。不謀求玄深體係，不標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別種文化，隻以一種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實實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著社會政治原則，又滲透著倫理道德規範，平靜而有力地起到了安撫人心、穩定社會、維護文明的作用。這是一種似淺實深、似散實精的文化遺產，難怪在希臘時那位學者對我說，研究西方哲學到一定高度總會轉向東方，而研究東方，又總是先被印度哲學吸引，最後在中國哲學中歸結。借此我也應告訴兩位朋友，更理解他們的文化行為了。以前雖然也佩服杜維明先生和李澤厚先生的儒學研究，又覺得他們是否過於沉迷古典，其實他們在人文取向上是對的。前年與杜維明先生等在新加坡進行中華文化跨世紀的公開對話，我當時還缺少其他幾個文明古國的參照坐標；這次出行前在香港與李澤厚先生長談，也還沒有形成現在的感受。
中華文明的弱點和弊病當然還應該繼續研究、批判和揭示，但此時此刻正是千年之交，千年文明隻有它還在延續，說幾句好話還不應該嗎？我的這個反問實有所指，我們學生輩的一些年輕人，不好好讀書，隻以否定和嘲笑為職業，一提祖先就憤恨，真該勸他們好好開開眼界，知道中國人並不是一個劣等民族，知道自己作為一個中華文明的受惠者並不容易，切莫狂妄驕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