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馬是在行政樓二樓的廁所裏頭被馬多堵住的。老馬滿麵春風，每一顆牙齒都是當上了父親的樣子。老馬摸過兒子的頭，開心地說：“嗨！”馬多的神情卻有些緊張，壓低了嗓門厲聲說：“說普通話！”老馬眨了兩回眼睛明白了，笑著說：“曉得。”馬多皺了眉頭說：“普通話，知不知道？”老馬又笑，說：“茲（知）道。”馬多回頭看了一眼，打起了手勢，“是zhī dao，不是zī dao。”老馬抿了嘴笑，沒有開口，再次摸過兒子的頭，很棒地豎起了一隻大拇指。馬多也笑，同樣豎起一隻大拇指。父子兩個在廁所裏頭幸福得不行，就像一九八六年的馬拉多納在墨西哥高原捧起了大力神金杯。
老馬在回家的路上買了基圍蝦、紅腸、西紅柿、卷心菜、荷蘭豆。老馬買了兩瓶藍帶啤酒、兩聽健力寶易拉罐。老馬把暖色調與冷色調的菜肴和飲料放了一桌子，看上去像某一個重大節日的前夜。老馬望著桌子，很自豪地回顧下午的報告。他講得很好，還史無前例地說了一個下午的普通話。他用了很多卷舌音，很多“兒化”，很不錯。隻是馬多的回家比平時晚了近一個小時，老馬打開電視，趙忠祥正在解說非洲草原上的貓科動物。馬多進門的時候沒有敲門，他用自己的雙象牌銅鑰匙打開了自己的家門。馬多一進門憑空就帶進了一股殺氣。
老馬搓搓手，說：“吃飯了，有基圍蝦。”老馬看了一眼，說：“還有健力寶。”
馬多說：“得了吧。”
老馬端起了酒杯，用力眨了一回眼睛，又放下，說：“我記得我說普通話了嘛。”
“得了吧您。”
老馬笑笑，說：“我總不能是趙忠祥吧。”
馬多瞟了一眼電視說：“你也不能做非洲草原的貓科動物吧。”
老馬把酒灌下去，往四周的牆上看，大聲說：“我是四川人，毛主席是湖南人，主席能說湖南話，我怎麼就不能冒出幾句四川話！”
馬多說：“主席是誰？右手往前一伸中國人民就站立起來了，你要到天安門城樓上去，一開口中國人民準趴下。”
老馬的臉漲成紫紅色，說話的腔調裏頭全是惱羞成怒。老馬嗬斥說：“你到坦桑尼亞去還是四川人，四川種！”
“憑什麼？”馬多的語氣充滿了北京腔的四兩撥千斤，“我憑什麼呀我？”
“我打你個龜兒！”
“您用普通話罵您的兒子成不成？拜托了您呐。”
老馬在這個糟糕的晚上喝了兩聽健力寶，兩瓶藍帶啤酒，兩小瓶二兩裝紅星牌二鍋頭。那麼多的液體在老馬的肚子裏翻滾，把傷心的沉渣全勾起來了。老馬難受不過，把珍藏多年的五糧液從床頭櫃裏翻上桌麵，啟了封往嘴裏灌。家鄉的酒說到底全是家鄉的話，安撫人，滋潤人，像長輩的詢問一樣讓人熨帖，讓人傷懷。幾口下去老馬就吃掉了。老馬把馬多周歲時的全家福攤在桌麵上，仔細辨認。馬多被他的媽媽摟在懷裏，妻子則光潤無比地依偎在老馬的胸前，老馬的臉上勝利極了，衝著鏡頭全是樂不思蜀的死樣子。兒子，妻子，老馬，全是胸膛與胸膛的關係，全是心窩子與心窩子的關係。可是生活不會讓你幸福太久，即使是平庸的幸福也隻能是你的一個季節，一個年輪。它讓你付出全部，然後，拉扯出一個和你對著幹的人，要麼臉對臉，要麼背對背。手心手背全他媽的不是肉。對四十歲的男人來說，隻有家鄉的酒才是真的，才是你的故鄉，才是你的血脈，才是你的親爹親娘，才是你的親兒子親丫頭。老馬猛拍了桌子，吼道：“馬多，給老子上酒。”
馬多過來，看到了周歲時的光屁股，臉說拉就拉下了。父親最感溫存的東西往往正是兒子的瘡疤。馬多不情願看自己的光屁股，馬多說：“看這個幹什麼？”老馬推過空酒杯，說：“看我的兒。”馬多說：“抬頭看唄。”老馬用手指的關節敲擊桌麵，衝著相片說：“我不想抬頭，我就想低下頭來想想我的兒子。——這才是我的兒，我見到你心裏頭就煩。”
“喝多了。”馬多冷不丁地說。
“我沒有喝多！”
馬多不語，好半天輕聲說：“喝多了。”
老馬在平靜的日子裏一直渴望與兒子馬多能有一次對話，談談故鄉，談談母親或女人，談談生與死，談談男人的生理構造、特殊時期的古怪體驗，乃至於夢中的畫麵，夢的多能性與不可模擬性。老馬還渴望能和兒子一起踢踢足球，老馬鎮坐中場，平靜而自如地說起地麵分球，沿著兒子馬多的快速啟動來一腳準確傳送。然而老馬始終不能和兒子共同踢一隻足球，不能和兒子就某一個平常的話題說一通四川話。兒子馬多不願意追憶故鄉，兒子馬多不願意與四川人老馬分享四川話的精神神韻。兒子馬多的精神沿著北京話的卷舌音越走越遠，故意背棄著故土，故意背棄老馬的意願。老馬隻能站立在無人的風口，來一聲長歎，用那種長歎來憑吊斷了根須的四川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