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國際組織
當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銀行等國際組織也參與進來，成為影響危機發展的一股力量。
1997年8月11日，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援助泰國國際會議在東京舉行。經過協商，確定對泰國提供約為160億美元的資金援助，以穩定泰國的經濟和金融市場秩序。10月8日，印尼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援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向印度尼西亞援助400億美元，但要求印度尼西亞實行大規模的改革，以此作為向其提供資金的前提；11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宣布，國際社會將向印尼提供28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貸款，以幫助其穩定國內金融市場。12月23日，世界銀行批準向韓國提供30億美元的貸款，作為IMF財政援助的一部分，幫助韓國擺脫危機。
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麵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藥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彙率的聯係彙率製，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與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彙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彙市才暫告平靜。
1998年2月9日，發展中國家24國集團聚會加拉加斯，簽署了《加拉加斯聲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提出了金融風險防範的七大要點。3月9日，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馬尼拉舉行會議，設法解決亞洲金融危機。直到1999年7月，東南亞才開始擺脫金融危機的陰影。
關於IMF對亞洲金融危機進行援助這個問題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IMF在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中失誤頻頻，不僅反映其指導思想有誤，而且決策機製有問題，因此應建立新的國際監控機構，建立全球性和區域性國際金融風險的預警和防範體係，以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另一種觀點則認為，IMF雖有失誤，但它作為現有國際貨幣體係的核心機構，在國際貨幣領域中仍發揮著重大作用，因此隻要對其不適應新時期世界經濟發展的部分進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斷完善就行了。這種意見以美國6點建議、法國12點建議、日本改革方案、西方7國財經首腦聯合聲明等為代表。這實質上反映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同利益之爭。
6. 中國
亞洲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經受了當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外部衝擊，但同時它也為中國提供了第一次真正體現一個大國在亞洲和世界經濟中發揮領導作用的機會。當金融危機的幽靈在亞洲遊蕩時，許多國家的貨幣貶值、銀根緊縮、內需減少，中國經濟也飽受衝擊，但是在危機中，中國對亞洲國家慷慨解囊，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向世人證明自己可以在國際社會扮演建設性角色。由於日本在危機中的種種不良表現，其國內經濟政策屢屢失誤，反而使中國適時填補了它所留下的大國責任真空。特別是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同時承諾繼續推進改革，給國際社會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事實證明，中國在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中的表現好於其他國家。
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小林慶一郎認為，當時，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給歐美投資者帶來信心，留住了國外資金，有效地防止了亞洲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那個時候，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控製住了貨幣進一步從整個亞洲地區向外流出。由於中國政府公開表示不會貶值人民幣，所以歐美的一些投資家們才感到安心。因此，國外資金才能經由中國停留在亞洲。這對於防止亞洲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到中國以及其他國家是非常有效的。”世界銀行東南亞區首席經濟師卡齊·馬丁把中國當時所起到的作用形容為“支持性的貢獻”。另外，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對周邊國家金融的恢複有所幫助。“我認為中國在10年前（金融危機時）的表現是非常支持東南亞國家的。當時，周邊國家的貨幣紛紛貶值，而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這對於穩定地區金融是很重要、很有幫助的。此外，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也對周邊國家金融的恢複有所幫助。”
二、金融危機推動亞洲產業結構調整
亞洲金融風暴是亞洲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各種經濟矛盾的集中爆發。經濟增長方式未能根據形勢及時調整和轉換，是東南亞國家普遍爆發金融危機的一個根本原因。東南亞國家普遍選擇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道路，創造並延續了“東亞經濟奇跡”。但是，在基本實現工業化發展目標後，先行的“四小龍”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初步完成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後來的東盟國家大多仍依靠粗放型發展戰略，未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和完成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即使對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也存在過於迎合外資流向，不但與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趨同{1}，而且過分集中於簡單加工業。結果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衝擊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的東南亞國家出口擴張的勢頭放緩，經濟增長下降，從而導致經常項目赤字、外彙儲備減少，進而對固定彙率產生壓力，最終使金融風暴在區內廣泛爆發。相比之下，在金融風暴中，“四小龍”的損失之所以低於東盟國家，從根本上看就是因為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快於後者。
這一過程還需要與日本的經濟發展結合起來。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東亞經濟發展出現了幾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1）日本泡沫經濟破裂，經濟發展陷入長期蕭條之中，產業升級趨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確立全球主導地位的電子電氣產品沒有出現根本性進步，國內產業結構停留在製造業的深加工和精加工階段；與此同時，“四小龍”、東盟卻繼續沿著“雁形模式”的產業階梯向上攀登。
（2）日本在東亞直接投資增長速度下降，投資重點轉向馬來西亞和泰國的機電產業，使東盟國家在電子產品上與“四小龍”的產業差距迅速縮小。
（3）“四小龍”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品上具備了與日本企業一決高下的實力，在紡織、皮革、電器、精密儀器、鋼鐵、橡膠製品、塑料製品等產業產品上，“四小龍”與日本的競爭十分激烈。
（4）“四小龍”成為東盟最大的投資夥伴，加快了東盟結構轉換與升級的步伐。
（5）信息技術革命在全球展開，電子產品生命周期縮短，迫使日本跨國公司不得不在較早階段就把生產基地轉移出去，並打破先向“四小龍”轉移、再到東盟的順序，而是同時向兩者轉移{1}。
上述五種現象的綜合結果是：起源於日本的產業鏈國際傳遞機製出現了混亂。日本產業升級停滯，而“四小龍”和東盟的產業與技術追趕卻加速進行，動態的產業梯度轉移趨於靜止化，而僅僅是已有生產能力和技術在“四小龍”和東盟的水平擴展和放大，特別在電子產品上，跨國公司的大肆擴張導致東亞各國產業結構迅速趨同。1995年，馬來西亞出口的50%、菲律賓出口的45%、韓國出口的40%、泰國出口的1\/3均為電子產品。1995年，全球64%的硬盤驅動器、38%的半導體在東亞生產。由於東亞電子工業的生產工序型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國投資和技術轉移建立起來的，本地企業也大多屬於低水平的重複建設，本國技術創新能力缺乏，難以形成差別化優勢。在產品結構雷同、技術近似的情況下，競爭優勢隻能靠低成本實現。同時，該地區生產的電子產品絕大部分屬於可替代性強的家電產品，在出口導向戰略的製度環境下，國內需求不足，出口比重過大，出口市場又過分依賴少數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發達國家的需求變化和貿易保護措施都極易引發東亞的結構性生產過剩和惡性競爭。1996年，全球電子產品市場普遍供過於求，引發一場價格大戰。這場惡性競爭使東南亞損失慘重，出口大幅度下降。泰國、韓國、馬來西亞以及日本、中國台灣省的出口增長率分別從1995年的20%、23%、21%、10%、17%，急劇下跌至1996年的-1%、4%、6%、-8%、4%{2}。出口的大幅度滑坡造成一些國家的經常項目逆差急劇擴大，外彙儲備減少，經濟增長率下降，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亞洲金融危機暴露出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產業結構方麵存在的問題，過去30年為東亞經濟奇跡做出貢獻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重工業最終將成為明日黃花，而技術和知識競爭力的提高才是東亞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希望所在。發展以提高科技含量為核心的產業結構為東亞國家和地區未來產業發展的目標和方向{1}。
1. 加快發展信息網絡產業
隨著Internet的迅速發展，網絡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作用日益明顯，網絡經濟必將在21世紀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支柱。同時，全球範圍內網絡經濟的迅猛發展將拉開新一輪產業分工的序幕，網絡經濟在全球的興起無疑將會對東亞原有的雁型產業結構進行重新調整，在網絡經濟上占據優勢的國家將成為產業分工的上遊。換句話說，誰能夠在新一輪產業升級過程中把握主動權，誰就能夠占據有利位置，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東亞國家必須抓住和把握這一有利時機加快發展信息網絡技術，以盡快提高經濟競爭力。東亞國家在此方麵雖然起步較晚，但近年來正在奮起直追地發展信息網絡產業已經成為東亞各國和地區提升產業結構的優先選擇。目前，東亞已經具備了下列加快發展信息網絡產業的條件：
（1）大多數東亞國家的人均產值已高達數千美元，具有普及網絡及計算機的物質基礎。
（2）東亞地區電子產業發展迅速、水平較高，並擁有較高水準的專業人才和技術能力，計算機硬件生產能力發展很快。對此，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於2000年2月發布的《2020年亞洲產業競爭力報告》認為，東亞是電子電機產品的生產基地，其中電子、電機及其零部件在世界電子電機市場所占的比重相當大。預計今後電子、電機行業的產值增加最大國家和地區將是組裝產業集中的東亞國家。該報告認為，隨著世界產業界競爭的加劇及信息通信和網絡產業的發展，以電子、電機產業為中心的高新技術將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2. 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隻有不斷出現新的產業群體替代傳統的支柱產業，才能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並保持經濟的活力。因此，不斷培育出新成長產業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環節。東亞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方麵雖然存在很多困難，但也不能畏縮不前。東亞國家在開展生物技術研究方麵具有一定的先決條件和基礎，其中生物製藥特別是中醫藥的開發和農業生物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是東亞較有開發潛力的領域。因為東亞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華人眾多，有飲用中草藥的傳統習慣和生產及研製中草藥的技術水平。目前，東亞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與開發已經啟動，例如，中國台灣已經撥款數百萬美元加強這一領域的研究；新加坡在開展生物技術研究方麵做了大量的基礎準備工作，如在學校的許多課程中開設了生物課，設立更多的科學獎學金；在稅收方麵給予種種優惠；建立投資生物技術研究與開發公共投資基金等；中國香港特區在新一輪經濟轉型中，特區政府將中醫、中藥作為未來的重點發展產業加以推動；中國台灣發展新興產業的政策依據則是：市場潛力大、產業關聯性大、附加價值高、技術層次高、汙染程度低、能源依存度低六大原則。
3. 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全球化進程是建立在科學技術和信息化迅速發展基礎之上的。因此，高新技術在結構調整過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而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是進行結構調整的關鍵。由於傳統產業在東亞大部分國家國民經濟發展中仍占有很大比重和重要地位，因此，東亞國家和地區在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同時，還應注重利用高科技產業對傳統產業進行技術更新和改造的帶動作用，以提升傳統產業的技術水平和附加值。傳統產業由於技術純熟且多為國際民生之必需品，所以市場波動相對較小。因此，加快傳統產業的升級和改造，提高其產品出口競爭力更為現實和重要。從傳統產業發展現狀看，也同樣可以進行技術創新，如在傳統產業的產品上增加新的功能、服務能量和科技含量，可獲得更大的收益率。同時，應該指出的是，傳統產業應該充分利用Internet開辟附加值，如在網絡這個空間中，從產品信息發布和交貨方麵取得優勢，不僅節省時間和交易成本，而且為消費者提供理想的產品和服務，使傳統產業能夠利用Internet這一高科技開拓新的市場、新的服務和新的功能。此外，樹立自我品牌意識，發展特色品牌和增加傳統品牌無形資產的價值，也是傳統產業發展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因此，實現傳統產業升級與發展新興產業或高科技產業並重是東亞國家和地區未來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在此方麵，中國台灣於2000年6月提出振興傳統產業方案的八大措施：
（1）“政府”將引導保險公司資金、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郵政儲金、勞工退休基金、勞工保險基金等中長期資金至少300億元新台幣注入傳統產業。
（2）將撥款300億元新台幣為傳統產業提供技術升級優惠貸款。
（3）在稅賦獎勵及配合機製方麵，修正土地稅法實行細則，放寬工廠停工改按一般稅率課征的規定。
（4）運用就業安定基金，鼓勵失業者投入傳統產業。
（5）優惠提供外勞供傳統產業使用。
（6）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就現行基本工資計算公式及製度進行調整。
（7）加強新產品及新技術研發，運用科技計劃，每年投入經費4.5億元新台幣，補助傳統業者進行技術研發，以提高傳統產業開發新技術的意願。
（8）推動加工出口區轉型，以發展倉儲、轉運等關聯產業，並擴大境外航運中心經營範圍{1}。
4. 提高服務業的科技含量和服務水平
服務業即第三產業是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具有發展優勢和潛力的產業之一。1998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中國香港特區為85%，印度尼西亞為41%，韓國為51%，馬來西亞為40%，新加坡為65%，泰國為49%②。服務業中發展最快、最有潛力的是金融業、電信業和旅遊業。如何將創新科技引入金融、電信服務和旅遊服務領域，提供高增值的服務，進一步提升服務業的素質和水平，即實現金融、電信服務和旅遊服務科技化、資本化、專業化和國際化，以便增強服務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是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重要課題之一。此外，隨著物質產品日漸豐富，人們的消費必然要從單純的物質消費向文化生活消費發展，因而文化消費型產品和服務業也是工業化國家最重要的產業領域之一。同時，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與老年人護理、醫療保健相關的服務業必將需要進一步發展。因此，服務業的發展範圍很廣、潛力很大，因而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是顯而易見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麵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
三、金融危機使亞洲國家更加重視科技創新
當東亞各國深陷金融危機泥潭時，歐美各國卻大力發展信息技術，走上了“新經濟”之路，以科技帶動經濟發展。不同經濟發展模式導致了不同的後果，1998年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報告指出：發達國家經濟總體情況良好，但美、歐與日本反差較大。美國以3.5%的增長率保持經濟平衡發展之勢，綜合經濟指標良好；歐盟除英國外，大多數國家的經濟複蘇勢頭強勁，國內需求的擴大已取代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經濟環境趨於改善，歐盟經濟增幅度為2.9%；日本經濟則陷入戰後最嚴重的衰退①。
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十年裏，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是外資投入的增加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而建立在這種增長方式基礎上經濟發展是難以持久的。對此，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保羅·克魯格曼警告說：“亞洲的經濟奇跡與其說是由於良好的計劃和生產率的提高，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充足的勞工和資本。如果不在技能和教育方麵有更多的投資，亞洲的增長曲線必然會下跌。”這次金融危機給許多亞洲國家敲響了警鍾。人類社會已進入知識經濟和信息網絡時代，當今世界經濟競爭的本質是科技和人才的競爭，亞洲各國要想在21世紀的世界競爭中保持優勢，單憑人力資源豐富和人力成本低廉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下大工夫進行科技創新。
1. 韓國
在危機期間，相關國家采取了一係列的經濟和金融整改措施，對緩解危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韓國，韓國通過一係列的改革，經濟迅速恢複，成為亞洲地區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中第一個擺脫危機的國家。1999年，韓國GDP增長速度達到10.7%，外彙儲備由危機時的39億美元增至697億美元，利率、物價、彙率保持穩定，國際信用不斷提高。2000年經濟增長率同比高達10%。
金融危機使韓國上下普遍感到加快科技創新、發展高科技產業的重要性。1997年12月，韓國政府製定了“科學技術革新五年”計劃，提出2002年政府對研發的投入達到政府預算的5%以上，從根本上改變韓國科技現狀，提升韓國的科技實力。1998年，韓國開始加速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製定了《麵向21世紀的產業政策方向及知識基盤新產業發展方案》，明確提出從1998年起至2003年的5年內投資140萬億韓元，集中發展計算機、半導體、生物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精細化工、航空航天等28個知識基盤產業及服務業。1998年，韓國政府發布“2025年科學技術長期發展計劃”，力爭2005年科技競爭力達到世界第12位，2015年達到世界第10位，2025年達到世界第7位，成為亞太地區的科學研究中心，並在部分科技領域位居世界主導地位。1999年年底，韓國又頒布了《科技發展長期計劃》，為韓國今後發展繪出美好藍圖。為確保高科技產業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規模，韓國提出“以民間為主導發展科技”的方向。據韓國產業技術振興協會曾發表過的一項統計顯示，韓國民間科技研究正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再次踏上快速發展的道路。2000年，韓國民間企業技術研究所已經達到5000多家，研究領域大部分為機電、電子等，這些研究所的1999年研究開發投資達到10萬億韓元，占國家研究開發總投資的80%，研究人員達到9.23萬人，占全國研究人員的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