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小說創作，既有一以貫之的母題，又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一以貫之的母題，是針對從傳統生活秩序中掙脫和剝離出來的現代女性，描寫她們如何尋找新的生活道路，以及對新的生命形態的探索和思考。鮮明的時代色彩，則是因為丁玲自始至終都在竭力超越個人有限的情感天地，在個人與宏大社會曆史事件的親密關聯中來思考女性的現代命運，建構女性在現代性曆史語境中的生命新形態。一方麵是從傳統中剝離出來的孤獨“個人”，另一方麵是紛繁複雜而又波瀾起伏的大曆史、大時代，丁玲的小說，就誕生並綿延在這兩者構成的緊張關係之中。
《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和《阿毛姑娘》，可以看作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勇敢地衝破了舊觀念和舊秩序，在獲得自由的同時，又喪失了保護的孤獨“一個人”，以婚姻和愛情為基石，向著他者，向著不可知的未來伸展出脆弱的生命觸角，試圖確立自己的生存形態和價值的最初嚐試。尤其是《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兩篇小說，大膽、細膩的心理獨白，往往容易讓讀者把小說主人公和現實生活中的作者聯係起來。而事實上，我們不妨把這些極端身體化和情緒化的主人公，看作現代性“個人”的存在形態。她們對愛情、對異性極度的甚至是病態的渴求，則是她們對新世界、新生活秩序的渴求。在“五四”新思潮的召喚下覺醒了的孤獨“個人”，不得不把自己的身體當作唯一可靠的真實存在，試圖攀援著自己的身體，把自己擺渡到不可測知的“新世界”，進入自由的“新天地”。於是，有了對身體化的異性、對愛情近乎變態的敏感和瘋狂。而在連身體化的愛情也變得不穩固、不可靠的情形下，孤獨的“個人”被迫折返到自身，死亡就反過來，變成了個體生命的唯一證詞。愛情，是丁玲孤注一擲地向“新世界”的生命投射。死亡，則是因這種投射失敗後，再次確認“個人”存在及其真實性的強烈信號。前者是丁玲通往“新世界”的舟船，後者是丁玲從坍塌的“新世界”返回自身的救贖之路。這裏麵包含了一個古老而殘酷的隱喻：女人通往神性的道路，是由她的身體鋪成的。現代人在把自己從舊製度和舊秩序中解放出來，把自己變成身體化“個人”的同時，也複活了這個生存論隱喻。
就此而言，以革命和愛情之間的糾纏為主題的《韋護》，確確實實構成了丁玲小說創作的轉折點。在這部藝術上並不那麼成功的小說中，愛情變成了丁玲極力要擺脫和祛除的負麵因素。更闊大的，同時也更切實、更有力量的“新世界”，誘惑著、撕扯著丁玲，讓她的生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生存領域。從這裏開始，對階級命運的書寫和關注，越來越多地代替了對“個人”命運的書寫和關注。
換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是丁玲以“個人”的命運為隱喻，開始了對更具普遍性和現實性的現代女性命運的整體性思考，“新世界”和“大時代”如何穿透並撕扯“個人”，變成了她小說的新主題。反過來，《我在霞村的時候》講述了“大時代”怎樣以身體為戰場，把女性撕裂成兩半的故事：一半是符號世界的抗日英雄，一半是現實秩序裏的“壞女人”。在《夜》裏，符號性的“幹部”身份，不知不覺中切入並顛覆了個人欲望，在古老的鄉村生活倫理秩序中，生硬地撕開了一個嶄新的黎明。
但這個黎明，顯然隻是男性主人公的黎明。那沉默著的女人，會以怎樣的複雜的心情，來迎接這個黎明呢？在這個意義上，《杜晚香》可以視為丁玲對這個問題進一步的思考和回溯。在這篇小說裏，主人公杜晚香憑借自己的身體能力（勞動力），一步一步掙脫傳統秩序的束縛，成功地把自己書寫成了“新時代”的符號英雄，徹底實現了中國現代女性的翻身和解放。
不過，小說高度的寫實色彩和近乎報告的敘述筆調，顯然又告訴我們：無處不在的“大時代”，才是杜晚香命運真正的書寫者。自始至終關注女性在現代曆史條件下的命運及其曆史形態的丁玲，最終在這裏，把自己的關注和探索，也變成了一個有問題的存在，提醒我們必須再一次回到曆史現場，對她曾經思考過、經曆過和回答過的問題，做出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回答。一如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用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心靈，帶著自己全部的感情，來展開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