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馬這幾天心思有些重，常常會端坐在辦公桌旁若有所思，右手的無名指和小指還不斷有節奏地敲擊著桌麵。其實也不光是老馬，所有的科研和設計人員都會因為一件事情而思慮重重，那就是院裏要機構改革了。據說這次的一項重要改革就是要把科研和設計兩個部分徹底分開，成立研究分院和設計分院。分院是人、財、物、科研課題、工程設計等等完全獨立的二級法人。而這樣的改革勢必會帶來巨大的人事變動，想想誰能對此無動於衷呢？
過去的科研和設計基本上是不分家的。有人做著工程的主任設計，同時也是一個科研項目的項目負責人，有人是科研部分的課題負責人，又兼著某一工程項目的主任設計。老馬、盧琪都是屬於這種科研設計同時兼顧的“雙料人”。
在“文革”後期恢複生產、行業整頓的那段日子裏，院裏集中拿到了一批係統內的科研課題。“文革”讓業務工作停滯了好多年，而聽說終於有技術工作、業務工作可做了，大家的態度和表現都十分積極踴躍。這一方麵是因為那麼多年的運動，讓人們幾乎身心疲憊不堪；另一方麵，政治嗅覺敏感些的人，會意識到一個問題：接下去，一切會以發展為重了。
老馬就是在這個時候擔任起了兩個課題的負責人。
小型課題一般是一至兩年的完成周期，大型的課題則要兩至三年甚至更久。受歡迎的往往是那些小型課題，時間短、見效快。半年科研，半年中試，半年運行加鑒定，最多也就一年半的時間吧，學術和政治成果雙豐收！
一夜之間，許多年無人問津的技術業務一下子變得炙手可熱。
能不熱嗎？這些工程技術人員受了那麼多年的專業教育，最初的興趣都在業務上。幾年下來，政治上變得麻木了，業務興趣的回歸是自然的事情。何況按當時的口號，做業務工作也是時代政治的需要，院辦公樓的前廳上掛著紅色條幅：“政治工作是一切業務工作的生命線。”可見二者的相輔相成。而且有了課題就有了經費，就可以調研出差，可以遊山玩水，可以以買實驗元器件的名義買進自己想要的電視機元件，也可以以記錄試驗波形數據的名義買來照相機以及膠卷和相紙。那時候人們欲望的閾值並不高，能想到的好處油水也就這麼多了。
室裏所接課題的科研人員基本已經配備齊全，隻有老馬和於承業兩個小組人員尚未配齊。
盧琪的業務工作也沒有著落。那些年除了大革命就是大批判，運動一個回合接著一個回合，盧琪留給別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地道的政治專業戶。其實盧琪這些年也鑽研了一些業務，隻是不在明麵上而已。
有人看見她在《毛選》的紅塑料封皮裏包著《科技英語》，有人走近時盧琪便十分自然地把書合上。當然誰也不可能拿過來檢查一下。
憑盧琪的基礎，再加上聰慧的天資和個人努力，成為一個課題的負責人是綽綽有餘的。也許是她以往的政治表現讓人印象過於深刻，也許還有什麼別的原因，她申報的承接課題申請竟然就是沒有獲批。
盧琪把退回來的課題申請報告捧在胸前，在家裏來回踱著步子，想著來院裏這些年的樁樁件件，心裏一團亂麻。耳邊響起了一陣混亂的和聲：“我錯了？你錯了？要麼他們錯了？要麼時代錯了？到底誰錯了？”恍惚之際，新婚不久的丈夫王國海在喊：“你都快走了一個晚上了，快脫了睡吧！唉，我都躺下半天了！”
作為課題獨立負責人的事情泡湯了，那就隻能以課題參加人的身份出現了。盧琪麵對的隻有兩個選擇，要麼加入老馬的課題組，要麼加入於承業的課題組。而這對盧琪是艱難的選擇。
於承業是“文革”前的調幹生。不同於保送生，調幹生尚未進入大學就已經帶著一頭鮮亮的政治光環了。同樣是不需要入學考試，保送生的身份隻是品學兼優的學生，而調幹生則在入大學之前已是各行各業中的幹部了，是黨重點培養的對象。更重要的是這些鳳毛麟角的調幹生，幾乎清一色地擁有著相當顯赫的家庭政治背景，於承業也不例外。於承業的父親曾經是鐵道部一個司的司長，後來到一個鐵路樞紐局做鐵路局長，標準的司局級。
設計院裏的人們大多出身於平頭百姓之家，所以出身於幹部家庭就成了當時於承業的一張鍍金的名片。若單位裏有個什麼普查、登記之類的報表，你看吧，家庭出身一欄裏填有貧農、中農、地主、城市職員、工人、資本家等五花八門的詞，於承業在家庭出身欄裏卻赫然、端正而又充滿霸氣地寫著“革命幹部”，有時簡寫成“革幹”。
幹部子弟、名牌大學的調幹生，頭上的光環令人炫目，同時也成了於承業驕橫的資本。於承業愛搞小圈子，課題組裏上到副組長下到實驗室的工人，一定都要是自己人。而且兩個副組長李安鳳、蘇鐵茹也都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幹部子弟，用他們的話說叫“有共同語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的課題組成員是以女同誌居多。這一點也充分體現了於承業的個人喜好：見到了漂亮女人就邁不開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