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林內斯庫的續寫行為顯示出後現代主義在20世紀後半期迅猛的發展勢頭，盡管有關這一概念的內涵及合法性的爭議從未間斷過，但其影響力的擴大表明了西方世界在此階段發生了不容忽視的轉變。在社會層麵，後現代主義或後現代被理解為“從工業社會過渡到以計算機為主的信息社會、從西方文化占主導地位到全球的大眾文化占主導地位”的變化。在文化範疇中，後現代主義則包含著一種對現代文化及以往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和否定態度。比如在其發軔的建築領域，體現為以追求複雜性和趣味來對抗現代主義建築的純粹、單調和貧瘠；在哲學領域，以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觀點直接質疑現代性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s）基礎；而在文學領域，後現代主義的意義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詩學則挑戰了現代主義詩學中的象征主義。除此之外，後現代主義還體現在人們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轉變上，如遊戲化的生活態度，強調“不確定性”、“不可表達性”的表達方式，懸置真理的心態等等。
以上是對“後現代主義”所指對象的籠統描述，可以看到，這一概念所涉範圍極廣，且內涵模糊混雜。學術界始終無法為“後現代主義”清理出一個明晰的輪廓，相關探討繁複異常，充滿爭議。而另一方麵，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後現代主義”這個詞語被廣泛使用，並逐漸泛濫。在90年代的中國，“後現代主義”同樣迅速成為一個熱門標簽，被任意粘貼到各種文化現象之上。
後現代主義的龐大課題在此無法展開探討，以下隻想就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作一簡要交代。思想界有關後現代主義或後現代性觀念的論述，發源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法國，逐漸成為西方學界的一股主要思潮，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諾、福柯、海德格爾、德裏達、利奧塔、鮑德裏亞及眾多門徒。後現代主義者雖然立場觀點各異，但都將矛頭指向了現代性啟蒙話語，以此來反思現代性的內在矛盾和陷入的困境。在此基礎上，他們堅持認為，現代性的目標不可能實現，應當徹底拋棄啟蒙運動的這一方案。他們宣告啟蒙式的現代性已經終結，人類業已或即將進入一個後現代社會。
西方學界中的另一類看法以哈貝馬斯的“現代性未完成”理論為代表。哈貝馬斯認為，啟蒙思想家的現代性理想雖有缺陷，但仍不失為一個富有解放力的方案，其本身並沒有完成，而且它具有開放性，不但沒有結束，還在不斷發展之中。持類似意見的學者們，如列維納斯、阿倫特、羅爾斯、德沃金等等，分別從倫理學、政治哲學、義務論自由主義等方麵，重新清理現代性危機的症結，並開出了不同的藥方，試圖為現代性重建合法性基礎。
概而言之，兩種意見的分歧在於，前者將矛頭指向啟蒙理性本身的致命缺陷，而後者則歸因於曆史發展對其缺乏恰當的運用。前者徹底否定現代性理想的價值，而在後者看來，應該將現代性方案與實際的現代曆史過程區別對待，曆史並未完整實施這一方案，相反，其過程中充滿了對這一方案的歪曲、異化和壓抑。
雙方觀點針鋒相對，構成了當今西方學界的一個中心論爭話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雙方都強調了後現代主義與現代性之間的緊密聯係，即便是後現代主義者，也不否認後現代主義包含在現代性之中。如利奧塔所言：後現代總是隱含在現代裏，因為現代性，現代的暫時性，自身包含著一種超越自身，進入一種不同自身狀態的衝動。……現代性在本質上是不斷地充滿它的後現代性的。
由此可見，利奧塔的後現代觀念所質疑和顛覆的是現代性的啟蒙話語基礎，而當他將現代性視為一個不斷超越自身的動態過程時，他所堅持的後現代主義／後現代性，便成了現代性的新階段：“後現代主義不是處於終結狀態的現代主義，而是處於新生狀態的現代主義”，因為後現代主義所體現的反叛、革新精神，正是極盛時期現代主義的品質。
類似的觀點出現在許多學者不同角度的闡述中。伊夫·瓦岱在探討“現代化”、“現代性”和“現代主義”三個詞中，哪一個能和前綴“後”相匹配時指出：隻有“後現代主義”一詞是恰當的。因為他認為“現代化”和“現代性”都仍在進行中，而“作為一個總是處於迅速變化狀態的世界的公民，我們總是身處現代性之中”。盡管吉登斯對“後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的用法加以區別，但他同樣把後現代性看成“現代性開始理解其自身，而不是對其本身的超越”，因為“我們不但還沒有超越現代性，而且正在經曆著它的激烈化階段”。鮑曼的闡述更為詳盡而生動，他將後現代性視為現代性對自身的反觀：後現代性並不必然意味著現代性的終結或現代性的拒絕。後現代性不過是這樣一種現代的心態：它遠遠地、凝神地和清醒地注視著自己，審視著自己的狀況和過去的工作，它並不喜歡所看到的一切，並感到變革的迫切要求。後現代性是成年的現代性：……後現代性就是向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妥協的現代性；是自我監督的現代性，是有意識地拋棄以前那些無意識所為的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