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韓少功這一時期的小說創作處於官方鼓勵的創作主流之中，他的許多作品發表於權威雜誌《人民文學》上，而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一方麵代表官方的認同，另一方麵也說明其創作同時被文學界人士，包括一些觀念激進的評論者所看好，當然其中還包括讀者的好評。韓少功這一時期的文學成績無疑包含著某種值得探究的複雜性。一方麵，其創作立於官方褒揚之列，作品的選題也大多從反思“文革”和“新時期”建設這兩方麵來配合國家現代性設計的兩大主題，而同時我們仍能從他的小說中讀到官方話語以外純屬個人的現代性思考。作者聲音與官方意識形態的重疊和差異，體現了一個嚐試獨立思考的作家開始在遍布的官方表述中尋找不同的話語內涵，開始對長久以來的堅定信仰加以反省，那是一個擺脫既有思維方式的艱難過程，甚至很多時候這種掙紮並非出自作家的自覺意識，在一些看似主流的文本中潛藏著細節對宏大主題的背叛。
不可否認，在今天來讀韓少功的早期創作，無論在觀念還是表達上都有著那個時代文學共有的激進和幼稚，然而這些作品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作家蠶蛹化蝶式的轉變過程。如何從先前的作繭自縛中蘇醒並掙脫出來，如何在一個自由有限的狹小天地裏學著振動自己的薄翼，如何試以新的眼光來打量這個半舊半新的世界……在這樣一個文學創作的個案中，對於作家寫作狀態的呈現和闡釋，或許比那些漠視語境的否定評斷更有意義。
主流“文革”話語外的罪責反思
對於新時期小說中的“文革”敘述，許子東進行過卓有意義的整理和闡釋。他選取了五十部具有代表性的“文革”背景的當代小說作品，進行抽樣的形式分析，總結歸納其中共通的敘事模式和敘述規則，以此來考察這些個人的“文革”敘述如何參與“文革”“集體記憶”的建構。
所謂的“具有代表性”，在這裏並不是指作品的文學價值高，或受到研究者的好評，而是指這些“文革”小說中，包含了“大多數中文讀者比較願意看到、比較能夠接受的‘文革故事’”。簡單說來，也就是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作品。在這樣的要求下，許子東的篩選標準強調客觀性：全國範圍的獲獎、銷量、引起爭議、受到批評，以及收入選本或被改編成電影等等都是他考慮的因素。
在經過詳盡細致的分析之後，許子東概括出這些“文革”小說中占主流的話語內涵：“以‘忘卻’來‘治療’‘文革’心創，以‘敘述’來‘逃避’‘文革’影響”。這些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作品，在將個人的“文革”經驗轉化為“大眾論述”時，參與建構了有關“文革”的“集體記憶”，其核心也正是“忘卻”和“逃避”。
經過許子東的篩選，韓少功有兩部小說進入“五十部”之列：《飛過藍天》和《馬橋詞典》。但是詳細查閱許子東的整個論證過程，從頭至尾這兩部作品顯然都沒有成為主要的討論對象或有力的論據。作為具有“代表性”卻不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它們遊離在許子東的診斷邊緣，換句話說，在他的考察之中，盡管韓少功的“文革”敘述客觀上有著某種社會影響力，但並不處在參與建構“文革”集體記憶的小說主流話語之內。那麼是因為這些敘述不具有參與建構的能力，還是因為韓少功提供了某個“忘卻”和“逃避”以外的角度，從而被這種以“療救‘文革’創傷”為目的的建構機製所忽略所排除？
除了《飛過藍天》以外，韓少功的許多早期作品都直接書寫“文革”經曆。
從下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些小說雖然稚嫩，但顯然已超越了以展示“傷痕”來聲討並告別這段災難的模式。韓少功的“文革”記憶貫穿著他對“文革”成因的追問，並觸及了一個頗為敏感的問題：誰的罪責？誰為“文革”中造成的傷害負責？誰是“文革”中的罪人？……我以為，“文革”的罪責問題，是韓少功這一時期小說創作處理的重要課題，而正是這一課題的詮釋顯示了他麵對“文革”曆史的態度有別於“文革”小說中的主流話語。
許子東的研究告訴我們，主流“文革”敘述往往忽略或回避對“罪責”問題的正麵接觸。曆史“罪責”往往被轉化為故事中的個人恩怨，然而“文革”結束秋後算賬的情形卻是：在災難之後的反思中，女主人公往往可以找到具體的敵人，而男主人公在反思“文革”時，常常找不到具體的禍首和壞人來對這場災難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