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題所示，李杭育《最後一個漁佬兒》的核心意旨寄托在“最後一個”這一定語上。小說展示了經濟發展時代造成的生態和人情的敗壞，葛川江水被汙染，漁民們紛紛上岸另謀“錢”途，福奎成了葛川江上最後一個漁佬兒，他仍然固執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明知無所希望，隻求能死在江麵上。福奎的命運，是沈從文筆下那首挽歌的回響，葛川江和湘西邊城一樣，代表著逐漸消逝的自由人格和充滿詩意的生存方式。在“最後一個”的悲劇性書寫中，作家表達了內心的矛盾和惆悵：天人合一、悠遊自在的人生，是其心之向往，但他同樣清楚這種傳統生存方式受汙染、被淘汰的命運不可避免。類似的現代性觀察和矛盾情緒，在鄭萬隆（“最後一個鄂倫春獵人”形象）、鄧剛（“最後一個海碰子”形象）、莫言、張承誌等的“尋根小說”中都有所透露。對自然人生的讚美和哀悼在80年代的現代性語境中，體現出作家們對當下現代化發展的反省，他們試圖通過傳統價值的張揚來支撐瀕於坍塌的現代精神世界，然而這種張揚本身也充滿了痛苦與矛盾。
《棋王》講述了“棋呆子”王一生的傳奇故事，背後則隱藏著阿城對“士”於亂世如何自處這一問題的自省和啟悟。王一生家境貧寒，但精於棋藝，後受高人點撥，參悟了棋道的玄妙。因其四處以棋會友屢戰屢勝，以及頗為怪異的脾性而盛名在外。敘述者“我”與王一生偶遇在下鄉的火車上，並成了好友。
一次，當地的運動會上，王一生因故未獲報名資格而不能參加棋類比賽，遂決定私下邀戰比賽的勝者。故事的高潮寫道，王一生以下盲棋的方式，以一對九，大戰比賽產生的高手，結果場內八名棋手相繼服輸，隻有冠軍乞和。
小說《棋王》表麵上是寫奇人軼事，但細讀之下，便能發現敘述者“我”的存在和轉述角色才是關鍵。小說從“我”與王一生的相識開始，到最後的車輪大戰，點點滴滴都在“我”的目光觀照下。王一生與“我”的交往，可以說是“我”不斷反省自身，並獲得啟悟的過程。在王一生身上，“我”所看到的是一種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心境，即便身處亂世仍能獨善其身。而相比之下，“我們”一班知青在動亂的苟且生活中早已為求自保而動搖了處世的原則。那麼王一生是如何達到這種獨立於世的境界的呢？也就是說，阿城在王一生這一形象中存放了何種文化理想？在我看來，可歸為三點。前兩點在文末“我”的感歎中有直接表達：不做俗人，哪兒會知道這般樂趣？家破人亡，平了頭每日荷鋤，卻自有真人生在裏麵，識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在其中，終於還不太像人。
可見，其一在於世俗之樂。即便在家破人亡的亂世年代，也需懂得世俗的樂趣。
小說所寫王一生吃飯的虔誠和精細，“我們”苦中求樂享用“蛇宴”，無不是對世俗精神的張揚，而對於那個以徹底清除世俗空間為任的激進革命來說，更是一大反諷。其二，衣食為本，但又不可囿於其中。在享有世俗樂趣之外，還需有超越世俗的精神寄托。小說寫王一生愛棋，“我”愛書，畫家愛“畫”，這些都是小說人物在革命以外努力保存的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其三，是堅守個人尊嚴和道德自律。王一生雖貧寒雖弱小，但他對孝與義的看重（對母親之孝、對朋友之義），對個人原則的堅持（拒絕通過關係進入決賽），都體現了強大的人格力量。
以上三點，可以說都與中國傳統價值相通。一些評論者將《棋王》歸於張揚道家文化的範本，也有學者從中看到了儒家的處世之道。而我以為，該小說承載的是阿城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整體感悟。小說描寫“我”的觀戰心情時寫道：“我心裏忽然有一種很古的東西湧上來，喉嚨緊緊地往上走。”可以說，我從王一生身上感受到的並不是清晰的價值理想，而是來自傳統內部的強大生命力和精神力量，就像王一生母親留給他的無字棋，象征著精神支撐和動力源泉。我以為，這便是阿城在《棋王》中找到的“根”，一種可以持守的精神根基，不僅能為個人獲得自處於世的內心平衡和充實，更暗示了中國文化在“文革”後廢墟上的重建應尋回最根本樸素的價值依托。
最後要談的作品是常常與《爸爸爸》相提並論的《小鮑莊》。盡管與前兩部作品相比，《小鮑莊》的價值取向頗為模糊且矛盾，但深入解讀之下，可以看出它同樣不是一部對中國傳統價值持否定態度的作品，它所隱含的文化立場與韓少功仍有較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