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視為一切社會必然經曆的發展階段。而反過來看，對那些保持自身特色的前現代地方文化而言，現代化則是一個被“馴化”的過程。脫離“未開化”的階段，則意味著接受現代文明的改造，“馴服”於現代文明的價值標準，同時也必須承擔現代文明的一切弊病。那麼馬橋作為一種前現代的地方文化，在現代性浪潮中將有怎樣的命運？韓少功在《馬橋詞典》中加以設想，並透露出一種複雜的態度。他一方麵對進化論的觀點抱以懷疑，另一方麵對地方傳統價值在現代文化侵入下的命運並不樂觀。小說的結尾部分，敘述者二十年後回到馬橋，重遇馬鳴，他仍然保持著獨特的生活方式，然而有意思的是，敘述者偶然聽到他在“站山”時哼出的小調，居然是當時媒體廣為傳播的流行歌曲《朋友》。敘述者對此並未多作置評，而我以為，這是一個極為反諷的細節。馬鳴可以拒絕一切人類進化形式的幹擾，卻也抵擋不住流行文化的誘惑，可見在全球化時代通俗文化滲透的巨大力量。
現有的評論資料多從對應於國家中心的民間角度探討文本，而在展示了以上三種考察思路之後，下麵將討論重心置於第三對關係上，嚐試通過範圍更廣的文化權力關係來探察處於弱勢的本土／地方文化（local culture）的現代處境。“弱勢文化”或“本土文化”的指稱，與民間文化或前現代地方文化並無衝突，前者強調現代性語境包含的權力內涵，以及前現代地方文化在其中的弱勢地位，而後者則偏重於韓少功有關中國本土文化資源的思考。循著這條思路，我們可以獲知韓少功對於文化權力以及弱勢文化的態度，也包含了他對現代性語境中中國本土文化生存狀況的關照。更為重要的是，這條思路將觸及許多90年代中國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問題。前現代的民間文化是否還有保存的價值？本土文化對當下中國的現代性建設有何意義？知識界在這些問題上存在巨大的觀點分歧，這一點我們同樣可以從不同批評者對《馬橋詞典》的解讀差異中看到。
二、語言與權力
（一）語言的權力品格
“話份”是“馬橋詞彙中特別緊要的詞之一，意指語言權利，或者說在語言總量中占有一定份額的權利”。盡管韓少功的這一定義有些詞不達意，但從他進一步的解釋可以看出他所探討的正是眼下越來越被重視的文化現象——話語權力問題：下文將同時使用“民間文化”、“前現代地方文化”、“弱勢文化”及“本土文化”等概念，均指稱同一個討論對象，區別則在於發言的角度不同。
有話份的人，沒有特殊的標誌和身份，但作為語言的主導者，誰都可以感覺得到他們的存在，感覺得到來自他們隱隱威權的壓力。……相反，一個沒有話份的人，所謂人微言輕，說什麼都是白說，人們不會在乎他說什麼，甚至不會在乎他是否有機會把話說出來。
顯然，韓少功談論的是特定的人在言語行為中掌握的一種“權力”，並非個人在語言中分配所得的“權利份額”。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掌握這種權力？韓少功繼而解釋了“格”的詞條：一個人的資曆、學曆、出身、地位、信譽、威望、膽識、才幹、財產、善行或者劣跡，甚至生殖能力等等，都會使他的格發生變化。格又跟話份互為表裏和因果，有格的人自然有話份，有話份的人肯定有格。
聯係這一詞條，“話份”的權力內涵便更為清晰。“格”相當於資格，可看成是掌握權力的種種條件，隻要在某一項上勝於他人，便能成為有資格說話，或說話有分量的人，便擁有了話語權力，便可剝奪無“格”之人的話語權利。
比如說，馬橋的黨支書本義，是馬橋最有話份的人，“無論何時說話，都落地有聲，一言九鼎”。他的耳朵有點背，把毛主席語錄中的“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聽成了“路線是個樁，樁上釘樁”。有意思的是，這一明顯的錯誤，就因為出自他口，便被馬橋人深信不疑，反而嘲笑知青們的糾正。顯然知青在馬橋是沒有話份的。馬橋的明啟曾在鎮上學會了做饅頭，公社開大會的時候便會被叫去，他因此有了很大的“格”，在馬橋也很有話份。後來因為貪財貪色，惹了禍被革了工，回到馬橋。馬橋人稱之為“失格”，明啟的話份也就被徹底剝奪，說話越來越小聲，開會的時候被本義一次次嗬斥。
韓少功有關“話份”一詞的闡述告訴我們，言語行為並非平等的交流過程，而是一種權力的運作。如Pierre Bourdieu所言：話／話語（utterance）不僅是被理解和被破譯的符號（signs），它們也是財富的標誌（signs），被用來評估和鑒別，也是權力的標誌，被用來相信和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