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博學的名姬，一個思想自由的教士，一般耶穌會的神甫，服爾德所受的這種教育很可說明為何他是當時完滿的代表了。人家說十七世紀是路易十四的世紀，十八世紀是服爾德的世紀。這是不錯的。在一個中產階級議論是非的時代，他便是一個議論是非的中產者；在一個宗教論爭最劇烈的時代，他便是最熟悉論爭，關心宗教而反宗教的人；在一個古典主義的時代，他便是一個古典主義者，一個前代規律的承繼人；在一個科學萌芽的時代，他雖非專門學者而確是博聞強記的愛好者與宣傳家。走出校門時他對於自己的才力已有充分的把握。父親叫他選擇一種職業，他答道；“除開文人以外，什麼職業我都不要。”
書吏阿魯哀（他在兒子讀書的時節已經買了一個司法的缺份）原希望兒子成為一個法律家。但一個輕視一切的青年，怎能叫他在法科學校中留得住呢？人家向他解釋法律家可有如何崇高的地位，他卻置若罔聞的答道：“告訴我的父親，說我不要買得來的尊崇，我會不費一文的自己掙取尊崇。
先是由於夏多紐夫的提攜，不久靠著他引人入勝的思想，他從二十歲起已經為王公貴胄的座上客，老詩人旭利曷周圍盡是一派奢華放逸的空氣，服爾德就是耽溺在這種環境中。他見到龔底親王與王陶姆公爵，他替時髦女子修改詩文，在一個威武不足聰慧有餘的男子，這倒是取悅女人的一種方法。他寫了一出題作《奧第伯》的悲劇，自以為新奇可喜，因為如古希臘人的作品一樣，其中亦有合唱。少數旁人對他的讚美使他欣喜欲狂。他開始運用諷刺、短詩、妙語，來養成樹立敵人的巧妙的藝術。貴族們與他結為朋友，他亦居然和他們分庭抗禮。在用餐時他對眾人說：“我們在此都是親王呢還是詩人？”貴人的薄情與倣慢的滋味，他還不曾嚐到呢？
其實，要是夏多紐夫不當荷蘭大使不把他帶去充隨員的話，他二十歲時早就嚐到這種滋味了。年輕的阿魯哀當隨員麼？因了人家的寵愛，因了自己漂亮的抒情天才，因為能寫情詩，他居然當起隨員來了。但這個隨員是情緒豐富的，在癲狂的外貌下麵卻是正經得可怕。談戀愛稍嫌脆弱，做工作倒夠結實了。隨員麼？其實更象一個教會裏的學習修士，他的宗教在本身沒有變得熱狂的以前是專門攻擊熱狂的信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