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生活壓力和生活成本普遍偏大的城市居民相比，農民擁有更多的閑暇時間，大眾文化由於具有通俗性而更易被農民接受以打發農閑時光。關於大眾文化的“雅俗之辨”一直以來都是學者們爭執的主要焦點，本書無意於介入學者們對於大眾文化的貶斥或褒獎。為了更好地表明觀點，在此將大眾文化簡單分為世俗文化和低俗文化兩部分。世俗文化是與神聖文化、高雅文化相對而言的，大眾更易理解和接受這種文化。具體來說，世俗文化是大多數人在工作之餘消磨時間的方法，包括通過視聽和閱讀途徑得到娛樂的文化形式，也包括眾多民間傳承已久的文化形式，如口頭技藝、評書相聲、秧歌雜耍等。這些文化形式都以提振人的精神生活、教化從善從德為目標，蘊涵著高雅文化可以從中借鑒的營養和價值。而低俗文化雖借用世俗文化的某些形式，卻違背社會的公序良俗與道德底線，肆意踐踏曆史形成的各種文化價值觀念，放棄對精神生活的追求。但是，有一個社會現實卻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當代大眾的世俗文化正在發生由美向非美、美向醜、從“雅趣”到“畸趣”、從崇高向平凡的轉變。“曾幾何時，美和藝術是人類牢不可破的烏托邦和避風港。然而在商品經濟的侵蝕下，美和藝術在一夜之間就告別了傳統，而急不可待地走向市場和消費。”當崇高與審美逐漸退出大眾文化舞台，醜惡與低俗必然會粉墨登場。同理，鄉村文化陣地不為先進的、健康的、高尚的文化所占領，便會被落後的、腐朽的、低俗的文化所侵占，人們的感覺和趣味越來越低俗化、官能化和鈍化，最終對真正的審美失去了興趣。低俗文化猶如“溫水煮青蛙”，極易麻木人們的思考和眼光，讓人毫無警惕地失去道德方向和價值標準，喪失對文化價值觀的認同和追尋。
近年來，鄉村社會麵臨著文化的貧瘠和虛弱，文化低俗化、迷信化傾向開始抬頭，甚至有人這樣形容農民的文化生活：夜晚無娼可嫖的農民隻好去看戲賭博。低俗文化在鄉村社會的泛濫現象主要表現在：曾經銷聲匿跡的賭博、迷信基本主宰了農民的閑暇時光，甚至還占據了地方官員的思想空間。偽科學文化也乘虛而入，對農民進行精神控製，其根本目的是謀取經濟利益，卻貽誤他人健康和幸福，甚至使人失去生命，嚴重破壞了家庭和睦與社會穩定。靠低級趣味甚至黃色、淫穢表演來吸引觀眾拚湊起來的草台班子也逐漸在市場競爭中壯大起來，逐步從地下走向地上，從節日廟會延伸到百姓的紅白喜事。《合肥晚報》曾經發表文章對鄉村社會的“醜文化”表示了擔憂：夜幕低垂，空氣中還彌漫著煙花的火藥味，演出正式開始。剛開始還隻是演唱一些流行歌曲、表演一些簡單的魔術，隨著時間的推遲，壓軸戲終於上演：一個中年婦女躍上簡陋的舞台，穿著三點式在台上極盡扭捏之態，腰間的“呼拉圈”很快逼走了不少人。隨後，大棚裏的音箱聲音繼續震天響，台上又上來幾名穿“三點式”的女青年，時而瘋狂地搖頭，時而前後搖擺身體，並做著挑逗性的動作，不堪入目。文化貧瘠的群眾不知不覺從傳統道德的操守中跌進了庸俗文化的市場陷阱。
大眾“醜”文化不僅絲毫不會有益於文化的繁榮，而且會對文化繁榮帶來直接的危害。因為，“醜”文化雖然假借文化之名，但它卻與一切富有積極意義的文化價值觀背道而馳，使廣大農民精神空虛、身心受害、意誌衰退、行為失控，使人的精神生活向著本能的動物性行為全麵倒退，直接妨礙了科學文化思想的傳播，影響了農民對新生活方式的選擇，汙染了鄉村社會風氣，製約了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健康發展，嚴重擾亂了鄉村社會經濟發展秩序，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的重要阻滯力量。
2.大眾文化對農民精神生活的衝擊
馬斯洛在批評當代大眾文化的價值取向所麵臨的困境時指出：“我們時代的根本疾患是價值的淪喪，諸如抑鬱頹廢、道德沉淪、空虛絕望、缺乏值得信仰和值得為之奉獻的東西等等。這比任何時候都嚴重。”不可否認，大眾文化在“一個舊的價值體係已陷困境，而新的價值體係尚未產生的斷裂時期”，對農民的精神生活形成了極大的衝擊。
首先，大眾文化的城市化與西方化特征阻礙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傳播。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生態中，總是存在著大量的文化衝突乃至對抗的事實。大眾文化以城市文化為基礎，宣揚的是城市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價值理念和文化形式，放逐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念和固有的神聖崇拜。由於大眾文化大量宣揚以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而且沒有得到有價值的、中肯的分析和批評的西方文化霸權主義作品，結果導致“熱衷於消費實踐、文化身份的碎片狀態、中心的喪失、穩定的共同文化價值強加於其他文化之上”。以西方價值為主導的大眾文化在鄉村社會的大肆傳播，致使農民的價值信仰和文化觀念在多元文化的衝擊下趨於多元化，從而製約鄉村文化發展，實現了對鄉村文化的“社會整編功能”。“資本主義文化渣滓始終得不到堵源截流式的致命打擊，依然在銷蝕著我們民族文化的領地，銷蝕著我們民族的靈魂。”這就使得政治修養和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民喪失自己的政治警惕性，由淺層次審美文化上的認同發展成為深層次政治上的認同。在大眾文化精神的浸淫下，農民的民族精神變得相當模糊乃至淡化，逐漸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對社會主義製度和共產黨的領導產生懷疑、動搖，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受到了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