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人類一項曆史悠久的實踐活動，中國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和西方古希臘時期的泥板文書，是人類最原始的寫作形式。“口言以明誌，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漢朝王充《論衡·自紀篇》）寫作伴隨著文字的產生而出現，隨著社會的不斷演進，寫作逐漸成了傳播和積累文化知識的最重要手段。
寫作是學校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之一。寫作是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的語文知識、技巧來表達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活動。字、詞、句、標點、書寫和篇章結構，形象思維、邏輯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生活經驗和人生感受，知識麵，審美能力，等等，均可在寫作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體現。寫作也是衡量學生語文知識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
在中國教育史上，寫作教學是最早開創的學科門類之一，迄今已有三千多年曆史。有史可考的、較為正式的寫作教學形式則肇始於奴隸製社會鼎盛期的西周，在後來孔子的私學中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言語”。
封建社會的建立客觀上推動了寫作教學的發展，隨著政府公文製度、科舉製的創立和完善，寫作逐漸成為一門主課，遠非其他學科可以相提並論。
明清以降，為科舉服務的寫作教學繁榮到了極致，當然其腐朽也是登峰造極的。清末的廢科舉、禁八股，“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使得寫作教學指導思想發生了質的轉變，從功名、應試轉向了文章、實用，出現了革新的氣象。“廢科舉、禁八股”這些寫作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距今已有百年，照理八股文應遠離我們了，但事實上八股文風形去而神留，報章媒體時不時批一下八股就是一個很好見證。在中小學作文教學中，八股也有很強的適應性。目前，也有教師借“減負”之名為學生定做了針對性極強的文章格式，例如：“本文通過什麼什麼，敘述了什麼什麼，表達了什麼什麼，反映了什麼什麼，揭示了什麼什麼，讚美了什麼什麼，抨擊了什麼什麼。”還有，一些老師這樣教導學生：以後遇到像“責任”這樣的作文題，就按照“談談孔繁森，批判王寶森，想到錢學森，聯係中學生”的程式來寫。
當然，應試體製是造成這種現狀的主要原因，它迫使語文教師不得不圍繞應試殫精竭慮。而相當一部分的寫作教學改革是在對前人和國外的實踐以及成敗得失知之甚少的情況下進行的，所做的往往是重複性低效研究，甚至重蹈覆轍。麵對21世紀信息化社會的挑戰，如何回應未來社會對寫作的新需求，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寫作教學改革的現實與未來，呼喚著科學的寫作研究，更期待著心理學與寫作研究的緊密結合。
寫作研究有一個漫長的過去，回溯漫漫曆史長卷，從中國的《論語》、《尚書》、《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昭明文選》、《文說》、《文章指南》、《論文八則》，到西方的《詩學》、《大教學論》等，無不閃爍著寫作研究的真知灼見。然而，中西方由於曆史文化社會等因素迥然各異，寫作研究取向也有很大不同。漢語生長於中華民族文化的意義結構之中，它的語詞、語義、語法和修辭相對於西方語言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如強調語言的整體性、流動性、模糊性和內在性，崇本息末而非窮究事理，和諧大度而非斤斤計較，重情感感受而非認識摹擬。因此，中國的寫作理論不像西方那樣有一種形式上的係統，但有一種內涵上的係統。西方的寫作研究一直遵循邏各斯傳統，而中國則是一種詩化的傳統和結構，特別崇尚感悟。
一、中國古代寫作研究的演變與特征
中國是文章古國，也是文章大國。“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就是表達了這個意思。自西周、秦漢以降，古代作家、學者關於寫作理論和實踐的著述汗牛充棟，數量之巨，世所罕見。
（一）寫作研究的創立
從時間脈絡上看，西周（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是我國寫作教育和研究的發端時期，其主要思想特征是倡導教化和修己。教育目標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其重心在於通過“修己”而達到“治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禮記·大學》）這一時期，人們開始對寫作本質、關於文章與寫作學習的價值、文章的形式、文章的文與質、寫作教學等方麵開始了最初的思考。例如，認為寫作本質應該是：“詩言誌”（《尚書·舜典》），“法先王、順禮義”（《荀子·非相》），“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荀子·正名》）。這些為寫作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石，開“立誠”、“求真”與“文以載道”、“文源於道”等寫作觀之先河。先秦諸子普遍關注文章的文質關係，特別是語言的表述、運用問題。儒家學者認為文與質是不可分的，如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而老子、莊子、墨子等則認為言與意是可分的，如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他們把語言看作是一種純粹的媒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