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是個文學青年，從高小開始就歡喜寫點所謂“文章”，但無非是自娛自樂而已。進入高中以後，山河破碎，家人離散，曆事漸多。特別是兩次被學校開除，浪跡江湖，備嚐艱辛，更有意在寫作中尋求慰藉。1948年冬前往中原解放區前，曾自輯曆年文稿一厚冊，題曰：“晝夢錄”，無非是記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也從未想過出版問世。因此，“文化大革命”後經審查歸還各類文稿、筆記，除保留“張謇傳稿”外，其餘文字資料均付之一炬。這種行動可能極其魯莽而又愚蠢，但曆經劫難之亂世人的複雜心情，並非常人常態所易理解。
其所以取名“晝夢”，多少帶有一些自省、自責乃至自謔意味。我早年讀過屠格涅夫的小說《羅亭》，覺得自己也有羅亭那樣的性格弱點，追求真理，熱愛自由，但卻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勇於思而怯於行，因此才四處漂泊，一事無成。小說的結語是：“願上帝幫助所有無家的流浪者”，亦曾在我內心深處引發強烈的回響。我甚至羨慕屠格涅夫以後再版時為羅亭增添的最後結局：在1848年巴黎巷戰中陣亡，臨終手中還握著一麵紅旗；心想這未嚐不是我較好的人生謝幕。
革命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少年時代的夢，似乎一個一個破碎了，想當高爾基式的作家，想當雷馬克式的戰地記者……都成為虛無縹緲的幻影。我已成為浩浩蕩蕩革命隊伍中的一員，並且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革命事業。我不再有獨自的打算與追求，而是把革命需要與組織分配當做自己心甘情願的選擇。我留在最不想留下的城市，從事我從來沒有想幹過的工作。我不再浪蕩江湖，到處漂泊，就在這個城市結婚生女，成家立業，老老實實在一所大學教書，日複一日，年複一年，不知不覺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人生似乎是平凡的，但平凡中又蘊藏著高尚與幸福，因為我仍然擁有自己的夢，這個夢不同於少年幼稚的夢，可以說是伴我成年後的終生，這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我對共產主義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以人的全麵完善為基礎的全人類最後解放，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中實現公平分配、社會和諧與世界和平。這個夢似乎非常抽象，非常遙遠，但我深信將來一定可以化為現實，因為全世界人民都在期望這個理想的實現。我已不再是少年時代的羅亭性格，我踏踏實實過好每一天，學習著，工作著，快樂著。盡管現在的世界還存在著太多的邪惡與黑暗，但我相信終究將會出現一個充滿真、善、美的新世界，而貝多芬為席勒《歡樂頌》創作的巔峰之作《第九交響曲》必將響徹寰宇！
我想把這本文集取名為《尋夢無痕》，這不再有少年時代幻想破滅的消極意味。大約是在2004年的秋天，我突然萌生尋根的興趣，遂與妻子去太原郊區尋找剪子灣沙河村祖墳。因為抗戰前每年清明時節，家中老輩都會派人前去祭掃。非常感謝時任山西大學副校長的行龍教授，在他的周密安排並親自陪同下，居然找到了沙河村舊址，但行政建製已經改名為剪子村。這當然是意外的驚喜。不過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社會變遷，此處已被房地產商人開發，成為大片大片高樓大廈的住宅區，不複是當年的荒郊野外，舊塚新墳……幾位年逾70的老人都曾見過我家的祖墳，記得起還有幾座石俑、墓碑，但眼前除當年“墳親”（守墓人）後代尹才智老人所住幾孔相通的傳統窯洞外，已經沒任何其他曆史遺存可以引發思古之幽情。據說，就連這個幾孔窯房亦已列入城市規劃公路線內，以後再來，連這丁點曆史遺存痕跡也將蕩然無存。
我的祖輩從12世節文公開始，曾有3代十幾口人生活並終老於太原。從13世怡棠公開始，繼續往大西北遷徙，首先是遊宦於甘肅蘭州，隨後又隨左宗棠大軍進駐酒泉。大約是在1876年，14世維藩公又隨大營征戰於新疆各地，主要是在冰天雪地大戈壁上專司軍需物資長途轉運。怡棠公父子三人在甘肅生活甚久，在新疆參戰與屯墾亦曆有年所，直到1881年才隨同左宗棠回到夢魂縈繞的江南故土。2006年初秋，我與妻子在陳才俊教授的熱心陪同下，從烏魯木齊經哈密、酒泉，又登嘉峪關，從敦煌乘出租車越大戈壁，循祁連山脈尋找祖輩走過的足跡，但也隻能在嘉峪關等曆史遺址遙思他們的金戈鐵馬征戰生活與遺存詩文而已。令人遺憾的是，連左宗棠的相關曆史遺跡都所剩無幾，蘭州貢院至公堂懸掛的僅有的一副左宗棠手書木質長聯已經開始腐蝕漫漶，當年西征壯士似乎已被熱衷於時尚消費的當代中國人所遺忘……
時代在不斷發展，現代化的大潮席卷城鄉各地，城市建設堪稱日新月異。曆史遺存不可能也不需要全部保存，但號稱文明古國後裔的我們也太不珍惜曆史、守護曆史，很多城鎮大拆、大遷、大建，一方麵，悍然毀滅本真文物；一方麵又粗製濫造所謂“重建文物”，乃至曆史風韻蕩然無存。所謂“尋夢無痕”者，無非是有點牢騷，再加上羞於無奈。既無悲歡，更非消極。我從小就歡喜魯迅經常引用的那句話“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即以此語作為序言的結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