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作為“價值”核心的牧口常三郎先生，堅決反對日本對中國與亞洲的侵略戰爭。並且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年創立創價學會，終於在1943年被捕入獄，1944年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病死於獄中。當時，已經發展到3000餘人的創價學會，在軍國主義的白色恐怖下幾乎瀕於瓦解。與老師同時被捕入獄的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先生堅強不屈地活到日本戰敗之年，並且在獄中讀完《法華經》，進一步理解“佛即生命”。出獄以後，他重新振興創價學會，並且在1956年的機關雜誌《大白蓮華》上宣布自己的“協作與共存”理念：“不能為了日本民眾的幸福而犧牲其他國家民眾的幸福，也不能為了美國民眾的幸福犧牲日本民眾的幸福。要實現一個世界人民都能幸福快樂繁榮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也都能幸福快樂”。1957年，即戶田先生逝世的前一年，他麵向5萬青年莊嚴地發表《禁止原子彈宣言》，這可以看做是創價學會從事和平運動的源頭。
池田先生接任第三任會長以後，把創價學會發展與促進世界和平更為緊密地結合起來。他認為：“我們要超越國家和體製的壁壘，播種和平與友誼的種子。希望通過這對話，通過信義之心，將這個割裂的世界連接起來。”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滿腔熱忱，不辭辛苦，走遍世界各地，到處播灑和平與友誼的種子，嘔心瀝血為人間增添祥和。創價學會如火如荼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創價學會國際組織（SGI）的正式成立，標誌著創價學會已經成為世界和平運動的強大支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池田先生為促進世界和平偉業而作出的貢獻，已經極為出色地實現了老師當年的遺願。
盡管我為世界和平所作的貢獻不能與池田先生相比，但也有一位深受人們崇敬的老師——貝德士博士（Dr.M.S.Bates）。他於1897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一個傳教士家庭。1916年在本地哈萊姆學院本科畢業，隨即得到羅茲（Rodes）獎學金到牛津大學專攻近代史，1920年以優異成績獲碩士學位。就在這一年自願接受教會派遣，來到中國南京金陵大學工作，直至1950年被迫離華返美，前後有30年之久。1946—1948年，我曾就讀於金陵大學曆史係，有幸得到他的教誨與關切，給我留下頗為深刻的印象。
但是，貝德士老師對我的重要影響，並非在他生前而是死後。1988年夏季，我利用學術休假前往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查閱中國教會大學曆史文獻，無意之中突然發現貝德士博士的檔案全宗，其中竟然包含他保存的1937年12月至1941年有關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大宗實錄。正是透過這些充滿血淚與悲憤的文獻，我才真正認識了自己的老師。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金陵大學於11月全校西遷。貝德士其時尚在日本訪問，奉校長之命趕回南京以副校長名義守護校產。他是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Nanking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Committee）的創建者之一，隨後曾任該會主席。當日軍在南京大肆燒殺淫擄時，他和這20餘位外國人士組成的小團體，還有一些與他們同樣勇敢獻身的中國同事，夜以繼日地從事救援工作，把難民接到安全區，千方百計為他們謀求住所與食物。他們不顧個人安危，努力救援那些在恐怖浪潮中曆經苦難的受害者，常常在日軍刺刀與華人受害者之間，用自己的懇求、爭辯乃至身軀去保護難民。貝德士的信念是：“宗教信仰認為善事是由於其自身的原因而值得去做，即令是在一個邪惡統治的世界。”他曾在南京最為混亂而又悲慘的日子裏，對遠處的友人傾訴心曲：“我同其他人一樣明白整個局勢的嚴重與黑暗，在這裏很難找到公理與正義。個人自身的問題早就有了回答。基督徒努力履行自己的職責，用不著為自己的生命擔憂，隻會為自己難以滿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愧疚。”
貝德士是真誠的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他的感情是超越國界的，他熱愛中國人民，也熱愛日本人民，當然也熱愛美國與其他各國人民。他希望中日兩國之間友好相處，更希望世界各國之間友好相處。他在日軍殘暴統治的人間地獄——南京，向全世界發出悲壯的宣告：“給全球以和平，給人類以慈悲（Peace on earth，good will to men）。”他反對戰爭，但不是不分是非地籠統反對戰爭，而首先反對的是以強淩弱的侵略戰爭。1937年夏，是他在日本最早發出日本侵華戰爭迫在眉睫的信息；1938年初，又是他最早向全世界揭露日軍在南京大規模屠殺中國平民的慘痛信息。還是他在1946年東京審判中作為證人為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仗義執言。他麵對暴力而無所畏懼，鼓勵人們：“勿被邪惡征服（Be not overcome of evil）”，而且還要努力“以善勝惡（Overcome evil with good）。”正是這種偉大的精神力量，鼓舞著國際委員會這個小小的群體，為援救數十萬南京市民而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不屈不撓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