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以來的新詩，我讀的不多。前些日子從朋友處借了些來看，並見到了《文藝月刊》七月號裏的《四年來的新詩》一篇論文（論文題目大概如此，作者的名字已經記不起了），自己也有些意見。現在寫在這裏。
抗戰以來的新詩的一個趨勢，似乎是散文化。抗戰以前新詩的發展可以說是從散文化逐漸走向純詩化的路。為方便起見，用我在《新文學大係詩集·導言》裏假定的名稱來說明。自由詩派注重寫景和說理，而一般的寫景又隻是鋪敘而止，加上自由的形式，詩裏的散文成分實在很多。格律詩派才注重抒情，而且是理想的抒情，不是寫實的抒情。他們又努力創造“新格式”；他們的詩要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和“建築的美”——詩行是整齊的。象征詩派倒不在乎格式，隻要“表現一切”；他們雖用文字，卻朦朧了文字的意義，用暗示來表現情調。後來卞之琳先生、何其芳先生雖然以敏銳的感覺為題材，又不相同，但是借暗示表現情調，卻可以說是一致的。從格律詩以後，詩以抒情為主，回到了它的老家。從象征詩以後，詩隻是抒情，純粹的抒情，可以說鑽進了它的老家。可是這個時代是個散文的時代，中國如此，世界也如此。詩鑽進了老家，訪問的就少了。抗戰以來的詩又走到了散文化的路上，也是自然的。
從新詩開始的時候起，多少作者都在努力發現或創造新形式，足以替代五七言和詞曲那些舊形式的。這種努力從胡適之先生所謂“自然的音節”起手。胡先生教人注意詩篇裏詞句的組織和安排，要達到“自然的和諧”的地步。他自己雖還不能擺脫舊詩詞曲的腔調，但一般青年作者卻都在試驗白話的音節。一般新詩的形式確不是五七言詩，不是詞曲，不是歌謠，而已是不成形式的新形式了。這就漸漸進展到格律詩。格律運動雖然當時好像失敗了，但它的勢力潛存著，延續著。象征詩開始時用自由的形式，可是後來也就多用格律了。
抗戰以來的詩，注重明白曉暢，暫時偏向自由的形式。這是為了訴諸大眾，為了詩的普及。抗戰以來，一切文藝形式為了配合抗戰的需要，都朝普及的方向走，詩作者也就從象牙塔裏走上十字街頭。他們可也用格律；就是用自由的形式，一般詩行也比自由詩派來得整齊些。他們的新的努力是在組織和詞句方麵容納了許多散文成分。艾青先生和臧克家先生的長詩最容易見出。就連卞之琳先生的《慰勞信集》，何其芳先生的近詩，也都表示這種傾向。這時代詩裏的散文成分是有意為之，不像初期自由詩派的隻是自然的趨勢。而這時代的詩采用的散文成分比自由詩派的似乎規模還要大些。這也可以說是民間化的趨勢。抗戰以來文壇上對於利用民間舊形式有過熱烈的討論。整個兒利用似乎已經證明不成，但是民間化這個意念卻發生了很廣大的影響。民間化自然得注重明白和流暢，散文化是必然的。而朗誦詩的提倡更是詩的散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節目。不過話說回來，民間形式暗示格律的需要，朗誦詩雖在散文化，但為了便於朗誦，也多少需要格律。所以散文化民間化同時還促進了格律的發展。這正是所謂矛盾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