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華騰
馮峰博士的新作——他在複旦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就要出版了，非常高興，特向他表示祝賀。這篇論文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汗水，是他數年求學的結晶。我近水樓台，先睹為快。讀後有諸多感想和收獲，可作為本書的序言，或為讀者的導讀。
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就最關注國家的命運，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是也。近代更甚。自1840年英國資本－帝國主義用大炮打開中國閉關的大門以來，帝國主義列強侵華，持續不已，且越來越嚴重，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國難當頭，救亡就成為知識分子麵臨的第一主題。如果說甲午戰爭的失敗，馬關條約的簽訂，割台灣、賠巨款是給中國人以強烈的震撼，“喚起三千年中國之大夢，始自甲午戰爭一役，”（梁啟超語）康有為、梁啟超開啟了近代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之際關注國家命運和幹涉國家政治生活的話，那麼後繼者的愛國運動風起雲湧，史不絕書，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廣泛。最重要者如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等。
1930年代中華民族的危機，中國的國難，超過任何一個曆史時期。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我東北，繼而控製我華北五省，扶植漢奸偽政權，平津危機，華北危機。作者就選擇了這一特定的曆史時期，以思想界為視角，研究知識分子關於中國政治出路有關問題的論爭，從知識分子不同群體複雜的論爭中，梳理出清晰可見的脈絡來，向世人展示出作為中國脊梁的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的民族危機中的政治見解和各種救國方案。如果說公車上書運動、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等主要是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直接的愛國感情和愛國行動的話，那麼作者這裏表達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理智、理性更加深刻的愛國的另一麵。
盡管作為四萬萬人口大國的中國來說，教育極端落後，知識分子人數不多，但經過清末的廢除科舉，大辦新式學堂，鼓勵出國留學，幾十年間還是培養了一大批新型知識分子。這批知識分子分別在不同的崗位，從事不同的工作，分別發表不同的政治見解，如果將他們的言論和見解都進行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話，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作者這裏選擇了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和代表——大學教授、知名學者、新聞記者、報刊編輯等，以他們創辦的幾種刊物《獨立評論》、《再生》、《時代公論》、《大公報》、《國聞周報》為研究對象，可以說獨具匠心。
國難中的1930年代，思想界關注和討論的問題很多，幾乎涉及到國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麵麵。作者將其概括為四大方麵：一是在國難危機下，知識分子普遍要求國家意識，這是國家問題；二是對國民黨“訓政”體製的態度，要求國民黨盡快結束“黨治”，實行憲政，這是政黨問題；三是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這是政府模式問題；四是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態度的認識，這是社會改造問題。這就是思想界關注和討論的主題，基本涵蓋了中國政治向何處發展的各個方麵，體現了思想界對於中國政治出路思考的深度和廣度。這樣的概括，是基本準確的。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時代變了，所麵對的問題也相應發生了變化。討論30年代思想界關注的主要問題，自然是在20年代的基礎上進行的。所以作者這裏不是孤立地討論30年代思想界關心的問題，而是先將20年代思想界關注和討論的問題進行概括地介紹，交待了如何由20年代討論的主題過渡到30年代討論的問題，並對兩個年代所關注的不同問題進行了比較。作者指出，20年代思想界的主題，是以學術研究的方式促進思想解放，30年代的主題，則在於對中國政治問題的思考，而尋求中國現代化的方向。也就是說，1920年代為新舊思想之爭，1930年代則為救亡圖存之思考。國難危機成為促使思想界主題由學術思想轉向政治問題的關鍵。而契機就是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者發動的九一八事變，使中國喪失了東北的大片國土。緊隨其後的一二八上海抗戰，完全打破了國家正常的政治、社會秩序，一時間國難危機的呼聲傳遍了黃河上下和大江南北。國民黨政府召開國難會議，思想界也把目光轉向解決國難的辦法，整個國家的憂患意識徒然提升。九一八事變造成了中華民族最嚴重的國難，給中華民族以最強烈的震撼，亡國滅種的危機就在眼前，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能再坐視了，何況知識界！有學者（傅斯年）將九一八事變的影響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十月革命相等同，可見九一八事變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