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餘的麥穗
刁鬥
寫小說的妙趣之一，是它總能以種種稀奇古怪的方式給你帶來神秘體驗，讓你驚訝精神活動之委曲，感歎心靈世界之詭譎。我喜歡神秘。
二〇〇〇年夏天，我電腦出現過一次毀滅性“崩盤”，抹去了那之前我寫在電腦裏的全部文字。懶惰的我沒任何備份。當時，我寫了一篇萬字長文，哀悼我電腦裏的二三十個小說開頭，思考我寫作中遇到和想到的種種問題。那篇文章叫《消失的小說》，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停工待料的原因很多，但我敢肯定，絕不是我對文革故事喪失了興趣。不，在我的寫作曆史上，以後，若由於才力不逮，我隻給自己一次把小說寫成批判稿或控訴書的機會，我所選擇的內容，也不會是直接危及到人的/我的當下生存的任何事情，而隻能是貌似遠去的文化革命。
引發我這番意氣之辭的，是一部叫《安樂窩九號》的長篇開頭，有三萬餘字，它將講的，是一幢陳舊破敗的住宅樓裏各色人等的文革故事。它起筆於毛澤東發動文革三十周年。我以為它在我的寫作史上已成死胎，因為從它的雛形看，它的確有批判稿與控訴書之嫌。我的藝術道德不允許我拿批判稿控訴書濫竽充數。但寫作的神秘性在此彰顯，我自己都沒想到，數年之後，它竟能長成個近三十萬字的壯年男子，名字也變成了《我哥刁北年表》。
我這樣說，不是要表明“安樂窩”和“我哥刁北”是同一篇小說。我很清楚，即使“安樂窩”最終被我搭好建成，它與“我哥刁北”也非同類，從故事設計到結構方式，從出場人物到情節安排，從敘述語調到風貌旨趣，它們不會有半點相同。那我為什麼要把它們中的前者看成後者的胚胎，又把後者看成前者的果實呢？
容我慢慢道來。
《安樂窩九號》也不是開始就叫這個名字，在它隻是一片空無時，在它隻有幾百幾千字時，在它超過了一萬字兩萬字時，它也叫過《節日》和《饕餮》，如果它沒夭折於三萬字，而是徑直長成了三十萬字，我不知道它還會不會叫別的名字。叫什麼也許並不重要。但命名從來都是儀式，而儀式，正是神秘的因或者果。是這時，發生了電腦“崩盤”事件，“安樂窩”隨即化為廢墟，“這一條”通往神秘的寫作之路仿佛斷了。它沒斷。我說過，我電腦裏和“安樂窩”一道化為廢墟的，有二三十個開頭，時間一久，在我記憶裏風化湮滅，成了它們唯一的命運。這很正常，時間是死亡的秘密戀人。可再謹慎的私情也能導致懷孕，而拒絕婚生，恰恰是許多藝術品的光榮所在。“安樂窩”成了奇跡的幼芽，它沒像它的同伴那樣成為“消失的小說”。是的，它實在的生命確已消失，但死亡與時間這對喜歡惡作劇的父母，卻把它作為一粒虛有的種子留了下來，誘惑般地，向我展示和開啟它的頑強。其實我看不清它，就像看不清陽光如何驅除黑暗，微風怎樣拂過麵頰，但陽光的明亮與微風的涼爽，我又確實能感受到。套用瓦爾特·本雅明那個著名的比喻就是，“安樂窩”在我心中展開的方式，不是由一隻紙船展開為一張白紙，而是由一株花苞展開即綻開為一朵鮮花。它不作為具體的構想存在於我頭腦中，而是作為飄忽的幻影、模糊的意念、無形狀的呈示與不確定的發現，存在於我的感覺之中。感覺是我生命的養分，尊重它是我的不二選擇。就這樣，“安樂窩”這顆時間與死亡私孕的種子，借我之腹發育了起來，漸漸地，我終於能看清它了，看到它正由一隻青蠶變成飛蛾，正由一幢陳舊破敗的建築變成一個命途多舛的壯年男子。二〇〇四年初，我再度開始分娩它，並以《我為我哥寫悼詞》對他重新命名。大約又是寫出三萬字後，我腹中另一粒虛有的種子，忽然破空而來，這個叫“SBS”的家夥，像個霸道的小弟弟那樣插隊加塞，要搶在“我哥刁北”前出生麵世。“我哥刁北”大人大量，安靜地看著小弟弟茁壯成長，直到二〇〇六年金秋時節，我的《代號SBS》定稿之後，它才悄然踏上成熟之旅。我願意多說一句的是，在它十七個月的分娩旅程中，它還接受過我為它舉行的另兩次命名典禮：一次叫《死前史》，一次叫《亡》。
在《我哥刁北年表》裏，主人公刁北是個書生，喜歡格言警句。如果由他總結他自一九九六至二〇〇八的漫長旅行，他也許要說：寫作的確是神秘之事，但寫作不為製造神秘，而是為了戳穿神秘。
最後我想引維克多·雨果寫死亡的兩行詩結束此文，我認為它與“我哥刁北”有些互證的關係。它與我這篇短文也有關嗎？我希望有嚴峻的收割者，手執著大鐮刀前進一步接一步，沉思著走近剩餘的麥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