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長在農村，食不為味隻求飽。後來在城市生活，又看得書報，才知道有“美食家”這個詞。而很長時間，我一直懷疑這個詞不能成立。我們常說科學家、作家、畫家、音樂家等，那是有兩個含義：其一，它首先是一份職業、一個專業，以此為工作目標，孜孜以求；其二，這工作必有能看得見的結果，還可轉化為社會財富，獻之他人，為世人所共享。而美食家呢？難道一個人一生以“吃”為專業？而他的吃又與別人何幹？所以我對“美食”是從不關心、絕不留意的。
十年前，我到青海采訪。青海地域遼闊，出門必坐車，一走一天。那裏又是民歌“花兒”的故鄉，天高路遠，車上無事就唱歌。省委宣傳部的曹部長是位女同誌，和我們記者站的馬站長一遞一首地唱，獨唱，對唱，為我傾囊展示他們的“花兒”。這也就是西北人才有的豪爽，我走遍全國各地未見哪個省委的部長肯這樣給客人唱歌的，當然這也是一種自我享受。但這種情況在號稱文化發達的南方無論如何是碰不到的。一天我們唱得興起，曹部長就建議我們到金銀灘去，到那個曾經產生了名曲《在那遙遠的地方》的地方去采訪，她在那裏工作過，人熟。到達的當天下午我們就去草灘上采風，騎馬，在草地上打滾，看藍天白雲，聽“花兒”和藏族民歌。曹部長的繼任者桑書記是一位藏族同誌，土生土長，是比老曹還“原生態”的幹部。
晚上下了一場小雨。第二天早飯後桑書記領我們去牧民家串門，遍野濕漉漉的，草地更綠，像一塊剛洗過的大絨毯，而紅的、白的、黃的各色小花星布其上，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金銀灘。和昨天不一樣，草叢裏又鑽出了許多雪白的蘑菇，亭亭玉立，昂昂其首，小的如乒乓球，大的如小饅頭，隻要你一低頭，隨意俯拾，要多少有多少。這些小東西捧在手裏綿軟濕滑，我們生怕擦破它的嫩膚，或碰斷它的玉莖。我這時的心情，就是人們常說的“天上掉下烙餅”，喜不自禁。連著走了幾戶人家，看他們怎樣自製黃油，用小木碗吃糌粑，喝馬奶酒，拉家常。老桑從小在這裏長大，草場上這些牧馬、放羊的漢子，不少就是他光屁股時候的夥伴。蒙蒙細雨中，他不停地用藏語與他們熱情地問候，開著玩笑，又一邊介紹著我們這些客人。印象最深的是，每當我們踩著一條黃泥小路走向一戶人家時，一不小心就會踢飛幾個蘑菇，而每戶人家的門口都已矗立著幾個半人高的口袋，裏麵全是新采的蘑菇。
老桑掀開門簾，走進一戶人家。青海湖畔高寒，雖是八月天氣，可一到雨天家裏還是要生火的。屋裏有一盤土炕，地上還有一個鐵火爐。這爐子也怪，爐麵特別的大，像一個吃飯的方桌，油光黑亮，這是為了增加散熱，和方便就餐時熱飯、溫酒。雨天圍爐話家常，好一種久違了的溫馨。
我被讓到炕頭上，剛要掏采訪本，老桑說：“別急，咱們今天上午不工作，隻說吃。娃子！到門口抓幾個菌子來。”一個八九歲的紅臉娃就躥出門外，在草叢裏三下兩下彎腰采了十幾個雪白的蘑菇，用衣襟兜著，並水珠兒一起抖落在炕沿上。我突然想起古人說的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這娃邁出門外也不過五六步，就得此美物。而城裏人吃的鮮菇也至少得取自百裏之外吧，至於架子上的幹貨更不知是幾年以上的枯物了。老桑挽了挽袖子說：“看我的，拿黃油來。”他用那雙粗大的黑手，捏起一個小白菇，兩個指頭靈巧地一撚，去掉菇把，翻轉菇帽，仰麵朝上；又輕撮三指，向菇帽裏撒進些黃油和鹽，那動作倒像在包三鮮餛飩；然後將蘑菇仰放在熱爐麵上，齊齊地排成一行，像年夜包的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