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在陌生的南方城市落地，夜已深。乘出租車穿過市區，途中綿延著大大小小的燒烤攤，夜風裹挾著燒烤味，從敞開的車窗撲入我的鼻孔。混同而來的還有人們的談笑聲。男男女女穿得清涼，觸目皆是的啤酒瓶也透出清涼的質感。
我到旅館放下東西出來，隨便找了個攤位落座。幾張油漬發亮的折疊桌圍滿塑料凳，沒有一張空桌，生意實在紅火。我和大學生模樣的兩男一女拚桌，他們掃了我一眼，繼續專心對付金屬盤裏的烤蠔。桌上已有一堆蠔殼，像古生物的化石。
老板過來招呼我：“靚女，吃什麼？”
我要了半打泡椒烤蠔，一支啤酒，順便問他去綠島的船一天有幾班。綠島是和這個城市隔海相望的島嶼，何琴的明信片就來自那裏。“時間搖籃咖啡館”位於綠島十五號，根據網上的評論，是個適合情侶約會的店。
和我同桌的幾個人七嘴八舌地說：你是過來旅遊？綠島不好玩。就那麼幾家小店。還不如在這邊逛。
他們的熱情讓我窘迫。“聽說島上有家咖啡館不錯。”
“幾張明信片，哪裏沒有啊。”一個男孩笑道。
“咖啡館好像被查封了。”他身旁的女孩說。
我的心一沉。“什麼時候的事？”
“就最近。聽說有人在那裏賣毒品，放在飲料裏給人喝，讓人上癮——好恐怖哦，誰還敢去那種店？”女孩有濃重的南方口音，把“好”字拖得長長的，仿佛港片的國語配音。我想起小山，一次性杯子裏的啤酒變得苦澀。
她的說法和網絡的流言一致。不過此地的公檢法倒是出乎意料的敏捷，我之前沒聽說上海有哪家夜店因為喜夢被查封——難道換成咖啡館就有人管了？
我向他們道謝，那對情侶和同伴又回到專注吃喝的狀態，不時用方言聊幾句，女孩尖聲笑起來，這回我是一個字都聽不懂了。
何琴在上海的第一年，我們也常在路邊攤消夜。夏天小龍蝦，冬天烤串。何琴不像我那麼熱衷於十三香龍蝦，說有土腥氣。離宿舍兩個路口有條排檔巷子，一溜小飯館對著停車場的圍牆，在白天顯得破敗凋零。入夜，窄巷活轉過來，藍藍綠綠的塑膠小凳陸續被人占領。店主們站在門口用大鍋炒龍蝦、田螺、河粉，以及顧客們當場選的時蔬。油鍋炸響，花椒的香氣在空氣中彌散。
何琴每每吸著鼻子說：“真帶勁。”
光顧過所有店家之後，我們成了盡頭倒數第二家的擁躉。老板曾是飯館的二廚，他開排檔是因為不用做午市，而且隻需一個小工。他的手藝很好，食物量比其他家少一半。我們每次抗議，讓他再加一把田螺，他嗬嗬笑：“總歸要讓我賺一點，才能保證質量。你們不就是衝著吃口來的嗎？”這話倒也在理。衝著吃口光顧的我們常點一份龍蝦，一份田螺，烤雞翅尖和青椒香菇蒜薹。啤酒照例是兩支哈爾濱冰純。何琴先注滿我的一次性杯子，她自己對瓶直飲。就是說，我兩杯，她一瓶半。她剛到上海的夏天，手上沒什麼錢，卻不肯讓我買單，總要搶。後來回想，她自有潛藏的自尊。同坐在油膩小飯桌前的好友是個初出茅廬的記者，前途縱然不如錦似緞，至少沒有生活之虞。她內心肯定有著不安和疏離，我當時一無所覺，每當被何琴搶了單，我總說她生分。“騰衝的燒烤更好吃，”何琴感慨，“雞爪子，小瓜，羅非魚。哎……”“別饞我，有這個就不錯了。要是哪天我混不下去，就弄個雲南燒烤攤，怎麼樣？我猜能火。”她像在忍笑。“我又不是沒吃過你做的菜。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人貴有自知之明。”
我用不拿烤串的手敲她一下。“又沒說我自己做。”“你別打我的主意……”“小氣！我可以引進外援，這樣好了，請海椒的媽媽幫忙！來吃的人肯定會排長龍。”“你呀，人家憑什麼不待在自己家，和你來這個陌生地方？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大城市。”她的語調忽然嚴肅起來。
“你也不喜歡？”我忍不住反問。她露出一個淺淡的笑容，幾乎是憂傷的。“我在哪裏都一樣。”何琴的這種反應總讓我懷疑把她喊來是否正確，但我轉念就會說服自己：她隻是還沒適應上海。不論如何，來這裏有我照應她，比起她在大理當店員的暗淡日子，上海的每一天有更多的可能。
隔了這麼多年，在異鄉的燒烤攤吃著不夠辣的烤蠔，恍惚地想起不再的夏天，我忽然意識到，真正需要何琴在上海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我。大頭想念尾巴，就這麼簡單。可笑的是我還不斷給自己找理由，說這都是為了何琴的前途。
我付賬離開，那幾名男女仍在繼續悠長的吃喝戰線，無從判斷他們是外來客還是土生兒。我莫名地羨慕他們，也許因為我已經過了夜攤能帶來莫大愉悅的年紀。更可能因為他們有彼此做伴，我卻不斷失去親近的人，何琴失蹤已近一年，小山下落不明也有四個月了。
第二天一早，我搭電動三輪車來到輪渡碼頭。一天隻有早中晚三趟渡船往返，如果我想在當天回到市區，要麼中午離島，要麼搭傍晚的最後一班。離開船還有一會兒，我站在沒有圍欄的水泥堤岸眺望大海。是個陰天，海水呈現比天空略深的鉛灰色，風用力擠壓著雲層，使天空的灰白愈發濃重。沒見海鳥。
綠島在視野的右前方，那一小團凝固的暗綠色像是被誰遺忘在調色碟上的綠顏料。被多數旅遊指南忽略的小島，走一圈用不了一個小時。網上倒是有綠島的攻略，除了那家當地情侶愛去的咖啡館，還有海神廟值得光顧。綠島的郵戳是獨一份的，和海這邊的大陸不同。有個博客不無煽情地寫道：“如果你想尋找一份不會被人打擾的清靜，請來綠島。”
我要找的是麻煩而非清靜。該博主還提到，記得避開雙休日，否則整個島上滿是拖家帶口的人群。對市區的人們來說，綠島是他們的公園。
所以我選擇周日離開昆明，在周一的早上前往綠島。人們陸續走上四麵敞開的渡輪，有人帶著成捆的蔬菜，大概是去賣菜。推著自行車的三五個人像是上班族，有個男人穿著顯眼的白襯衫，下擺一絲不苟地束在皮帶裏。我猜他可能是郵局工作人員。
渡輪長長地響了一聲汽笛，我順著棧橋上船，鐵皮在腳底發出咣當當的聲響。船開了，巨大的鋼鐵箱體緩慢靠近綠島，我站在欄杆邊眺望，那團凝固的綠顏料多了些內容，幾個代表房屋的白點，一抹灰色的碼頭，接著漸漸顯出碼頭上的人影。我在靠岸時看表，全程不到十五分鍾。我隨著稀稀拉拉的人群上了島。人們穿過出口，騎車的騎車走路的走路。趁人還沒散盡，我趕緊逮著白襯衫男人，問他咖啡館怎麼走。
近看才發現此人不年輕，南方男人的年齡總有些莫測，高顴骨闊嘴的他們一般不會中年發福，白襯衫也同樣。他漫不經心地往右一指。“沒開門。上個月被封掉了。”我不死心，又問：“咖啡館老板在島上嗎？”“剛才在船上啊。不開店還跑過來。這裏明明什麼都沒有。”
我趕緊四顧，但此時碼頭已經空了。男人擺擺手，一跨腿上了自行車，晃晃悠悠地騎遠了。褲腿被騎車的動作拉上去好大一截，我發現他沒穿襪子，赤腳套一雙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的白皮鞋。那背影透著某種古怪，卻和南方憊懶滯重的空氣莫名協調。
回去的渡輪要到中午。用整個上午在小島上找人，應該不難。
我向右手走去，窄窄的柏油路寂然無人，榕樹的綠蔭兩側不時閃現石子路，幾間風格不一的平房掠過視野，冰品店，雜貨店，以及，仿佛是理所當然的，有個修自行車的攤子。沒多久便看到一間打烊的咖啡館，紅磚小屋用玻璃加蓋了半截陽光房，裏麵一覽無餘。白色的木頭桌椅，桌上的台燈頂著粉色碎花布燈罩，一旁是插在細頸花瓶裏的絹製紅玫瑰。靠近吧台有一座巨大的擱架，頂上標著月份，左側從上往下釘著一到三十的數字，顯然用於放置“寫給未來”的明信片。
擱架空著，未來隻剩下待填滿的月份和數字。整間屋子有種被人遺忘的氣氛，如果不是門上貼著慘白的封條，“××市公安局封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日”，你會以為這是個臨時搭建的咖啡館布景。
郵局離咖啡館不遠，途中有賣麵包飲料的雜貨店和照相館。我買了瓶礦泉水邊走邊喝，進了郵局。進門一側是供人貼郵票寫信封的斜麵桌，櫃台後坐著個年輕女孩，和常見的郵局沒什麼不同，無非小點兒。
我在裏麵踱了幾步，享受空調的清涼。女孩一次也沒抬頭看我，低頭自顧瀏覽磚頭厚的時尚雜誌。
何琴的明信片是從這個郵局發出的。不難想象，咖啡館的人按照架子的日期，每天來這裏把若幹明信片扔進郵筒。郵局的人不關心明信片的內容，他們要做的僅僅是蓋上郵戳，將裝滿郵件的口袋送上輪渡。
沒看見白襯衫男子，我想錯了，他不在郵局工作。
離開郵局後，我在島上晃了一圈，連海神廟也看了，又回到咖啡館門口朝裏張望。仍是那副光景，明信片架，白木桌椅，花布台燈，假玫瑰花。去年夏天比現在早些的時候，何琴坐在其中一張桌前寫下給我的明信片。她眼下究竟在哪裏做什麼？為什麼要寫那些費解的字句，又為什麼遲至來年發出？
背後有人喊了聲“你好”，我一驚，轉過身，幾步開外站著個鬆垮的男人。這麼形容他，因為此人身量不高，卻穿了件大兩個號的土黃T恤，胸口被汗浸濕了一塊，下半身是及膝的肥大布褲，看不出是綠色還是灰色。他腳上的人字拖也顯得過大，那情形仿佛在宣稱，合體衣裝無非是人生的束縛。
男人說：“照相館的人說，你在找我。”
我反應過來，鬆垮仁兄是咖啡館的老板，照相館的人想必是穿白襯衫的那位。我遞上舊名片，印有雜誌主編的頭銜。他瞥一眼名片，臉上閃過奇異的神色。
“不知你聽說沒有……我這兒出了點事，這會兒不適合接受采訪。”他的口音帶著北方味，臉龐也是有別於當地人的扁平白淨。
“不是采訪。我收到一張明信片，是從你的咖啡館寄出的，想請你看看，能不能回憶起寄信人？”“我這兒每天要走好多明信片……”他遲疑著接過明信片，翻來覆去看了看。“不好意思，真不知道。我從來不看客人寫的內容。你就這麼一張明信片，還是去年的，實在沒頭緒。”他的答案在預料之中。我摸出錢包，從裏麵抽出一張照片。那是何琴和我的合照。二〇〇三年秋天，兩個女孩的身後是斷橋的人頭攢動。請路人用何琴帶的鳳凰相機拍的。為了放進錢包，照片被剪過，我們笑得仿佛全無心事。考慮到我當時的狼狽，隻能說照片這東西很少呈現真相。
咖啡館老板仔細地打量照片，說他對上麵的人沒印象。按理，談到這個份上，我已經沒什麼可問的。至於咖啡館倒閉的前因後果，即便我想問，估計他也不願開口。奇怪的是他並不著急走開，直盯著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