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4年，伯羅奔尼撒戰爭不僅結束了雅典的霸權，而且毀滅了整個希臘世界的自由。斯巴達戰後稱霸於全希臘，其軍隊每到一地，就用專製政體取代民主政體，高額稅賦和野蠻鎮壓到處引起叛亂和紛爭。雅典人利用了這種情況，曾在公元前4世紀一度重新獲得對希臘的領導權，不過這已是強弩之末了。過去，希臘各城邦之間的抗衡是促進各城邦在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發展的巨大動力，這種動力曾使整個希臘半島欣欣向榮，而此時，城邦之間的抗衡則似一把把利劍，到處導致分裂和戰爭。在連綿不絕的苦難中，希臘半島的城邦，財力耗盡，人力枯竭。雖然在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取得了軍事優勢，但到此時似乎沒有任何力量能持久地聯合或征服希臘各城邦。希臘城邦在政治上的衰敗看來是不可阻擋的命運了。
從公元前404年到公元前323年，希臘各城邦仍處在動蕩不安之中。然而政治衰敗並不意味著文化的停滯。也許正是因為左衝右突、你死我活的戰爭，進一步加強了希臘各城邦的文化交流。由於這種交流，在藝術、科學、哲學等方麵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仿佛是蘇格拉底從自然到心靈的回聲，在藝術中產生了新的情趣，過去的拘謹和嚴肅都消融而成為優雅和自由。雕塑家寧願雕刻優美的、生機勃勃的人體，而不願雕刻生硬的、武裝了的雅典娜。
公元前387年，蘇格拉底的最大弟子柏拉圖在雅典城外西北郊建立了阿提摩斯學園，這個學園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愛智者”。公元前367年，年僅17歲的亞裏士多德進入柏拉圖學園，開始了他永垂史冊的哲學征途。這是一個苦難的時代，一個巨星輝煌的時代。人類的精神也許就是這樣，興於憂患，耽於安樂。
一、色洛芬的經濟之論
古希臘的經濟思想在這個時期從蘇格拉底時期的朦朧中逐漸現出它的輪廓，終於，在公元前380年前後，由蘇格拉底的另一個弟子——一個退休將軍兼莊園主色諾芬（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5年？）用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向人們宣布了它的存在，這就是《經濟論》。
色諾芬首先使用了“經濟論”這個詞，它由兩個希臘語詞根組成，一是家庭，二是規則。因此在色諾芬那裏，這個詞是指管理家庭的實際規則與智慧。這本書以蘇格拉底與一位雅典的土地貴族之間的對話，來說明如何訓練妻子和奴仆，如何安排家產以及家主的日常事務，其內容非常廣泛。然而對一個奴隸主家庭進行分析，相當於對奴隸製經濟的分析。色諾芬在對家務瑣事的討論中，對當時的奴隸主家庭經濟進行了初步的理論概括，並且對經濟學的主題作了初步規定：“一種類似家政管理學的東西。”
《經濟論》被後人看作蘇格拉底學派的“正統”著作，這突出地表現在關於財富的觀念上。色諾芬的基本觀念是：凡是有利的東西都是財富，而有害的東西就不是財富。他以笛子為例：
一支笛子對於會吹它的人是財富，而對於不會吹它的人，則無異於毫無用處的石頭。
對於不會使用笛子的人們來說，一支笛子隻有在他們賣掉它時是財富，而在保存著不賣時就不是財富。
如果他把它賣出，換進一些他不會使用的東西，就連這種出賣也不能把它變為財富。
這些論述滲透了蘇格拉底哲學的基本精神：以人為中心。它強調的甚至不是財富的作用，而是財富對人的意義。它強調的不是財富的經濟學價值，而是財富的倫理價值。
如何實現財富的倫理價值，色諾芬指出了知識和理性的重要性。不會吹笛子的人要使笛子成為財富，他得知道怎樣賣它。如果一個人不懂得怎樣用錢，對於錢就要敬而遠之，也不能把它列入財富之內。這似乎是蘇格拉底“財富即美德，美德即知識”公式的某種具體運用。
色諾芬將這種濫用財富的“情欲”稱之為“暴君”、“騙人的女主人”，並且認為它比公開的武裝的敵人還要可怕。“公開的敵人還可能是高尚的人，當他們奴役我們的時候，由於鍛煉了我們，可以去掉我們的毛病，使我們將來過更好的生活。可是這類女主人，在它們支配著人們的時候，卻無時無刻不在損害著人們的身體、精神和財產。” 這大概是色諾芬對伯羅奔尼撒之戰中雅典城邦失敗的思索與結論。他和老師一樣，主張健全城邦的“心靈”根基。
在色諾芬以前，人們一般認為財富和自由是統一的，因為財富導致閑暇，而閑暇則意味著自由。然而，色諾芬通過對“情欲的奴隸”的分析，在經濟思想史上第一次揭示了財富和自由的對立，並且熱切地呼籲，我們一定要爭取自由，堅決地反對這些暴君，就好像它們是想奴役我們的武裝了的敵人一樣。如何贏得這種自由，色諾芬一方麵主張增進財富的知識，提高財富運用的倫理，另一方麵主張節製，把財富花到必要的用途上，簡言之，滿足生活必需品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