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楚屈原，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丹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主張聯齊抗秦，提倡“美政”。
屈原是赤縣大陸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也是一名出色的政客。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就是創立了“詞賦”這一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離騷》、《九章》、《九歌》、《天問》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離騷》是大陸至今最長的抒情詩。屈原的主要作品，有《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東皇太一》《雲中居》《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九章》九篇（《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天問》一篇等等。
屈原年輕時受荊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常與懷王商議國事，參與法律的製定，主張彰明法度，舉賢任能，改革政治，聯齊抗秦。同時主持外交事務。主張楚國與齊國聯合，共同抗衡秦國。在屈原努力下，楚國國力有所增強。但由於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讒言與排擠，屈原逐漸被楚懷王疏遠。後來，屈原反對懷王與秦國訂立黃棘之盟，但是楚國還是徹底投入了秦的懷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懷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漢北。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期間，屈原感到心中鬱悶，開始文學創作，在作品中洋溢著對楚地楚風的眷戀和為民報國的熱情。其作品文字華麗，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內涵深刻，成為大陸文學的起源之一。
申不害，亦稱申子，鄭國京縣（今河南滎陽，屬鄭州）人，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以“術”著稱於世。韓滅鄭後，他被韓昭侯起用為相，進行改革。他在韓為相19年，使韓國走向國富兵強。著有《申子》。
鄭國滅國之時，申不害年歲約在20～30歲之間。作為一個亡國之賤臣，申不害可能雜學諸說。因為在他之前的管子、李悝、慎到的學術理論中都有“術”的成份。有人根據申不害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痕跡，認為他是由道入法。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把他的思想僅歸為道法兩家。
申不害相韓時，韓國已處弱勢。韓昭侯即位不久，頗具雄心，任用賤臣申不害即為一例，申不害才華得有用武之地。
衛鞅，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莊鎮一帶）人，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氏，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
衛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
尉繚，魏國大梁人。姓失傳，名繚。有人說尉繚是鬼穀子的高足，學成後即過著隱士的生活，後應魏惠王的招聘，曾向其陳述兵法。
曾著兵法24篇，近萬言。主要論述了對戰爭的總的看法，支持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論述了戰爭和政治、經濟的聯係，提出“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要以耕、織為治國之本，民富國強，本固兵堅；論述了統率軍隊，整訓士卒，健全軍規，告誡將領，以及“安民”“勝敵”等有關權術和措施，論述了進攻、守城等戰術問題，而且還提出了治軍的12條正反麵的經驗。
關於戰爭的總的看法，尉繚認為，當時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戰爭，反對殺人越貨的非正義戰爭，支持“誅暴亂、禁不義”的正義戰爭。明確指出：“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
關於進行戰爭的戰略戰術，尉繚強調對戰爭要有全麵的認識，指出有道、威勝、力勝等三種不同而又相互聯係的取勝策略。認為懂得了這三種所以取勝的辦法，就全麵地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他指出戰爭中將帥指揮的重要性。“權敵審將，而後舉兵．”將帥者心也，群下者，肢節也。”就是要正確分析敵情，慎重選好將領，而後出兵。將帥與士卒之間，要如心(大腦)與四肢那樣協調一致，成為一個整體，方能謀略高明，機智果斷地進行正確指揮。他主張治軍必須先立法製，並要執法嚴明，才能整齊統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堅陣敢攻，做到“天下莫能當其戰”。對違背軍紀、軍令者要施以重刑，嚴懲戰敗、投降、逃跑的將領和士兵，使上下畏懼，專心向敵。
關於軍事與政治的關係，尉繚把它比喻為植物的軀幹同種子的關係，所謂“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並指出，沒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軍事又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手段。作者反複強調發展生產對於軍事的重要意義，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織為治國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民富國強，本固兵堅，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繚以樸素的辯證觀點，提出了治軍的12條正反麵經驗。作者認為，按照12條正麵經驗去做，就可以壓倒敵人；反之，則會被敵人所壓倒。正麵的12條經驗是：樹立威信在於不輕易變更號令，給人恩惠在於獎賞及時，當機善斷在於能順應各種事態的變化，戰勝敵人在於掌握了敵我雙方的士氣：進攻取勝在於出其不意，防守堅固在於修整防禦工事，不犯錯誤在於守法度，不陷於困境在於有準備，謹慎在於防微杜漸，明智在於能處置大事，消除禍害在於果敢善斷；能得眾心在於謙恭待人。
趙國慎到，曾在稷下學宮講學。他講法兼講勢，認為“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賢者”，強調治國以法為準繩。他尊君，但不主張獨裁，反對“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提出“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對於國家興亡，他認為“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莊子•天下篇》把他與彭蒙、田駢並列。《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慎到”“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旨意。故慎到著十二論，號《慎子》，早佚。今存明慎懋堂本是托名之作。主張棄智去己”，“任法而不任賢者”，重法治不重人治，兼講“勢”治。認為“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者”。所著《慎子》早佚，《漢書•藝文誌》說有“四十二篇”，現存隻有殘存7篇輯本。
早年學黃老道德之術，把道家學說向法家理論方麵發展。曾在齊國的稷下講學，受上大夫之祿，負有盛名。他受《老子》影響，認為“道”的本質是萬物相等，對後來莊周的“齊物”思想有所啟迪。他是法家中主“勢”的一派。“勢”指政權、權位，他提出了集權的主張，在政治上把權勢放到了第一位。有了權位，還要有“法”。“法”是治國的標準，他從道家“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的觀點出發，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的思想。君主是“法”的製定者，依法“無為而治”，“民一於君，事斷於法”，“官不私親，法不遺愛”，這樣就“上下無事”了。他把君主的權勢看作行法的力量，認為有了權、有了法，一個平凡的君主就可以“抱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賢能和智慧並不足以服眾，權勢地位則能夠使賢者屈服。“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守法而不變則衰”。慎到尊君，但並不主張獨裁，這和申不害不一樣。他反對治理國家的關鍵全在於君主一人，認為“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所以，國家興亡的責任亦非屬個人，“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強調遵循“天道”，指出“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之者，因人之情也”，這帶有較濃的道家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