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積感憤發弘揚聖武
早在道光九年（1829），魏源按例捐資為內閣中書舍人，“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的時候，他就有心積累資料，想寫一部本朝的戰史，以弘揚清初聖祖之武功。而且，在此之前，魏源曾研讀過孫、吳兵法，撰寫過《城守篇》、《防苗篇》、《乙丙湖貴征苗記》、《湖南苗坊錄序》等有關防守方麵的軍事論文，被收錄到道光六年的《皇朝經世文編》之中。
時至今日，鴉片戰起，魏源在浙江軍營，親見定海即將失守，而朝中道光帝不諳敵情，大學士穆彰阿力主和議，其他居高位、享厚祿的官僚也多是目光短淺、隻圖個人享受的肉食之輩，而主戰派林則徐遭貶斥，王鼎屍諫而亡，戰爭失敗已成定局。在那個人無力回天的情況下，魏源悻悻然從定海回到揚州，隨即開始以文字為武器，為戰勝敵國、救亡圖存而尋找另一條道路。這位“積感之民”，憂憤交加，不能自已，遂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完成了他那部探索清代盛衰並為抵抗侵略提供鑒戒的發憤之作——《聖武記》。
他在敘中講他著述的心情說：“海警遝至，愾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複，先出其專涉兵事及嚐所論議若幹篇，為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他特別寫明此書完成於中英《江寧條約》簽訂之日這個不能忘記的時刻，以表明這本書與鴉片戰爭的關係。他認為鴉片戰爭的失敗，固然是由於外國侵略者的船堅炮利，但清朝存在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的許多問題和臨戰時的腐敗局麵，更是失敗的重要根源。因此，要使中國不受外國欺淩而日臻富強，首先必須振奮人心，改革弊政。他在《聖武記敘》中說：“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誌於四夷，而憂不逞誌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於尊俎。”可見在魏源看來，清朝的國力貧弱，財政枯竭，並不是由於國家的物質財富不足，而是由於官吏腐敗無能，是財政經濟政策的不良。因此他認為，當前國家的問題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人才不足，綱紀廢弛。隻有人才進，軍政修，人心肅，國威遒，令行禁止，才能四方賓服，國家強盛，即所謂“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其最終的落腳點是：當今國家能否知恥發憤、革新圖強，其取舍成敗都決定於朝廷，關鍵在“廟堂”上的帝君和官僚。
因此，《聖武記》全書內容先記清代開國、平定三藩叛亂和康乾年間為鞏固統一而進行的戰爭，肯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戰勝於廟堂”的許多功業，後記苗民、白蓮教、天理教等起義的發生和統治者的鎮壓。並在記述中體現了清代的盛衰大勢和乾隆末年這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以及當今麵臨的曆代王朝滅亡前夕那種“川壅必潰”的局麵。
《聖武記》十四卷，前十卷敘述清朝曆代武功，為紀事本末體，將清代大事總結為34個事件，按事立篇；後四卷為《武事餘記》，分兵製兵餉、掌故考證、事功雜述和議武五篇。議武五篇中含《城守篇》、《水守篇》、《防苗篇》、《軍政篇》和《軍儲篇》（一至四），其《城守篇》、《防苗篇》較之以前收入《皇朝經世文編》時有所修訂。這說明時勢已迫使魏源把改革弊政的視線，從票鹽、漕運、水利等內政，擴展到國防、軍事乃至外交等方麵。
魏源非常重視總結曆史經驗，以為抵抗侵略提供鑒戒，因而《聖武記》中許多觀點都是針對鴉片戰爭時期腐敗現實而發的。如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記》中讚揚康熙帝的鎮定指揮，就是針對道光帝的忽戰忽降、舉棋不定。他說：“恭讀《平定三逆方略》，而知其戰勝於廟堂者數端……自古及今，或以殷憂啟聖，或以道謀潰成，廟算不定，而大難克削者，未之前聞。”他在列舉康熙“戰勝於廟堂者數端”之後所批評的“廟算不定”，實際上就是對道光帝的譴責。《聖武記》前十卷後半部寫嘉、道時期清朝統治的衰落，實際上也是在揭示鴉片戰爭時期腐敗局麵的根源，說明腐敗無能的朝廷和軍隊是無法戰勝侵略者的。
在《聖武記》一書中，不僅反映了魏源從總結鴉片戰爭失敗教訓中所表現的強烈的反抗外國侵略的愛國的政治思想，而且還可看出他在經濟思想方麵發生的顯著變化。如果說鴉片戰爭以前，魏源的經濟思想著重在以“除弊”來解救清朝統治的財政困難，那麼鴉片戰爭以後，他的主要著眼點就轉到以“興利”去抵抗外國的侵略了。他在《軍儲篇》中痛心疾首地說：“鴉片耗中國之精華，歲千億計。此漏不塞，雖萬物為金，陰陽為炭，不能供尾閭之壑。”針對戰爭失敗後鴉片輸入不能禁止和這個最大的漏卮已無法堵塞的現實，魏源提出兩個興利解困的主張。一是允許民間開采銀礦，以“浚銀之源”。他說：“但官不禁民之采，則荷鍤雲趨，裹糧鶩赴。官特置局，稅其什之一二，而不立定額，將見銀之出不可思議，稅之入不可勝用，沛乎若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為開采，致防得不償失，財不足用乎？”二是針對鴉片大量輸入而造成的貿易入超，魏源提出“仿鑄西洋之銀錢”以“利民用”、“抑番餅”的改革幣製的主張。他認為貨幣是“權衡萬物之輕重”的東西，它本身也應該是有價值的“五行百產之精華”和“天地自然之珍”，所以“開礦以浚銀之源，更幣以佐銀之窮”，未嚐不是一種“權宜救幣”的好辦法，而比那種無限製地發行無準備金的鈔票之“施畫餅於賙荒”的蠢辦法要強得多。
更為可貴的是，魏源在抵抗外國侵略的思想指導下，已開始突破一些陳腐守舊的觀念，以理性的眼光審視外在世界，大膽提出“以彼長技，禦彼長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和“洞悉夷情”以及“師夷長技”的主張。他在《聖武記》卷八《嘉慶東南靖海記》敘史後的議論中說：“不師外洋之長技，使兵威遠見輕島夷，近見輕屬國，不可也。”這些已是他隨後在《海國圖誌》中提出並闡述“師夷長技以製夷”劃時代禦敵命題的前奏。
總之，《聖武記》一書不僅是一部探究本朝盛衰之由、興替之漸的當代史名著，而且是講求撥亂之道和匡時之策的政論宏篇，尤其是他對練兵之方、整軍之策、籌餉之法、應敵之略等方麵的詳細論說和見解，對指導當時進行反抗侵略的戰爭，確實具有較強的實用性。難怪此書一付印，即“索觀者眾，隨作隨刊”，而且不數年間即風行海內，並流傳到海外的日本和韓國。
當時日本著名的“開國論”者佐久間象山讀到魏源的《聖武記》，感到非常驚奇，並將魏源作為“海外同誌”。他在《象山集·省諐錄》卷一中說：“先公登相台，嗣管海防事。時英夷寇清國，聲勢相逮，餘感慨時事，上書陳策，實係壬寅十一月也。後清魏源《聖武記》，亦感慨時事之所著，而其書之序，又作於是歲之七月，則先餘上書廑四月矣。而其所論，往往有不約而同者。嗚呼！餘與魏氏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誌矣！”
另一位日本人鷲津毅堂，為了尋求“防英夷之術”，遍讀我國戰國以降至明清兵家之書，如《六韜》、《孫》、《吳》、《司馬》、《尉繚子》等不止百數部，但因時勢變化，感到“求其可取以用於今日者”，實在太少了。而在一權貴家借閱《聖武記》之後，認為“其所論頗切於時勢，而《議武》一篇最為作者之所注意。蓋道光壬寅鴉片之變，魏源身遭遇其際，清國軍政之得失，英夷侵入之情狀，得之乎耳目之所及焉。是以能詳其機宜，悉其形勢，然則海防之策，莫善於是篇也”。他感到《聖武記》的實用性“或倍乎《孫》《吳》”，便摘要抄錄而成《聖武記采要》一書，以供日本人閱讀。
這一年，江蘇吳縣人王鎏的《鈔幣芻言》刊行，主張用通貨膨脹辦法解決清政府的財政危機，認為“凡以他物為幣皆有盡，惟鈔則無盡，造百萬即百萬，造千萬即千萬”。魏源讀後即在“隨作隨刊”的《聖武記》卷十四《軍儲篇三》中予以批駁，認為那是南宋蔡京“不用官錢，直用空楮，以百十錢之楮，而易人千萬錢之物，而後利歸於上。利歸於上者，害必歸下”的行鈔之法，是統治者搜刮民財的損民罔利之法。
《聖武記》的刻印，與道光二十年的《詩古微》一樣，都是在絜園魏源自己的小作坊印製的，都稱作“古微堂刊本”。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古微堂刊本《聖武記》問世後，魏源考慮到因“隨作隨刊，未遑精審”，可能還存在一些欠周密妥當的地方，便分送了數部給友人學者，請代為審定。道光二十三年春，包世臣得魏源手書和《聖武記》書十一冊，即認真審閱，於四月初六日回信作答。包世臣認為：“國家武功之盛，具載官書，卷帙多至不可究。足下竭數年心力，提挈綱領，縷分瓦合，校原書才及百一，而二百年事跡略備。其風行藝苑，流傳後世，殆可必也。仆則以為兵製者，武功之本，必宜列於卷首，而備述部曲、俸餉、軍裝、行糧，前後增減裁並之成規。次列軍法，又次列軍賞，皆由關外以及現行事例。其特奉旨者，隨事聲明，以昭詳核。至於序述事跡，不必因地分類，唯宜挨順前後，逐案編纂，使事因時出，義隨事見。得失之故，成敗之機，了然心目，則深得古人激射隱顯之意，其書不僅以當無為貴矣。”信中在肯定《聖武記》著述成功之後，對其編纂體例以及“與尊著不無出入”的史實問題，均發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見。最後還指出：“其《守城》以下諸篇宜自名其書，不當冒聖武大名。”包世臣在“目力劣甚，心思忙亂”的情況下，還如此認真審讀並審慎作答，足見其對朋友的真誠深意。盡管信中所指出的問題，有的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魏源都非常珍重。
魏源曾分別於道光二十四年和道光二十六年，兩次對《聖武記》初刻本進行了修訂。道光二十四年的修訂主要是兩方麵：一是增加了篇幅，卷四中的“道光回疆用兵”、卷六的“緬甸用兵”和卷七的“苗疆用兵”，皆由一篇變為兩篇，卷十由原四篇再增《嘉慶川湖陝鄉兵記》一篇，並增加了一些附錄。二是改寫，卷五的“廓爾喀”和卷六的“俄羅斯”等篇重新改寫。至於每篇文字上的變動，則隨處可見，更臻完善。道光二十六年的修訂，主要是較二十四年本有文字上的改動和附錄的增減，明顯的是在幾處附錄中增加了姚瑩於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奉使西藏寫成的《康紀行》的一些段落。又始在卷十的目錄下加上“道光夷艘征撫記”的題目，且注明“補刊”，但正文中並無此篇文字。直至後來光緒四年，上海申報館才將傳抄本《夷艘征撫記》改題為《道光洋艘征撫記》補刊於卷十的注明“補刊”之下，分為上下兩篇。以後續刊的《聖武記》便以此道光二十六年第三次重訂本加上“補刊”二篇為定本。
自《聖武記》問世以來，一直以其強烈的現實感，受到廣大愛國誌士的歡迎，一般學者始藉此書知曉清朝開國以來數十件大事之始末，軍政界要人則多藉此書探究練兵、整軍、應敵之方略，故出版以來翻印不知多少次，今存海內外各種版本竟有二十多種。尤其是在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中國社會大變革時期，《聖武記》翻印重版竟有成都誌古堂刊本、上海書局石印本、湖南書局刊本、揚州六藝書局三次石印本、正記書局小石印本、山東書局石印本、上海六藝書莊石印本、蜚英館鉛印本以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等11種，甚至還出現了插圖34幅的繪圖袖珍本，則顯然是作為一種喚起民眾的普及讀本在印行。
誌士文人對於《聖武記》的出版，或賦詩稱頌，或作文評說，或著書立說中征引。如好友孔憲彝《懷人三十二首》中有一首贈魏源詩雲：“早歲官鳳池，頻年臥江滸。讀書期有用，削劄記聖武。近著《聖武記》。晚達遇仍窮，著述良堪補。”又一好友陳岱霖，字慶覃，號雲石，是湖南善化人，嘉慶二十五年進士，道光十九年由兵部郎中考選福建道監察禦史，題掌京畿道，後由掌山西道監察禦史升刑科給事中。這位同鄉曾有《次韻答魏默深》詩曰：“驚人每憶縱談初，拄腹撐腸萬卷書。直與乾坤開奧窔，君近著《聖武記》，一時紙貴。豈徒箋注到蟲魚！”
魏源的另一摯友林昌彝（1803—1876），字蕙常，號薌溪，又號茶叟、五虎山。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九年舉人，八上公車不遇。他是林則徐的族弟，“家有樓，樓對烏石山寺，寺為饑鷹所穴，思欲射之，因繪《射鷹驅狼圖》以見誌，‘鷹’謂英吉利也”。他以手中之筆“張我弓而挾我矢”，著《射鷹樓詩話》，搜錄了大量有關鴉片戰爭之詩及本事，不僅具有詩史價值，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體現了詩的時代精神，可視為鴉片戰爭時期詩界共識的綱領。其卷二雲：“默深經術湛深，讀書淵博，精於國朝掌故。海內利病，了如指掌。著有《書古微》、《詩古微》、《春秋公羊古微》，專闡西漢今文之學，博而能精。《聖武記》及《海國圖誌》尤為有用之書，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
晚清重臣曾國藩也多次閱讀《聖武記》，其《求闕齋日記》同治丁卯（1867）十二月載：“《聖武記》又閱一遍畢，中有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未閱，以昔年在京閱過。”由於《聖武記》的現實感、實用性強，對當時時務有指導作用，所以曾國藩對它的研讀還相當深，並曾在與其部將薛福成議論中，論及《聖武記》記事文法上的缺陷。薛福成《庸庵筆記》曰：“邵陽魏默深先生源，著作等身，所著《聖武記》、《海國圖誌》尤風行海內。然《海國圖誌》采輯雖博，未經剪裁，尚不及《聖武記》鎔化之精。蓋記事諸篇，各有章法……惟所記川楚教匪事，不免煩碎。嚐聞曾文正公論及之。文正之言曰：‘凡記事之文，須先定章法，然後落筆。《史記》樊、酈、滕、灌諸傳，另是一種體裁。蓋諸人所經戰事，不盡關係大局，若必逐事而記之，則太繁瑣，故必立一簡法以綜貫之。諸傳文雖不長，而所包舉者實廣。魏君《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病在逐事登記，而無去取，無提掇、消納、虛實、布置之法，以致頭緒不甚明顯，線索不甚清晰。試思教匪所竄之地忽川忽楚，所糾之人忽多忽少，其能綜舉之而無掛漏乎？知此則必有謀篇之訣焉。’”曾國藩畢竟是文秉桐城衣缽的文章高手，對魏源《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中存在謀篇問題的批評，難說不是公允的。盡管曾、魏二人的政見有別，特別是他們對於太平天國起義的態度迥然不同，曾氏對同鄉長輩魏源幾無一詞臧許，但這一對文章作法方麵的批評，我們也不必為智者諱。
魏源在編撰《聖武記》的過程中，由於受當時曆史條件的限製，隻參考了經書、正史、實錄、方略、地方誌和一些私人著作，取材雖富，但畢竟對其中有些資料來不及進行認真的綜合分析和鑒別，以致出現了一些訛誤。如白蓮教起義史實，在《聖武記》中占有較大的篇幅，可是有些主要史實卻搞錯了，以致後來不斷有人撰文指出其史實疏誤並進行校勘。盡管如此，存在的疏誤相對《聖武記》全書來說，這隻是白璧微瑕，並不會掩蓋其作為清史研究傑作的光輝。《聖武記》不僅打開了視為禁區的清史研究的大門，而且開拓了一條廣闊的途徑，其篳路藍縷之功是非常可貴的。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史學以記述現代為最重，故清人關於清史方麵之著作，為吾儕所最樂聞……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聖武記》、王壬秋闓運之《湘軍誌》等。默深觀察力頗銳敏，組織力頗精能，其書記載雖間有失實處，固不失為一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