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興化抗洪淮揚保障
道光二十八年（1848）清明節前後，魏源將厚葬於江蘇宜興縣西南張渚鎮大賢山的父親魏邦魯，遷葬到上元縣蛾眉嶺（在今南京市五台山，漢西門內烏龍潭東北），將母陳氏安葬於句容縣北龍潭鎮之蓮山。又因母墓旁邊還有一塊好墳地，便將祖母匡氏自邵陽遷葬到蓮山。
在宜興縣遷葬時，魏源訪問了早年隨父在張渚巡檢任時相識的詩友萬貢璆，並為其《祝英台近山房詩鈔》以隸書題序。序以唐詩選集《品彙》與萬貢璆詩集相比況，認為“詩至唐賢為造極，而唐詩絕少善本，《品彙》庶稱大觀。然詳初、盛而略中、晚……《品彙》以渾成含蓄為宗，後賢以才調風情為重……唯放其才情之所至，而馴造於神韻之自然，則吾香巢先生是篇有焉”。在稱譽萬集詩篇才情所至、神韻自然之後，魏源結語曰：“先生是集如白樂天迄王、孟諸家，不拘徯徑，直攄胸臆，或因時感懷，或緣情綺靡，未始非初、盛之階梯，而《品彙》之鼓吹也。”據《宜興荊溪縣新誌》載：“萬貢璆，字香巢，望子，少與涇縣包世臣、江都符保森、邵陽魏源、同郡李兆洛相引重。”魏源父邦魯道光間任張渚巡檢，“邦魯去任後，源常至荊溪訪舊，為山水之遊，累月而返”。魏源這次與詩友重聚，論詩敘舊，又重溫了當年“與諸文士角藝”的情景。
四月初，魏源溯江而上到江西九江，“寓德化令首心耕同年廨中”。在那裏，他遇到了早在道光六年即已相聚、相識於北京的舊友蔣湘南。蔣湘南，字子瀟，河南固始人，道光十五年舉人。他治經宗許、鄭，旁通象緯、曆律、輿地、水利、農田諸學，尤工詩古文辭。著有《十四經日記》、《七經樓文鈔》和《春暉閣詩鈔》等。他對龔自珍、魏源二人十分敬佩，曾說“於文，吾服龔定庵、魏默深”，認為“龔君之文，子長、孟堅之流亞也；魏君之文，管仲、孫武之流亞也”。舊友重逢，分外驚喜，即相約同遊廬山，蔣湘南更是“欣然以為此君作伴，足傲禽向矣”。
魏源這次是重遊廬山，有好友作伴，一路觀景話舊，“直為謫仙遊屐至”，竟吟賦了《廬山雜詠偕蔣子瀟》詩十三首。其十雲：“與君同是再來僧，共撥寒灰聽水聲。談罷不知廬阜月，隻疑青海寺中行。”何以疑是到了青海呢？有小注曰：“蔣子瀟同遊，自言其生時，母夫人夢蜀僧至家，及曾在青海塔爾寺遇番僧胡土克圖，一見知其生前事，甚異。”可見二人遊興之高，話題之廣。
下廬山後，魏源遊南昌，至七月近望，將離贛東行。時以銀庫虧空案降職的刑部侍郎黃爵滋正病足家居在南昌，聞訊即與銘嶽招同蔡逸、德林等，宴集城東南隅東湖北岸之百花洲“觴月”。席間，魏源與黃爵滋論當世詩人，分為九等，並各賦詩贈別。黃爵滋以“東屏偕餘，招同蔡逸史明經、魏默深刺史及吳月霄、古樸臣、德硯香諸子，小集百花洲。逸史有詩，依韻和之，即與默深話別”為題，賦詩二首，其一雲：“魏子孤羆姿，諧世亦殊寡。載歌廬山謠，惆悵遠公社。別緒感新秋，玄蟬淒欲啞。”可見其對魏源的相知和惜別。蔡逸詩中小注則稱：“席間先生與魏默深品第近詩，有九等之目。”
魏源東行至浙江遊雁蕩山，恰與74歲高齡的梁章钜相遇。於是被邀至梁公晚年就養的東甌郡署留住了三日，並為其《雁蕩詩話》作序。序曰：“吾師長樂梁夫子生長武夷之鄉，持節桂林，晚又就養溫州郡署，皆山水奇絕地。慨雁蕩僻處天末，即題詠之，又輯《詩話》表章之。於是峰壁、洞壑、泉石無不雲滃瀑飛於墨素間，真可臥遊而眾山皆響。且生平文學政事軼謝客、柳州而上。他日話東南山水者，以武夷屬朱子，以匡廬屬太白、東坡，以雁蕩屬長樂梁公無疑也……道光二十有八載，門下士邵陽魏源謹序。”序中稱梁為師，自稱門下士，可見其對梁氏的尊崇。
這次遊雁蕩並遊天台山，魏源又留下了《雁蕩吟》、《天台山雜詩》五首和《天台石梁雨後觀瀑歌》等佳作，其中尤以《觀瀑歌》龍蛇飛舞，惟意所之，極其生動地再現了“石梁飛瀑”的奇觀，酣暢淋漓地抒發了作者激越飛動的感情。全詩氣勢磅礴，一瀉千裏，由“雁湫之瀑煙蒼蒼，中條之瀑雷硠硠，匡廬之瀑浩浩如河江，惟有天台之瀑不奇在瀑奇石梁”數語開頭，便引出天台石梁驚心動魄的雨瀑、恬靜安謐的月瀑和奇妙壯觀的冰瀑。雨瀑、月瀑，動靜對照，二者又與借山僧之口道出的“冰瀑”虛實相映。高超的藝術表現手法，加上作者的濃墨重彩，層層渲染，便為人們描繪出了一幅絢麗壯觀的天台觀瀑圖，把自然山水的美升華為永恒的藝術。
這年秋天，魏源守製期滿。按照清朝的禮製，三年“服闋”後便可以複職任官了。但可能一時尚無適當的職位，魏源便在家閑居了一段時間。念及古人很重視兒童識字和素質教育，古代學校的體製規定：“王世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年八歲入小學，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宋儒朱熹認為“《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皆小學之支流餘裔”，是養正、作聖的基本功。魏源認為世所傳南宋劉子澄所編《小學》，“分敬身、稽古、明倫三類，而三類之中皆無正經，三類之外益以嘉言善行，無非割裂經傳、雜錄方言俚詩，蕪冗至不可讀”，因此很有必要重輯一種。於是他遵朱子《大學序》及《通解》中《學禮》等篇，分“立教”、“敬身”、“明倫”三門，每門各附“正經”若幹篇，編成《小學古經》，希望作為學齡兒童教育的課本。他於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寫了一篇《小學古經序》，說明了編輯此書的緣由和大概內容，最後語重心長地說：“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赤子之心，大人之性。山下出泉，心清而靜，是謂聖功；蒙養以正，是謂教本。為山九仞，諄諄小子，尚其欽聽！”可見他對這本輯錄古經和封建道德言行規範的兒童教科書所寄望之殷切。
道光二十九年（1849），魏源曾在江蘇鎮江與時任鎮江府訓導的陸嵩會晤，晤談話題可能涉及到《小學古經》。陸嵩作於“己酉”的《魏默深刺史過訪有贈》詩雲：“魏公本是老經師，往日聲名海內知。學道從容忘作客，著書慷慨識憂時。”陸嵩，字希孫，江蘇元和人，著有《意苕山館詩稿》。
這年初夏魏源奉命權知揚州府興化縣事。興化縣是揚州府裏下河一帶地勢最為低窪的地方，俗稱“鍋底”，海拔不及兩米。它挨近高郵、洪澤二湖。一到秋天，湖水必漲，威脅堤防，堤潰則將影響運河漕運，故設南關、中新等五壩，以資宣泄。一般情況下，下河農民種早稻，到秋初湖漲時，新穀已收獲歸倉，即使啟壩注水，也不會影響農民的收成。但近年來因官場腐敗，河費多被河臣河工貪汙揮霍，致使河堤失修，很不堅實。一旦湖漲，河官們又怕承擔潰堤罪責，於是不顧下河江都、甘泉、泰州、高郵州、興化、寶應、東台等七州縣人民的死活，動輒下令啟壩放水，“雖黃穟連雲弗顧也”。因此農民遭災，苦於饑荒，而興化最甚。去年便是因為啟壩早，弄得淮揚地區大饑，全靠四川、廣東的商米接濟。
據《興化縣誌》載，今年又是從四月起，大雨加冰雹，五、六月“霪雨連旬”，南五壩的河官早就催著要開閘放水，事情緊急得刻不容緩，以致“署縣魏源先赴郵南探水勢，然後到任接印”。
魏源到任時，已過大暑季節，稻穗已成熟下垂，聽說督河官員又要啟壩，農民們個個怨恨，“民情忷懼”。魏源隨即奔赴堤壩，組織農民和士兵晝夜築護，以與河員相持，阻止啟壩。他惟恐自己位卑力單不能勝河員，又星夜奔赴總督陸建瀛行署擊鼓，“請飭河員迅開運河東岸二十四閘分路宣泄”，並請陸建瀛親臨郵南五壩坐鎮抗洪，河員才不敢固執前議。不料此時又西風大作，暴雨傾盆曆兩晝夜，湖浪挾威益厲，侵蝕堤防如摧雪。高郵湖堤眼看就要決口，河臣死活要開壩放水，情況萬分危急。魏源冒著風雨，伏在堤上痛哭，願以身貸民命，自辰至未，多次被巨浪漂起，士民跟從他這樣以身護堤的達十餘萬人。直到傍晚雨止、風浪平息才罷休。魏源渾身泥水，雙眼被風雨激打得赤腫如桃，見者無不感泣。陸建瀛見此，也禁不住感歎：“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豈不信然！”這一年，興化及鄰近幾個縣的早稻獲得大豐收，士民們稱之為“魏公稻”，並合議製作一“淮揚保障”大匾，懸掛在縣署正中，以稱頌魏公的恩德。
為下河民生長遠計，是秋魏源又實地調查下河水利，並彙查曆年案卷圖說，才找出預籌防患之策是急需培築運河西堤。而且，他還了解到：西堤工程“除現有石工各段外，其應補者不過數十裏，所費不過二十餘萬金，即可保固東堤，不畏風浪，每年可守，至立秋以後，下河水永不成災”。為此，魏源專為“培築運河西堤”一事稟報上司，並連續兩次上書陸建瀛“論下河水利”，終於獲得了批準並同意籌款。總督陸建瀛還命魏源親自負責這項工程。如此，則待西堤竣工後，運河於東堤之外又有西堤，可謂雙重保障，以禦秋汛。嗣後湖水上漲，則隻需築防，不得輒議宣泄，而且每年必須等到處暑節後，新穀登場了才可啟壩放水。然後再奏準為地方政令，勒石壩首，成為永久例規。
這一永久性的水利事業，可保下河七縣人民安居樂業，故興化、高郵等下河士民紛紛撰寫聯匾詩詞稱頌魏源的功德，並且要集資捐款為魏源建生祠。魏源聞訊後，嚴檄製止，但老百姓在家裏為他焚香祈求福佑的，還是始終不絕。魏源逝世後，興化士民還公請將他附祀於興化之範仲淹祠堂。
魏源在興修水利的同時，還非常重視縣裏的文化教育事業，在興化縣城修建學宮、尊經閣，擴建書院和育嬰堂等。興化縣民為了紀念這位親民愛民的好縣官，在隨後纂修的《興化縣續誌》中，卷首特刊了魏源的縣官畫像，並讚其像曰：才非百裏，學貫九丘。幨帷下駐，琴韻長留。身居中土，神往瀛洲。潛心著述，遠采窮搜。時方渾噩，公已研求。卓彼先覺，如有隱憂。牛刀初試，砥柱中流。淮揚保障，千載寡儔。
像讚既稱頌了魏源的非凡才學和著述成就，又歌頌了他心憂天下、小試牛刀所表現出來的大才幹。“淮揚保障，千載寡儔”，更是老百姓對這位深受人民敬重與愛戴的親民官的由衷禮讚。
魏源為政崇尚寬大仁恕，曾對子孫們說：“守土牧令，以一人耳目之所及，防數百胥卒之欺蔽，胡可得哉？惟以誠感之，使不忍欺耳。”所以他在聽政之暇，往往以典籍自娛，而不去苛刻考察下屬，“與客接，無多言；有問學者，則反複譬導，娓娓不倦”，無時不透出他那學者的本質。而且，繁忙的政務之暇，他仍不忘情於著述。如在興化的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他還抽空為早已完稿的《小學古經》一書撰寫了序言。又將自己奉兩江總督陸建瀛之諭，“委查下河水利救急之策，飭令將上遊、下遊及中段情形逐一查訪”的情況及治河方略，撰成《上陸製府論下河水利書》。
據李瑚先生考證，魏源反映鴉片戰爭以來江南人民苦難生活和揭露清廷腐敗黑暗政治的《江南吟》組詩十章，也是完成於道光二十九年的。如第三章雲：“防桃汛，防伏汛，防秋汛，與水爭堤若爭命，霜降安瀾萬人慶。兩河歲修五百萬，縱不潰堤度支病……河伯娶婦，河宗獻寶。桃花浪至鯉魚好，酒地花天不知老。板築許許，鼉鼓逢逢。隆堤如天，束水如墉。不聞治河策，但奏防河功，合向羽淵師黃熊。”詩中以興化抗洪“與水爭堤若爭命”的事實，展示了勞動人民和治河官吏對待防汛保堤的不同態度，抨擊了河官們不懂得如何治河，卻還要乘機貪汙中飽、縱情玩樂而加重國家度支困難的罪惡。他最後詛咒這些“人間河伯”，真合該像遠古不知治水的鯀一樣，被舜殺死在羽山，然後化作黃熊跳入羽淵！
道光三十年（1850），高郵至寶應的西堤水利工程仍在繼續，但兩江總督陸建瀛考慮到淮北改行票鹽成效顯著，便想借魏源之力，對淮南極為凋敝的鹽政也仿照淮北模式進行一番更張改革。魏源認為，淮南課額較重，“引地遼闊，驟改之恐有鞭長莫及之虞”，難度較大。因此建議從改上江食岸開始，逐漸推廣，以使“舉重若輕，弛張在握”。然而，陸建瀛為求急效，竟奏準全麵鋪開在淮南改行票鹽製。而當時正值南鹽缺產，課不足額，於是檄調魏源兼任淮北海州分司運判，相機調劑，以淮北鹽課接濟淮南，並負責總催運河西堤工程。
魏源要調離興化縣了，縣城士民依依惜別，競相贈送送行文賦。魏源有《將去興化登城北拱極台》二首敘述當時餞行的情形和他的感受。其一雲：“傾城競贈送行文，不餞朝陽餞夕曛。窮海見聞惟白浪，下河憂樂在黃雲。去年爭壩如爭命，此日調夫如調軍。不是皇仁兼憲德，那看台笠遍菑耘。”下有小注曰：“時奉製府檄，總催運河西堤工程。”
魏源在淮北，在參將聶金鏞等人的配合下，“乃督各場官嚴稽掃曬，杜偷漏，訪獲巨梟場私三十餘萬”。由於淮北鹽的產量大增，又收其逾額，以二十餘萬大引接濟淮南。淮南鹽課賴以補充，而北課又倍增，因而得籌銀二十餘萬兩以生息，用以作為高郵至寶應運河西堤每年的修築經費。據《清文宗實錄》，魏源因此得到了朝廷的嘉獎敘功：“以淮北緝私出力，予知州魏源、參將聶金鏞等升敘有差。”
據魏源在海州分司任內所作的《辛亥綱開局兼收南課稟》載，他在分司運判任上的“相機調劑”和緝私工作是非常有成效的：能使“北商兼認南課，踴躍輸納”；“所有前議南課二十萬大引，於海州完納”；“已擇期於十一月初一日開局，先收南課七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兩零，勒限十一月底全完”。因而實現了下年辛亥綱票鹽新課，能提前於今年（庚戌）開局，並可望於臘月底全完。
由於魏源擔任海州分司運判的業績突出，於道光三十年十月論功補授高郵州知州，仍兼海州分司運判。赴任前，在南京與陳世鎔會晤，陳以“秦淮旅舍喜晤魏默深同年源，旋別去，遊黃山歸，複枉過，置酒為歡，呼女校書馬小聰侑觴，即席奉贈。君時已補高郵州牧，當赴任矣”為題，贈詩二首。其一雲：“一從解攬皖江，離緒年年兩處分。太華秋高曾念我，揚州月好最思君。百年喜續樽前興，萬裏驚看海外文。君新撰《海國圖誌》。為問景純新卜兆，有無白鶴語遙聞。君喜談堪輿，祖考兩世皆卜葬金陵。”可見這次舊友相見的話題之廣，感情之深。
據《射鷹樓詩話》記載，這年春天林昌彝公車北上時，經過揚州又拜訪了魏源。林昌彝竭十餘年搜輯之功，編成《射鷹樓詩話》，自“庚子至庚戌，六上公車，皆攜帶行篋”，沿途征集和傾聽詩友的意見。這次魏源又閱讀了他的《詩話》稿，並贈送了赴京趕考的費用。看來魏源對朋友的幫助真正是“稱有無，無所吝”。
魏源於道光三十年十月補授高郵州知州，而實際到任卻是第二年，即鹹豐元年初。清廷的最高統治者在道光三十年發生了新舊交替的重大變化。這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在圓明園病危，召宗人府宗令載銓、禦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和內務大臣文慶，宣示朱諭，立皇四子奕詝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為親王。是日午刻，道光帝病逝於圓明園慎德堂苫次。二十六日，20歲的奕詝在太和殿即皇帝位，是為文宗顯皇帝，以明年為鹹豐元年。年號鹹豐，“鹹”是普遍的意思，“豐”是富足，“鹹豐”便是天下豐衣足食的意思。這對於內憂外患日趨嚴重的時局來說，當然隻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奕詝是清朝最後一位通過秘密立儲繼位的皇帝，據史家評說，這也是其父道光帝在位期間犯下的又一大錯誤。道光帝是在自己65歲那年，即道光二十六年六月立儲的。他有九個兒子，前三個早殤，五子奕誴過繼，四子奕詝那年16歲，六子奕15歲，其餘三個都是七歲以下的孩子。這就意味著有條件、有能力競爭帝位的，隻有奕詝和奕兩兄弟。奕詝十歲時生母病逝，由奕的母親靜貴妃一起撫養，加之兄弟倆年齡相近，從小都在上書房讀書，因而關係密切，並無嫌猜。然而誰來繼承皇位呢？道光帝對立儲大事實在拿不定主意。因為皇四子奕詝雖“長且賢”，很仁孝，但卻遠不及皇六子奕“天資穎異”，能文能武。選擇皇太子的標準，本應當是德才兼備，但道光帝在關鍵時刻卻主要依據了所謂的“德”。這就是《清史稿》所載奕詝的師傅杜受田教他“藏拙示仁”以定皇位的故事：“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長且賢，欲付大業，猶未決。會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獲禽最多，文宗未發一矢。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宣宗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儲遂密定，受田輔導之力也。”曆史證明，鹹豐帝奕詝後來遇到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之類的大事時，不僅缺乏遠略與膽識，而且退縮、逃避，可見在“德”的方麵也是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