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昨天晚上的一些片段：那條有些陰冷的胡同；胡同裏的白色路燈光下青嫩的楊樹葉，我跪在一輛吉普車後麵哇哇大吐，楚潔幫我捶背，攙我回酒館，說一些類似哄小孩的話；在回家的麵的裏，我對劉明發下毒誓：春節結婚！劉明說喜酒他包了，說他有兩瓶70年代的茅台本打算送給他們科長的現在他不打算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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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李泉進了河南飯莊，這是一家門臉頗大的飯莊。上二樓，靠窗坐下。要了一盤泡菜，六瓶北京白牌兒。這是一家尚未承包的國營飯莊，服務員隻是照章辦事，對所有顧客都是不鹹不淡的。那是1991年，小平尚未南巡，經濟還有些蕭條。
我與李泉的這種單獨對飲已經持續了好幾年。大約一禮拜一次。跟李泉在一起可以不說話，可以談人生、藝術一類的問題，這兩點是與劉明、盛立國喝酒所不同的。
打小一塊長大的朋友中就剩我們四個人關係仍比較密切，這與我們四人都喜歡喝酒且酒量驚人有關。
我們四人的醉態各不相同。
盛立國喝多了喜歡滋事，如騷擾婦女及與比自己壯十倍的膀漢對罵等等。
劉明喝多了喜歡翻牆、上樹、爬電線杆子等等，這些他平常清醒時看都不會多看一眼的東西在酒醉之後皆成為等待他征服的、可愛的障礙。
李泉喝多了比較戲劇化，他喝得越多越強充冷靜。他喜歡惡作劇，如打匿名電話，敲陌生人家門，在馬路上冒充導演、記者、詩人向行人尤其是姑娘提問，大約是他的好奇心比較強；偶爾他也拔個氣門芯什麼的，這肯定是在電話裏被人家臭罵了一頓之後所為。
我似乎喜歡偷些東西，近兩年已不太敢行竊，隻是順手牽羊，弄得我家裏的酒杯、餐具大小不一五花八門。我還在淩晨三四點扛過幾次冬貯大白菜，比較荒唐的一次是我把一家居委會的大木牌子扛回了家，當時大約是覺得這好歹是塊木料，第二天看著紮眼且覺得危險，慌忙找來一個叫錢瑞的會木匠活兒的哥們，又刨又鋸，打了一個小板凳……錢瑞將這一事跡流傳出去，成為我在眾哥們間的美談。後來這板凳送給劉明了（我還是覺得礙眼），如今劉明的兒子就是坐在這張板凳上幸福安心地吃飯、喝水及聽崔霞念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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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李泉慢慢喝著酒。那盤泡菜隻是擺設，我們漫無目的。但我們知道喝多了以後目的會自己跳出來。春天傍晚時分的陽光仍很強烈，我們看不到樓下大街上的人流，但我們能聽到喧嘩的市井之聲。我們能看到街對麵那些50年代建造的灰色辦公樓，那是財政部，那是計委，那是機械委……我們住的這一片是我們國家大機關的集中地。我們的父母在那些機關裏工作了一輩子。現在我跟李泉這兩個“機關”的後代坐在“機關”對麵的酒樓上一點“機關”也沒有（連話也沒有）地喝酒。
我們的父輩大多是農民進城。他們沒有特長，他們不認祖宗，他們對故鄉很少表露感情，他們略有文化（大多是小學初中水平，後詐稱大專），他們不談愛情（我們曾向他們探尋，結果我們中多數人都不知道我們的爸爸是怎麼勾搭上我們的媽媽的），他們大多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我們25歲以前對他們的嘴臉都有不同程度的憎恨，之後就覺得可笑了），他們是些貌似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到老年大多改信氣功或金錢）。
現在他們管不了我們了，現在我們有些愛他們了，但我們從小到大生長在一個不擅表達愛意的環境中，溫情脈脈、親情融融那一套我們做不來，對此我們深感欣慰。
我說的“我們”起碼指我、李泉、劉明、盛立國。我們初高中時特羨慕那些藝術家庭、胡同串子家庭，後來我們覺得，幹部家庭也挺好。
我們沒什麼能耐，但我們有房啊。新中國對機關幹部的住房相對優厚。有房就可以“造”，有房就可以不吃你們那一套。這也使我們愈發的沒能耐，守著空空蕩蕩的“大瓦房”，我們認了。
“寫得怎麼樣？”李泉問我。
“最近沒怎麼寫，你呢？”我問李泉。
“我也沒怎麼寫。”李泉說。
我們喝出些高興的意思了。外麵的路燈亮了，天空呈現春天傍晚特有的淡紫色。
酒樓內的壁燈、頂燈也紛紛亮了起來。
天黑了。
食客們漸漸在大廳裏坐滿，有辦公室主任模樣的人物領著些外地幹部談笑風生步入屏風後的雅座。
我們又要了啤酒和一盤花生米。我開始眼光坦蕩地打量那些上酒上菜的服務員。這兒的服務員都是大嫂，她們經多見廣，刀槍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