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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麼想起寫小海來了呢？
我的生活依然混亂，隻有在我把著瓶啤酒，坐在街邊，看下班的人流，我的頭腦才稍微清醒片刻，但隨著酒的增多，略顯條理的頭腦很快被激情充滿，妄念叢生，一個個貌似精彩的小說構思、人生構想不斷往外冒，終於一個人耐不住了，便去打電話找隨便什麼人來傾訴，接下來就是一頓高高興興的大酒，換來第二天身體的空乏和心情的極端鬱悶……
寫小海，必須要檢討自己，檢討那一切來源於中產階級的、有所成的、作為體製一員的自得情緒。
小海是個農民，是一個農村混混兒。在我們這個等級社會中，農民混混兒的身份是低得不能再低了，我是指他們不被重視的程度。囚犯是被重視的，他們的親屬、朋友、黑道弟兄，還是重視他們的。
小海是我1992年在農村社教時處得最好的一個哥們，他在農村的地位類似於阿Ｑ，類似於革命電影中的“滾刀肉”之類，但除了他的地位可以作如上劃分，他的人又絕非那樣。他非常淳樸，是幹農活的一把好手。
小海身高不到一米七，長臉，細眯縫眼。結巴。穿件花襯衫，挽著褲腿，塑料拖鞋。乍一看是個小瘦子，但脫了花襯衫，便露出一身腱子肉，手大而粗，是一個典型的好農民的體魄。
我們當時喝的酒主要有兩種：白酒和啤酒。白酒大多是五十多度的“老龍口”，綠瓶，檔次類似二鍋頭，但我覺得比二鍋頭好喝。啤酒是雪花和沈陽黃牌，均比燕京好喝。
當時楚潔從北京隔兩周來封信，信裏有時夾著兩張十塊錢的新票，典型的小姑娘的把戲。這兩張新票無疑可以換來一堆美酒。
有幾次，我跟小海一人拎著瓶啤酒，在村子裏大搖大擺地亂晃，威風得很。小海是因為有我這個城市孩子做伴，且是“社教工作隊員”、來自北京的電視台，大約我是他平生碰到的最有身份的朋友。
小海在村裏沒朋友，在這一點上他跟阿Ｑ一樣。
我能夠跟小海在村子裏以醉漢的姿態晃著膀子亂竄，首先是因為酒，酒讓我無所顧忌，其次就是我的“搗亂”心態吧，我沒有以威嚴的麵孔震懾世人的能力，那我就以潑皮的麵孔令世人疑惑不解渾身不舒服。我們就那麼滿心歡喜地晃著、喝著，在村子裏肆無忌憚地亂轉——看清楚了！我可不是小海，你們可以欺負小海，但你們不能欺負與小海的行為舉止一模一樣的我！難受了吧？傻逼了吧？躲著我們吧！
寫到這，我想起我最近讀的一本書，葡萄牙作家費爾南多·佩索阿的《惶然錄》，他在生前是個默默無聞的小會計，他在書中談到這麼一種感覺：
“我走近我的寫字台，如同它是抗擊生活的堡壘。我有一種如此不可阻擋的溫柔的感動，麵對著我現實中的賬本，麵對我給他人記數的賬本，麵對我使用過的墨水瓶，還有不遠處S弓著背寫下的提貨單，我的眼裏充盈著淚水。我覺得我愛這一切，也許這是因為我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可愛，或者，即使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真的值得任何心靈所愛，而多愁善感的我卻必須愛有所及。我可以濫情於區區一個墨水瓶之微，就像濫情於星空中巨大無邊的冷漠。”
我做不到像佩索阿那樣濫情於一個墨水瓶，而我寫小海，應是一種比佩索阿俗得多的濫情，它需要“低賤”這個藥引子，這種濫情充滿了自私和虛偽。後來的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
後來我回到北京後，小海曾來北京找過我，他想在北京打工，他說農村實在混不下去了。可我什麼忙都沒幫上，他在我那住了一個禮拜，隻得回東北。
在北京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酒館裏，我為他餞行，也算不得餞行，那正是吃午飯的時間。小海端著杯白酒，竟流下了眼淚。他說了一些“大哥保重”、“兄弟情深”之類的話，我卻生怕誤了火車他走不了，根本沒心思喝酒。
我記得火車票也是他自己買的。
讓我說“祝他好運”這路廢話嗎？
我想，小時候我爹八成也是這麼打發窮親戚的。
在農村，我體驗到了絕對的安靜。那是白天，同來的社教工作隊員都以各種借口回了北京，這借口基本上都是親屬生病或回京為本鄉洽談經濟合作項目，還有一位電影樂團的，說回京為本鄉製作“鄉歌”，並定好由董文華演唱。那幾天我一個人睡那張曾經五六個人睡的大炕。
白天可以支上小炕桌，盤腿坐在炕上寫作。我沒寫多少東西，印象中那時的我總是特想寫，卻寫不出來，筆端流出的都是火熱的激情或說一腔憤怒，沒寫幾句就把我燒毛了。
但我記得我為體驗到農村的那種絕對安靜而倍感新鮮。
那是春天。午後。農民們都在安睡。這裏土地肥沃，隨便撒點什麼就長東西，因而這兒的農民似乎比關內的懶。關，當然指山海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