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演講要巧妙地應對
辯論賽已成為當今時代十分熱門的智力競技項目，可是通常會有平時能言善辯的同學，在論辯場上卻發揮不好，有時甚至成為全隊失敗的主要原因。這是因為什麼呢？辯論演講對演講者又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呢？我們應該掌握哪些辯論的技巧呢？
◎ 辯論演講者要具備的能力
一、言語的清楚表達能力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麵對國民政府血腥鎮壓全國各地學生反侵略示威的倒行逆施，魯迅先生在《“友邦驚詫”論》中嚴厲批駁國民政府所謂“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的謬論。他說：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強占了遼寧，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
這裏，魯迅用了“友邦”的三個“不驚詫”和一個“驚詫”，鮮明對照，是非黑白自然大白於天下。前邊一口氣連用了十二短句，組成三個排比句，猶如三排重炮發出十二發炮彈，炸得敵人血肉橫飛。下邊隻用一句略提“友邦”所“驚詫”者，便將“友邦人士”的真實嘴臉勾畫得清清楚楚，淋漓盡致地揭穿了所謂“友邦”，不過是日本侵略者的同夥，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魯迅先生的批駁，義正辭嚴，入木三分，言辭犀利、深刻，充分體現了其駕馭辯論言語的高超能力。
辯論中，強大的攻擊力主要表現在言語上。它是揭示事物的內在本質，揭露論敵的要害，贏得辯論勝利的武器，因此，辯論的言語務必是銳利、深刻而清楚的。
二、嚴密的邏輯推理能力
毛澤東在1949年1月《評戰犯求和》中有這樣一段話：
……蔣介石說，“要知道政府今天在軍事、政治、經濟無論哪一方麵的力量，都要超過共產黨幾倍乃至幾十倍”。哎呀呀，這麼大的力量怎麼會不叫人們嚇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經濟兩方麵的力量放在一邊不去說它，單就軍事力量一方麵來說，人民解放軍現在有三百多萬人，十倍就是三千多萬人，幾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做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萬人，無怪蔣總統要說有決勝的把握了。
很明顯，毛澤東根據蔣介石宣稱的“幾倍乃至幾十倍”，運用以退為進的歸謬法，先退一步說，“這麼大的力量怎麼會不叫人們嚇得要死呢”，繼而順著對方的邏輯延伸，亮出人民解放軍“三百多萬人”的確切數字，接著，按“幾倍乃至幾十倍”導出蔣介石應擁有幾千萬軍隊的錯誤結論。這當然是誰也不會相信的謊言，從而使蔣介石的“決勝把握”的立論站不住腳了。
這就是嚴密邏輯推理的力量。論戰，需要嚴密的邏輯推理。推理嚴密，不但能使自己的論點穩如泰山，而且可以使自己的反駁鋒芒畢露，若決口江河，使對方隻有招架之功，而無進攻之力。
三、正確的思想認識能力
要使演講者自己的辯論具有強大的威力，首先在於對論題具有全麵、深刻、正確的認識。隻有高瞻遠矚、通達事理，才能心明眼亮、明察秋毫；胸中有論戰全局，手中有道理千條，才能不為淫威所懾，不為詭辯所惑，將辯論引向勝利。
四、準確的捕捉戰機能力
在“國會縱火案”中，季米特洛夫站在“被告”的席位上，在法西斯分子打出最後一張“王牌”——德國法西斯政府的唯一“證人”盧貝時，季米特洛夫及時出擊，一針見血地指出：
盧貝是什麼東西？一個共產黨員？絕對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沒有一個共產黨或無政府主義者在法庭上會像盧貝那樣。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常常做些無聊的事，但他們被捉到法院時，他們終究勇敢地站起來，說明他們的目的。倘若一個共產黨員做了這類事，明知四個無辜者與他在被告席上並肩而立，他不會默默無言的。盧貝不是共產黨員。他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是法西斯濫用的工具。
季米特洛夫就是及時地、準確地抓住敵人拋出的偽證，運用了一個兩難推理而將敵人徹底揭露。
在季米特洛夫的突然反擊麵前，法官與盧貝一同成了真正的被告。他們妄圖提供偽證卻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最後，不得不宣布季米特洛夫無罪釋放，把盧貝判處了死刑以滅口，這就在全世界麵前暴露了法西斯分子偽造案情的陰謀。
論戰中，如果能在對方露出破綻時，準確地抓住戰機，發起有力的攻擊，往往能形成不可阻擋的勢頭，為通向勝利打下基礎。
五、迅猛實施攻擊的能力
從墨子與公輸般的一段爭論中可見一斑。墨子得知公輸般想幫助楚國攻打宋國，便去晉見他。並故意這樣說：“現在北方有人想侮辱我，我想借您的力量。事成之後，我送您一千兩黃金”。
當然，公輸般聽了很不高興，斷然拒絕：“我是講仁義的，不能隨便殺人”。不料，他已走入墨子的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