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氏父子的風尚
曹操雖是讀書人，但對於儒家的倫理名教，並不重視。《本紀》上說他“少機警，有權謀，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這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他一旦得勢，便采取了嚴格的法治政策，嚴刑罰，禁誹謗，士大夫的生命與言論，都失去了自由。他對於當代那些講禮法名節的儒教徒，有點瞧不上眼。他所尊重的人才，是那些有權謀有膽略的英雄好漢。隻要你有本領有計劃，不問你的德行和學問。他認為德行學問，在政治的運用上，並無用處。正如叔孫通所說：儒家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曹操的時世，正是進取的時代，所以他不能重視那些可與守成的儒家。他在《求賢令》內說：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魏武帝集》）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事有偏短，豈可廢乎？有司明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魏武帝集》）
他的理想政治，是齊桓公的霸業；求才的標準，是要薑太公、陳平、蘇秦那般權謀法術之士。要這般人，才能在政治上得著進取的效果。隻要他們真能有進取的才能，沒有品行，沒有廉恥，都是無關重要的。他在《求逸才令》內麵，把這種意思，說得更透澈。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恥，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魏武帝集》）
他在古代曆史上，發現那些成王稱帝的霸主，都是用的一些罪人賤士，成就了大業。他需要的人才，隻要你有治國用兵之術，不必問汙辱之名見笑之恥，也不必問不仁不孝、寡廉鮮恥。你有一分本領，就給你一分事作。於是強盜流氓、亂臣賊子，一齊收下，因為那些人都各有各的用處。堂堂的政府命令，一而再再而三地頒布出來，對於當代人心的影響，自然是非常大的。在這種狀態下，還有誰來講名節禮教，還有誰來講學問德行呢？於是儒家培植了幾百年的倫理觀念與道德哲學，被他這幾個命令，摧毀得精光了。東漢末年讀書人的一點氣節，也被他摧毀得精光了。到這時候，自然是法術縱橫家應時而起了。有權謀智力的人，有巧妙辭令的人，都可以做大官，發大財。幾位有名望的儒者，那時候正在東流西蕩地逃命。
他這種輕視儒家的態度，比起劉邦用小便溺儒冠的事來，還要利害得多。他正式毀滅了儒家的仁孝學說，而仁孝學說，又是儒家思想的根底。在這種情形之下，儒家也是得設法保全自己的性命的。於是他們也隻好接受道家的卑弱自守、保性全真的養生術了。如果你稍稍激烈，他倒要用破壞名教禮法的罪名加到你的頭上，使你同孔融一路歸天，連兒女也同歸於盡。無恥一點，學學蔡中郎也好，官是可以做到手的，不過蔡中郎也死在王允的手裏，其結果並不佳。尊崇節義、敦厲名實的顧炎武，看了這種情形，很感慨地說：
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複以學問為本，專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日知錄·兩漢風俗》）
所謂“毀方敗常”，說得似乎稍稍過火一點，但是魏晉時代士風的轉變，曹操確是要負相當的責任。
曹操去世，曹丕登台，那套禪讓的把戲，鬧得非常熱鬧，那情形，真有點像唐虞盛世。雖說是推來推去，結果還是應天順人，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他雖是忙著立太學祀孔子，並不是純粹的儒教徒。他一生風流文雅，名士派十足。詩文寫得極漂亮，情感也很銳敏。在這些地方，同李後主的氣質是有幾分相像的。他又比秦始皇、漢武帝聰明，知道神仙長生都是騙人的鬼話，一點也不可信。在《典論·論方術》的文章裏，表示了反對方士的意見。皇帝的寶位雖是坐上了，人生的幻滅感仍是免不了的。才質愈是聰明、情感愈是銳敏的人，這種幻滅感愈是深切。神仙長生之道，既是不可靠，因此他想把他有限的生命，寄托到文學裏去。《典論·論文》、《與王朗書》、《與吳質書》，都時時流露出來這種意見。在他的左右，環繞著濃厚的文學空氣。父親、兄弟以及他的友朋臣僚，建立了一個代表建安文學的中心集團。他的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比起他自己在帝王史上的地位要高得多。
愛好文學的人，大都是愛慕自由放達，不喜拘束，曹丕也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做了皇帝，很羨慕漢文帝時代的道家政治，對於他父親那種嚴刑重法的政策，很不滿意。接連地下著《息兵詔》、《輕刑詔》、《禁複仇詔》、《薄稅詔》等等重要的命令，無非是采取道家的無為思想，想少用刑罰，與民休息。他當時和大臣們討論政治，時常讚慕漢文帝寬仁玄默，有賢聖之風。我們知道漢文帝是一個有名的黃老思想者。當時他的大臣們，大半是受了他父親法術思想的影響的舊人，所以都不讚成他那種意見，隻好轉彎抹角地說：“文帝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他聽了很不以為然，於是作《太宗論》論文帝說：
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幹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幾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資，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魏誌·文帝紀》注引《魏書》）
他這種意見，同他父親的正是相反。他父親崇奉的法家人物如管仲、賈誼之流，他看不起。他所讚賞的卻是文帝那種輕法息兵的道家精神。因此孫權三年不服，他把《太宗論》頒布各地，表示決不用兵的意思，並且把他著的《典論》和詩賦抄寫兩份，一寄孫權，一寄張昭，大概是想用藝術的情緒去感化他們罷。他這種作法，就是現在看來，也是覺得非常浪漫的。再看他在《輕刑詔》內說：“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玩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文帝集》）到這時候，他父親剛建立起來的法治政策，全被他推翻了。他雖自命備儒者之風，實際已接受道家的無為政治思想了。這樣看來，荀粲、夏侯玄、何晏、王弼他們的崇尚老學，並不是什麼偶然的事。一個愛好文學尊奉黃老精神的皇帝，給與當代士大夫的影響，自然會產生那種玄學和曠達的風氣。靈王愛細腰，群臣以一飯為節；勾踐獎勇猛，人民皆赴湯蹈火。上者倡之，下者和之，古今都是如此。傅玄在《舉清遠疏》中說得好：“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複清議，而亡秦之病，複發於外矣。”（《晉書》本傳）他這種意見是相當正確的。病根他算是看到了，不過當時的政治全無辦法，不僅不能消滅那種風氣，反而助長那種風氣的發展。
曹植我們都知道他是建安文壇的領袖。他在《與楊德祖書》裏雖是說了“辭賦小道，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的話，要“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他卻是一個道地的詩人。看他這種口氣，好像是一個儒家，其實他的道家思想，比他老兄還濃厚得多。在他的作品裏，充滿了超現實的色彩。兩晉盛行的遊仙文學，在曹植的作品裏，已經有不少了。看看《洛神賦》、《升天行》、《仙人篇》、《遊仙》、《遠遊篇》諸作，就會明白的。在《七啟》那篇文章裏，將作者對於入世、出世這兩個問題的懷疑與苦悶，表現得非常深刻。再如《玄暢賦》、《釋愁文》、《髑髏說》諸篇，完全是老莊的思想。《釋愁文》中說：“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澹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樸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他在這裏所講的，無一不是同現實的儒家觀念，取著反對的地位，而完全投入道家的懷抱裏去了。再在《髑髏說》內，極端地歌頌著死的幸福和生的苦惱，表現了濃厚的厭世思想。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