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春，我下放到寧大附中教務處任職員，主要任務是刻鋼板、排課表、領學生勞動、協助管理圖書等。附中教師好多畢業於寧大，應該是我學生一輩，但他們都知道我是問題中人物，也視我為異類，日子很難過。不久，“文革”風暴來了，我的遭遇當然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初期，工作組進駐學校，從批“三家村”開始。我被當做牛鬼蛇神揪出來，完全是一件偶然而可笑的事。那時天天開會，歌頌毛主席四個偉大，背老三篇和語錄，有一次輪到我發言，我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理論的最高峰，是當代全世界勞動人民求解放的《聖經》。”話音未了，一位女將站起來大聲駁斥說：“反革命分子CBG在肆無忌憚地攻擊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比作宗教聖經，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分辯了一句：“恩格斯也曾把《資本論》比喻為無產階級的聖經”，卻遭到了更大的圍攻。我意識到大禍又臨頭了。果不其然，寧大附中黨支部不久即指使若幹運動中積極分子到寧大抄錄我的“五反運動”檔案材料以及我的交心材料，在全校最醒目的地方張貼公布。題目是：“看，CBG的反動靈魂！”分五個部分：一、攻擊黨的領導，二、攻擊三麵紅旗，三、攻擊社會主義製度，四、攻擊馬列主義，五、修正主義觀點。大字報最後號召：“從以上揭發的這些材料看，CBG是個十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對黨、對人民有刻骨仇恨。長期以來，一貫惡毒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製度，攻擊我黨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攻擊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三大法寶——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他站在反動立場上對革命事業無所不攻擊，散布了大量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分子。革命的師生們，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反動透頂的家夥揪住不放，徹底批判，徹底打倒！”（具名者共八人。時間為：1966年6月30日）
這是全校“文革”初大字報中，分量最重、批判鋒芒最強、具名人物最有分量的大字報，一時間，校內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都集中在我身上，一點不了解情況的人也可以胡編亂造說我從小崇拜胡風，是個胡風分子，父親是大地主，國民黨統治時任商會會長，有民憤等等。運動最後定性八人為牛鬼蛇神，我當然在內。由這些人組成勞改隊接受監督勞動。紅衛兵運動起來了，全國籠罩在一片赤色恐怖中。銀川城裏不時傳來抄家、掛牌、遊鬥、自殺之類的消息。我們也被集中看管居住，房門要終日打開，以備紅衛兵隨時破門而入抄家檢查。這時，我很擔心我的書信日記，萬一抄家發現其中一兩句“反動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豈非生命危險？於是提心吊膽地白天打好開水，深夜將書信日記撕碎浸泡在開水中，偷偷倒入廁所。處理了一個星期。幸好未被發覺，躲過了一關，稍稍安定下來。十年日記和幾百封信都毀了，其中有不少珍貴物件，如吳昌碩的畫冊、詩文手稿，四川大學蒙文通先生對我讀書筆記的批閱，繆鉞先生的題詞，賀昌群先生的回信，實在太可惜了。然而在那個時候，誰還能顧及這些東西呢？
勞改四個月，在紅衛兵棍棒威脅下早出晚歸，和泥做土坯，每天每人定量，完不成不能吃飯。勞改隊由打成“牛鬼蛇神”的人組成，都是些文質彬彬的老病殘兵（兩位是原校領導——書記兼校長和教導主任，兩個老右派，兩個女教師，還有一位男老師）。我屬於比較年輕又能幹活的，故充當勞改隊長。因為幹的活重，體力支出多，兩個月下來，大家都麵黃肌瘦。幹活完不成定額，延遲歸來吃晚飯，食堂已關門，把飯放在食堂門口，早已冷卻，還會拌上風沙，難以下咽之事也時有發生。一日中午，紅衛兵放鬆看管，我們偷偷去學校對麵新市場買了點食品回來，這時，紅衛兵突然闖入，我因突受驚嚇，昏厥過去。總之，幾個月下來，生命已被折磨得快到了盡頭。我從未用鏡子照見自己形象。後來有好心人告訴我，那時大家擔心你會被折磨致死，因為臉色非常難看，黃中帶黑，頭發蓬亂，像一堆幹枯的鬆毛。不過我從未有過死的想法。已作最壞打算，大不了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開除回家。索性去做一個自食其力的農民，生活到社會最底層的民眾中間去。“徹底唯物主義”也就無所畏懼了。至於痛苦和恐懼，倒反而因麻木而消失了。每天休息下來抽一支煙，成了莫大享受。腦子裏空空蕩蕩，什麼也不想了。
好了，“文革”的遭遇不必再饒舌下去，人們已經說得很多很多，成千上萬折磨致死的人，他們的遭遇遠比我慘酷百倍。我不過一個小小個案，並不具有典型意義。我相信，一切都會過去，一切又都不會過去。這一場由最高領袖親自發動、全民族卷入的狂亂瘋迷狀態所造成的浩劫和惡孽，會永遠留在民族的記憶中。今天社會種種現象，也無不打上那個時候留下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