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喜歡收藏。對於時下日趨風靡、很多人趨之若鶩地搜集真真假假的爛古董、銅錢和毛澤東像章、郵票之類，皆無興趣。沒有那麼多閑工夫。但是，作為一個雖然還未很老，但畢竟已不年輕的文化人，寒家總有不少文化積存，其中包括收藏家們已經或正在感興趣的東鱗西爪、一枝一葉。
譬如說，我在翻舊相冊、筆記本、畫冊、書籍時，有時會發現上海、北京、江蘇等地的糧票。其中上海的半兩糧票，在全國堪稱獨一無二。當時憑此票可買一碗豆漿，或一根油條，也因此遭到外地人，特別是北方漢子的譏評：“上海人小家子氣十足！糧票居然有半兩的，還不夠塞牙縫，虧他們想得出！”其他還有工業品券、布票、油票、買豆製品卡等，都是我多年前隨手亂放，時間久了，也就忘諸腦後，有時找東西、查資料時，又使這些雞零狗碎之類，重新躍入眼簾，勾起我許多沉重、無奈的回憶。有的事，更是刻骨銘心，令我老淚縱橫。
娶妻生子，人生大事也。我妻過校元女士，無錫人，1955年考入複旦大學物理係，與我同屆。但我讀的是曆史係。我們在1956年相識相戀。1958年，她提前畢業，留校工作，參加了研製我國第一台模擬電子計算機的工作。從1959年冬開始，複旦大學的食堂越來越緊張，靠每月二十五斤的定量糧票吃飯，副食品又少得可憐，我根本吃不飽。校元吃飯時，每次總要將碗裏的飯撥一些到我的碗裏。1961年初，我留校讀研究生已經一年。我倆商量多次後，決定結婚。因為結婚後，才能拿到戶口簿，而有了戶口簿，便有了副食品供應證，每周可買幾塊豆腐幹、半斤豆芽之類，還另有一些票證。我們的積蓄很少，為置辦必備的家用品煞費腦筋。我在朔風凜冽中奔波，費了很大勁兒，才憑票購到一張雙人鐵床、一隻熱水瓶、一個洗臉盆、一隻痰盂。
第二年夏天，我妻在第二軍醫大學辦的長海醫院，生下我們的兒子宇輪。全國的饑餓，像瘟疫一樣蔓延。我們無權無勢，無處開後門。校元懷孕期間，營養不良，身體又不好，故兒子出世後，她幾乎沒有奶水。出院那一天，她哭著對護士長說：“我這一點點奶水，怎麼能養活這個孩子？”這位瘦長的約三十多歲的護士長，含著眼淚，歎息著說：“是啊，你如果營養跟不上，身體又康複得不好，很可能會斷奶的。”她說這樣吧，我去找醫生商量一下，看能不能開出證明，就說你因病無奶，你們拿這個證明，去找牛奶供應站，按照規定是可以訂一瓶牛奶的。也不過十分鍾後，護士長微笑著來告訴我們：證明開來了！我們真不知道怎麼感謝這位善良的護士長、女軍人才好，我妻感動地連連抹著眼淚。而護士長歎息著，一臉無奈地說：“這裏的產婦，很多都沒有奶水，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這樣的證明，我們是很少開的。因為現在牛奶供應非常緊張，多開了，牛奶公司會對我們有意見。”回家後，我立即去牛奶供應站。辦事員是位中年人，得知我倆都是在複旦大學搞研究的，他二話沒說，就給我辦了一張牛奶卡。我手拿這張薄薄的、四寸見方的卡片，覺得手頭沉甸甸的，勝似萬兩黃金。有了它，我的兒子的生命才有保證，我妻子才能破涕為笑。
彈指間，三十多年過去了！我那賢惠卻又苦命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不幸去世，已經二十八年。宇輪遠渡重洋，在澳洲落籍，也已十年。不知那位護士長大姐、辦事員老哥，現在哪裏？非常懷念他們……
回首票證渾是夢，都隨風雨到心頭。不管是眾多愛好者熱心收藏的，還是我家殘存的各種票證，都是窮證——是計劃經濟，特別是極“左”年代國困民窮的曆史見證。其次，更準確地說，是“左”的路線、烏托邦空想把國家、百姓搞窮的物證。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共產風、浮誇風鬧到了頂峰，帶來的後果正如一句詩所形容的那樣，“一峰頓使九州貧”，這是莫大的曆史悲哀！所幸噩夢一般的曆史，早已翻過去好多頁，改革開放現代化大潮，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衝走了那些大大小小、瑣屑難記的票證。真個是：別了，票證。但願它永遠不會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