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說，佛家對於老祖宗都可以做假。其他自可想而知。常言以為達摩未來以前，中國沒有禪學，也是錯誤。關於古代禪宗的曆史，有兩部可靠的書。一是梁慧皎作的《高僧傳》（止於西元519年）。一為唐道宣作的《續高僧傳》（《自序》說：“始距梁之始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即止於645年）。在慧皎著書的時候，達摩還沒有來，傳中已有二十一個學禪的，可見梁代以前便有這些學禪的了。至《續高僧傳》中，有一百三十三個學禪的，到唐初止。這都有史可考。並且自後漢末至三國，已有許多書談到學禪的方法，可見中國從二世紀就有了禪學的萌芽。到了晉代（二世紀的晚年），敦煌有名安世高的，譯出《道地經》《大安般經》等書，有支曜譯出《小道地經》；三世紀的晚年（西元284年），有竺法護又譯出一本大的《修行道地經》；到了晉末，大約是四百零四年，長安有一位大師鳩摩羅什，譯出大批佛書。這是就北方說；至於南方，當四百一十年，廬山也有一位印度和尚名佛馱跋陀羅的，翻譯了一本《達摩多羅禪經》，當時慧遠還請了許多印度和尚幫助他。頂好笑的，剛才我不是說過菩提達摩嗎？《達摩多羅禪經》是410年就譯出來的（按：達摩多羅亦古梵僧名，有四人）。菩提達摩是於500年以後才到中國；乃後來講禪宗傳授的，竟把兩個人混作一個，或竟稱為“菩提達摩多羅”！在梵文中。菩提達摩是Bodhi dharma，達摩多羅是Dharmatrata，明是兩字，豈可混為一談？總之，我們要知道在達摩以前，中國便有人學禪了；說達摩未到時中國沒有禪學，那完全是錯誤的。
上次說過，修了安般法門，可以得到五通神，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當這種調和呼吸，修練神通的法門盛行的時候，正是魏晉士大夫崇拜老莊，談論虛無，夢想神仙的時候。因為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槃，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虛無相似，又有各種方法可以學到順風耳，千裏眼，種種神通，也近於神仙之術，所以佛道兩教，在當時很能發生關係。三世紀時，中國最著名的和尚道安便把禪法看作“升仙之奧室”，他曾說過，從一數到十，從十數到一，無非期於“無為”和“無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顯神通。例如他《序安般經注》上說：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禪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之別。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級別者，忘之又忘之，以至於無欲。
既“無為”，又“無欲”，便可到最高的“寂”。到“寂”以後，便神通廣大：舉足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捫，疾吹而鐵圍飛，微噓而須彌舞。
後來慧皎也曾說到禪的最高境界，在得神通，仿佛與神仙相似。例如論“習禪”，他說：
禪用為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擎大眾而弗遺。
當三世紀到四世紀間，時人已有主張整理佛教的了。中國固有的宗教，向無天堂地獄之說，也沒有靈魂輪回之說，不過鬼是有的，但鬼也可以餓死。印度方麵，則上有三十三天，下有一十八層地獄。所以自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中國好像“小巫見大巫”，驚歎佛教的偉大，五體投地的佩服，於是大批翻譯佛教經典。但經典漸漸的太多了，教義太偉大了，又覺得不能完全吞下，於是又想把佛教“簡化”（Simplify）起來。上次說過，佛教要義在“慧定”，“慧”幫助“定”，“定”幫助“慧”，互相為用。當時人覺得印度禪太繁瑣，像什麼數息啦，什麼四禪定啦，什麼四念處啦……因此，江西廬山有一位慧遠大師（按：道安的高足弟子），自創一宗，就是“淨土宗”；並結一社——一個俱樂部，叫做蓮社。他以為佛門的精義，惟在“禪智”二字。他嚐說：
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然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
不過從前的禪，既覺得過於繁瑣，自有簡化的必要。當時從印度傳入一種《阿彌陀經》，很簡單（按：隻一千八百餘言，人稱為“小經”）；上次所說的印度禪，有五種安般法門，其中的念佛觀便是“淨土宗”的法門，《阿彌陀經》便是念佛觀的經典。此經外，尚有《無量壽經》等。經中說西方有一淨土，叫做極樂國。那裏有無量福，無量壽，無量光；有阿彌陀佛（按：梵語Anlita，即無量之義）；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花鳥都能念經，滿地盡是琉璃。欲至其地惟有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兩字，梵音讀作“哪嘛”（Namo或Namah），是敬禮的意思。隻有一心念“南無阿彌陀佛”，便可到極樂世界，何等簡單！這是當時佛教簡單化的運動。
到五世紀前半期，慧遠有一個弟子，同時並是鳩摩羅什的弟子，叫做道生（歿於434年），現在蘇州虎丘還有一個生公說法台，就是相傳“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地方。道生很聰明，得南北兩派之真傳，以為佛教還要簡單化。他相信莊子所說的得魚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為隻要得到真的意思，隻要抓住佛教的要點，則幾千萬卷半通不通的翻譯經典，都可以丟掉。把印度佛教變成中國佛教，印度禪變成中國禪，非達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創了幾種很重要的教義，如“頓悟成佛”，“善不受報”，“佛無淨土”等。“善不受報”是反對那買賣式的功德說；“佛無淨土”是推翻他老師慧遠所提倡的淨土教；至於“頓悟”說，更是他極重要的主張。與頓悟相反的為漸修。佛家從數息到四禪定，從四禪定到四念處，都是漸修。隻抓著一個要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頓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話我們聽慣了，不覺得什麼，其實在當時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話。因為如此則十二部大經典完全無用；所有一切儀式，如禮拜、懺悔、念經、念佛，以及寺觀、佛像、僧侶、戒律都成廢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頓悟的，叫做頓宗，主漸修的，叫做漸宗。那時涅槃經從印度輸入，尚不完全，僅譯成了一半；生公以為涅槃經中，說過“一闡提人（icchantika，即不信佛教的）皆具佛性”，更為極端的頓悟說。因此，舊日僧徒便說他“背經邪說，獨見忤眾”，把他驅逐出去。他當臨走時，於四眾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舍身之時，據獅子座。
後來《大般涅槃經》傳入中國，全部譯出，果然與生公之說相合。於是生公仍返江南。後來講經於廬山，踞獅子座而逝，很光榮。劉宋太祖文帝對於頓悟說，也很讚歎提倡，從此頓宗漸盛。可是禪宗之頓悟說，實始於四世紀後的生公。
現在要講到菩提達摩的故事了。
在五世紀（470年左右）劉宋將亡之時，廣州來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達摩。因達摩由南天竺出發，所以從海道。宋亡於479年，他到宋，宋尚未亡（舊說520年始到，不確。按：520年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過洛陽，曾瞻禮永寧寺，事見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因這書中嚐說“達摩到永寧寺（510年造，520年毀），自稱百五十歲”。他來中國是470年左右，到永寧寺大約在520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國住了五十年。當時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百五十歲，大概由於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胡須，故自稱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國後，將中國話學好，四處傳道，計在中國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達摩的教義有兩條路：一是“理入”，一是“行入”。“理入”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塵障故，令舍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別無多，隻須麵壁修行，所以“理入”又叫做“壁觀”。所謂“壁觀”，並非專門打坐，乃麵壁之後，悟出一種道理來。至於“行入”，就是從實行入的，內中又分四項：
第一，報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說，一切苦痛，都是過去積聚的，必須要“忍”，才算苦修。
第二，隨緣行——就是“苦樂隨緣，得失隨緣”。
第三，無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隻有苦修。因為“有求皆苦，無求乃樂”。
第四，稱法行——即性淨之理。
達摩一派，實為虛無宗派，因為他以為一切經論都靠不住，靠得住的隻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經》，讀此一經，即已具定。達摩一派，主張苦修；凡受教的，隻準帶兩針一缽，修種種苦行，傳種種苦行的教義。
達摩一派，後來就成為楞伽宗，也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見《續高僧傳》中的《法衝傳》）；因為楞伽就是錫蘭島，《楞伽經》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參見唐僧淨覺的《楞伽師資記》，民國二十年北平校刻敦煌寫本。）
達摩一派，既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當時很少有人知道；但為什麼後來竟成為一大禪宗呢？說來話長，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講中國禪學的發展與演變
我們已經講了兩次：第一次講的是印度禪；第二次講的是中國禪宗的起來。這兩種禪法的區別，簡單說，印度禪法是漸修，中國禪法重頓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從靜坐、調息，以至於四禪定、五神通，最合魏晉時清談虛無而夢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後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辦法，這是中國的佛學者力求簡單化的結果。
原來在三世紀到四世紀時，中國佛學者對印度禪法已表示不滿；到五世紀前半，出了道生這個革命和尚。上次講過：他是慧遠的弟子，又曾從羅什受業，肯作深思，把當時輸入的佛教思想，綜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幾句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
這就是說，到這時候我們中國人可以跳過這個拘滯的文字，可以自己出來創造了。經論文字，不過是一些達意的符號（象）；意義既已得到，那些符號便可扔到茅坑裏去了。道生於是創造“頓悟成佛論”，說“善不受報”、“佛無淨土”、“一闡提人皆具佛性”。這是革命的教義。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淨土，坐禪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頓悟”二字的威風。這麼一來，當時的舊派遂起而攻擊道生的邪說，把他趕出建業，於是他隻得退居蘇州虎丘山。後來《大般涅槃經》全部到了，果然說“一闡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頓悟成佛論”得著憑證而惹人信賴了。生公這種思想，是反抗印度禪的第一聲，後來遂開南方“頓宗”的革命宗派。
當宋齊之際，從南印度來了一個和尚菩提達摩，先到廣州，後又轉到北方，在中國約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講過：他受空宗的影響很大，所以拋棄一切經典，隻用一部南印度的小經典《楞伽經》四卷來教人。這是一個苦修的宗派，主張別人打我罵我，我都不要怨恨，所謂“逆來順受”，認為自己前生造下了冤孽。他的禪法也很簡單，謂一切有情都有佛性，隻為客塵所障，故須麵壁坐禪，“認得凡聖等一”，便是得道。故他們在行為方麵是“忍”；在理智方麵是“悟”。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傳來的叫化子教他們過著極刻苦的生活，如達摩弟子慧可所傳的滿禪師，“唯服一衣，一缽，一食”。再傳的滿禪師，“一衣，一食，但蓄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覆，常行乞食”。在貞觀十六年（西元642年），滿禪師於洛州南會善寺倒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請宿齋者，告曰：“天下無人，方受爾請。”這個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風頭，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續高僧傳》裏對這派曾這樣說過：“人非世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為痛矣！”但當七世紀時，此宗風氣漸變，刻苦獨行的人不多，漸趨於講誦注疏之學，故道宣又說他們“誦話難窮，勵精蓋少”。他們為一部《楞伽經》作疏或抄（抄即疏的注解）。共有十二家，七十卷之多（也見道宣的《法衝傳》）。可見這時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頭陀的風味了。
到八世紀初，正當慧能在南方獨唱頓悟教義的時候，湖北荊州府玉泉寺有個神秀老禪師，聲譽甚隆。武後派人請他到長安（約701年），既來之後，便往來於兩京（長安和洛陽）之間，備受朝野尊崇，號稱“兩京法王，三帝（按：謂則天帝，中宗，睿宗）國師。”他自稱為菩提達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紀元706年（武後死的次年），諡大通禪師，當代人手筆張燕公（說）為之作碑。今日我們知道他的傳法世係是：
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第一次便發現於這個碑文裏。但與道宣在《法衝傳》內所記的不同，不過因為神秀地位極高，人都信此法係是正確的了。神秀的二大弟子義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為國師，氣焰熏天。義福死於736年（玄宗開元二十四年），諡大智禪師；普寂死於739年（開元二十七年），諡大照禪師。嚴挺之作《大智禪師碑》，李邕作《大照禪師碑》，都用了上列的傳法世係。所以從701到739，這四十年中可以說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勢力全盛時代。
據最可靠的材料，神秀並未著書；現在倫敦及巴黎所藏敦煌發現的寫本中，有《五方便》一種；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義仍接近印度禪的漸修。如玄頤《楞伽人法誌》上說：“禪燈默照，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出文記。”神秀臨死時的遺囑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張說所作碑文上說：“其開法大略，則慧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遞為心要。”這可證明他的禪法仍是近於印度禪。普寂的禪法，據《神會語錄》及《壇經》上說：“凝神入定（止），往往心淨（觀）；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也可證明神秀教義之一部。
當普寂、義福的氣焰方張的時候，開元二十二年（734）河南滑台（即今滑縣）的大雲寺來了一個神會和尚，他居然大聲疾呼的要打倒偽法統；在大會上宣言，弘忍並不曾傳法與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師是他的老師嶺南慧能。
原來在七世紀末八世紀初，中國另發生一個浪漫的大運動，使中國佛教又起一個大革命，革命的首領就是一個不識字的廣東佬，神會口中所說的慧能和尚。自從七世紀晚年，弘忍死後，他的兩大弟子，神秀就稱為北宗的大師，慧能也成為南宗的大師。慧能是廣東新州人（現在新興縣，在高要的西南），他住過廣州，後來住在韶州的曹溪山，故後人皆稱為“曹溪派”；又因為他在最南方，就稱為“南宗”。他所提倡的一種革命的教義也就是“頓悟”，他是個不識字的人，靠著砍柴過日子，他的成功全靠自己大膽的努力。他死於713年（開元元年），留傳下來的隻有《壇經》一書。這書也經過了許多變遷：民國十五年（1926）我在倫敦看見的敦煌唐寫本，約一萬二千字。可說是最早的一個本子；去年（1933）在日本看見的北宋初（970年，宋太祖開寶間）的《壇經》，分兩卷，已加多了二千字；明本又加多了九千字，共計約二萬四千字。但這部法寶《六祖壇經》，除“懺悔品”外，其餘的恐就是神會所造的贗鼎（按：可參看《神會和尚遺集》卷首的《神會傳》）。慧能的教義可分幾點說：
（一）自性三身佛。他說：向來勸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勸你歸依自性三寶。三寶都在你心裏：歸依覺（佛），歸依正（法），歸依淨（僧）。這是自性的三寶。他又說：向來人說三身佛；我今告訴你，三身佛都在你自己色身中：見自性淨，即是清淨法身佛；一念思量，化生萬法，即是自性千萬億化身佛；念念善。即是自性圓滿報身佛。他又說：我本性元來清涉，識心見性，自成佛道——慧能教人，大旨如此。後人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是此義。此義還是源於“凡聖等一”，故人人都可以頓悟成佛的。
（二）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自性自度；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法門無邊誓願學——自心學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願成——自悟即佛道成。
（三）無相懺悔。永斷不作，名為懺悔。
（四）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摩訶”之意即是大，所謂“性含萬法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般若”之意即智慧，所謂“一切時中，念念不忘，常行智慧”；“波羅蜜”之意是到彼岸，所謂“離境無生滅，如水永長流，即名到彼岸”。
（五）反對坐禪。他說：不用求淨土，淨土隻在你心中；不用坐禪，見你本性即是禪；不用修功德，見性是功，平等是德。他說“一行三昧”，就是“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於一切法上無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若坐不動是禪。維摩詰不合訶舍利弗宴坐林中。”（這是《維摩詰經》的影響）。
神會，襄陽人，約710年（睿宗景雲元年）到曹溪見慧能。在慧能死後二十一年，即734年（開元二十二年），他才到河南滑台傳道；到現在1934年我們來講他，恰好是他整整的一千二百年紀念。那時他在大雲寺大會上當眾宣述南宗的宗旨，說當時公認的傳法正統是假的，大膽指斥普寂“妄豎神秀為第六代”；他說當初菩提達摩，以一領袈裟為傳代法信，授給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所以我們才是正統，有傳法袈裟在韶州為證。他自己稱說這次在河南“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為功德，是為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現在普寂妄稱自己為第七代，把神秀稱為第六代，他要誓死反對！或曰：普寂禪師名望蓋世，天下知聞，如此排斥，恐與身命有關。他說：“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豈惜身命？”他更進一步說，神秀在世時，因袈裟在韶州慧能處，所以不敢自認是第六代；乃普寂竟讓同學廣濟於景龍三年（709）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當時普寂尚在，但也沒有人出來否認，可是神會也鬧了一個大笑話：有人問他：菩提達摩以前，西國又經幾代？他可沒有預備，信口答出“八代”，並且還把菩提達摩與達摩多羅誤作一人（見前講）。至天寶四年（745），神會到了東京（洛陽），在荷澤寺繼續“定南宗宗旨”，繼續攻擊神秀、普寂一派的“北宗”為偽法統，定慧能一派的“南宗”為菩提達摩的正統。他提倡頓悟，立“如來禪”，破北宗漸教的“清淨禪”，其實，平心而論，真正的頓悟是不通的。如薑太公釣魚，被文王任為宰相；傳說舉於版築之間（按：此兩事，《神會語錄》中常舉作“頓悟不思議”的比喻）。乃至李白之鬥酒詩百篇，莫不是積了數十年許多零碎的經驗，蘊蓄既久，一旦發揮出來，所以“頓悟”雲雲，往往也須經過“漸修”；不過因他是年過八十的老頭兒，狀貌奇特，侃侃而談，就轟動了不少的聽眾。其時義福、普寂都已死了，在生時似乎是不理他，死後他們的徒子徒孫，眼見他聲名日大，而且繪出圖像來宣傳他所造作的楞伽宗法統史，公開地攻擊北宗法統，說來動聽感人，於是普寂一派人隻好利用政治勢力來壓迫神會。天寶十二年（753），遂有禦史盧奕上奏，彈劾神會，說他“聚徒，疑萌不利”；朝廷就把他趕出東京，黜居弋陽（在今江西），又徙武當（在今湖北均縣），又移襄州（在今襄陽），又移荊州開元寺，苦煞了這個八十五六歲的老頭兒！
神會被貶逐的第三年（755，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造反，兩京陷落，明皇出奔，太子即位：至757年（肅宗至德二年），郭子儀等始收複兩京，神會也回到東京來了。那時大亂之後，軍餉無著；於是右仆射裴冕提出一個救濟經濟的政策，“大府各置戒壇度僧”。“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這就是作和尚先得買執照。本來唐朝作和尚的，須購度牒，有了度牒，就算出家，可以免除租、庸、調諸稅。但殘破亂離之際，這種公債無法推銷，非請一位善於宣傳的出來負責發賣不可，於是大家都同意把神會請出來承辦勸導度僧，推銷度牒，籌助軍餉的事。他以九十高年，搭棚設壇，大肆鼓吹，聽者感動，男女剃度者極多，這種軍用公債果然傾銷起來，一百吊錢一張，而當時施主也不少，於是為政府增加了大宗的收入，功勞甚大。肅宗皇帝下詔叫他入內供養，並且替他蓋造禪院於荷澤寺中。到760（上元元年），神會死，享年九十有三，賜諡真宗大師，建塔洛陽，塔號般若。他死後三十六年，即796（德宗貞元十二年），在內殿召集諸禪師，由皇太子主席，詳定傳法旁正，於是朝廷下敕立荷澤大師神會為第七祖。於是神會的北伐成功，慧能的南宗遂成為禪宗的正統了。
關於神會的思想，我不打算細講；其教義可得而言者，約有五點：
（一）頓悟。這就是神會的革命旗幟。他說：“十信初發心，一念相應，便成正覺，於理相應，有何可怪？”以明“頓悟不思議”。簡言之，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