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者朋友——前日本京都大穀大學教授鈴木大拙博士，最近30年來，一直都在做著向西方人士解說和介紹禪的工作。經過他不倦的努力，加上許多談禪的著作，他已成功地贏得了一批聽眾和許多信徒，尤其是在英國。作為他的一個朋友和中國思想的曆史學者，我一直以熱烈的興趣注視著鈴木的著作，但我對他的研究方法，卻也一直表示失望。他使人最感失望的是——根據鈴木本人和他弟子的說法：禪是非邏輯的，非理性的，因此，也是非吾人知性所能理解的。鈴木在他所著的《禪的生活》（Living by Zen）一書中對我們說：
如果吾人拿常識的觀點去判斷禪的話，我們將會發現它的基礎從我們的腳下坍去。我們所謂的唯理主義思維方法（rationalistic way of thinking），在衡量禪的真偽方麵，顯然毫無用處。禪完全超越吾人理解的限域之外。因此，我們對於禪所能說明的隻是它的特點在於它的非理性或非吾人邏輯理解所到之處。
我所絕對不能同意的，就是他否定我們理解和衡量禪的智能。所謂禪，果真那麼不合邏輯、不合理性、果真“完全超越吾人理解的限域之外”嗎？我們的理性或唯理思維方式“在衡量禪的真偽方麵”果真毫無用處嗎？
禪學運動是中國佛教史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國佛教史又是中國一般思想史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們隻有把禪放在它的曆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才能得到適當的理解；這與中國哲學其他任何宗派一樣，都必須放到它的曆史背景中去予以研究、理解才行。
拿“非理性”去解釋禪的人，其主要的毛病就出在他們之故意忽視此種曆史的方法上。鈴木說：“禪是超越時空關係的，故自然也是超載曆史事實的。”采取此種非曆史和反曆史觀點去看禪的人，絕不能了解禪學運動和偉大禪師的教示。欲以此種觀點去使東方或西方人對禪獲得適當的了解，亦無指望。他所能告訴大家的，頂多隻是：禪就是禪，完全超越吾人邏輯的理解。
但假如我們把禪學運動放回它的“時空關係”之中，這也就是說將它放在它的適當曆史背景中，把它和它之似是瘋狂的教學方法視作“曆史事實”去加以研究的話，然後也隻有然後，我們對於中國智慧和宗教史中的此一偉大運動，始可得到知性和理性的了解與評鑒。
一、神會與中國禪的建立
其次要說的，是中國禪學運動的一個新的史實，這是我根據可靠的記錄予以重訂的。我所引證的這些曆史記錄，雖曾被人一直忽視或歪曲到現在，但如今不僅已經獲得澄清，且有八九世紀藏於敦煌石窟（在今之甘肅——達一千餘年之久，直到最近始在中國和日本編輯出版的文獻，作為有力的支持）。對於這些新近發現的部分材料，鈴木和我都曾參與編輯和出版的工作。
這段曆史故事，係於公元700年，以武後（690-705在位）詔令楞伽宗的一位老和尚至京城長安為始。這個和尚就是當時九十多歲，以在深山（今之湖北武當山）坐禪苦修著名的神秀禪師。這位年邁的和尚，在皇室的堅決邀請之下，終於接受了詔令。
當他於久視次年（701）到達京城說法時，必須讓人抬到會場才行。據說，武後不但對他非常崇敬，且將他迎至宮中供養。她的兩個皇子（後於684及690年被她分別所廢）和整個宮廷，都坐在他腳下恭聆教旨。他被尊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達4年之久。當他於705年去世時，曾由朝廷及數逾千萬的僧俗為之送葬，敕令建立三座大寺紀念他——一座在京城長安，一座在他修禪的地方。另一座在河南他的出生之處。兩位皇帝中的一個兄弟還和當時有名的散文作家張說為他寫了碑銘。
張說在他所做的碑文中，曾將神秀的傳法係統作如下排列：
一、達摩二、慧可三、僧璨
四、道信五、弘忍六、神秀
神秀死後，他的兩個弟子普寂（739年卒）和義福（732年卒）繼續被武後尊為國師。在他們死後所作的碑文中，傳法係統的排列如前（亦即列為第七代——譯者）。
這張傳法係統表持續了30年之久。一直未曾更動，說不定係以楞伽宗自達摩以來所傳的幾個法係之一而被承認著。
但到了開元二十三年（735），在普寂的勢力仍然極盛的時候，忽有一個叫做神會的南方和尚，在滑台寺（在今之河南）的一次無遮大會中，出來公開指責神秀一派，說他的傳法係統是假的。
“菩提達摩”，這位陌生的和尚說，“傳一領袈裟給予慧可，以為法信，經四代而至弘忍。但弘忍並未傳給神秀，而是傳給了南方的韶州慧能”。然後他又說道：“即連神秀禪師在內，亦指傳法袈裟現在南方，所以他從不自稱第六代。但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豎其師為第六代，所以不許。”
其時會中有一位和尚起來警告道：“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你現在攻擊他，豈非不顧生命危險？”神會答雲：“我今設此莊嚴大會，隻為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豈惜生命？”
於是，他又宣布說，神秀和普寂的禪是假的，因為他隻認漸悟，而“我六代祖師，一一皆言‘單刀直入’，‘直了見性’，不言漸階。學道者須頓見佛性，漸修因緣，如母頓然生子，在後與乳，漸漸養育……”
接著，他指責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等所傳的為一種四重式（four-fold formula）的禪——“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並說這些皆是“菩提的障礙”。他掃除一切坐禪的形式，認為它們全然多餘，他說：“若以坐為是，舍利佛宴坐林間，何以被維摩詰訶？”又說：“今言坐者，念不起為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為禪。”
就這樣，神會駁斥了全國最崇敬的宗派，建立了一種革命性的新禪；但由於這個新禪否定了禪的本身，所以根本上也就算不得是禪了。他並未稱這種頓教是他自己或他老師慧能的學說，隻說它是達摩以來六代所傳的真宗。
根據新近發現的文獻資料，所有以上種種，都是於開元二十二年（734）在滑台——距離長安和洛陽很遠的一個鎮市——發生的事情，普寂於739年死後，當時的名人李邕（678-747）為他寫碑，其中特別重述他在死前對弟子所說的達摩傳宗的話：“吾受托先師，傳茲密印，遠自達摩菩提……”這是不是有意強調此一傳承係唯一的密傳，藉以間接答複神會的攻擊呢？
西元745年，這個“異端”和尚被召到東京洛陽荷澤寺，這是他以後被人稱為“荷澤大師”的原因。他以七十七歲的高齡抵達洛陽，在那兒住了八年的時光。於此，他再度展開公開的挑戰，說神秀、義福、普寂他們所傳的法係是旁山，他們所傳的漸教是假的。他是一位善於辭令的傳道家，又會編造生動的故事。許多關於達摩傳道的故事，如與梁武帝見麵和二祖斷臂求道等，起初皆係由他編造，而後加以潤色，才混入中國禪宗史的一般傳統曆史之中。
我們可以從他的語錄（我所輯錄的《神會和尚遺集》，1930年版；及鈴木所輯的《荷澤神會禪師語錄》，1934年版）中看出，他曾和當時有名的文人學者和政治家有過友誼的交往和討論。就中他選擇詩人王維（759年卒[1]）為他的老師韶州慧能寫作碑銘。王維在這篇無疑是慧能最早的傳記（可能從未刻在石上，隻在《唐文粹》裏保存下來）中明白表示：五祖弘忍大師認為隻有這位南方“擖獠”工人居士懂得他的禪道，故在他快要圓寂時將“祖師袈裟”傳給他，並叫他趕快離開，以免引起爭端。
可是，由於神會有聰明的辯才和動人的教旨，吸引了太多的信從，致使當時的禦史盧弈在天寶十二年（753）報告皇帝，說他“聚徒疑萌不利”。玄宗皇帝（712-756年在位，762年卒）召他赴京，與他見麵後，將他貶到江西的弋陽，其後二年間，又被敕移三個地方。但神會被謫的第三年（755-756）年底，曆史上忽然發生了個大變化，安祿山造反了！他的勢力很快地就威脅了大唐帝國。叛軍從東北邊區出發，橫掃北方平原，不到數月工夫，即行占領東京洛陽，並從四路進攻長安。京城終於天寶十五年（756）七月陷落，玄宗倉惶出奔西蜀，留下太子在西北接管政務。太子宣布即位，組織政府，糾合軍隊，征討叛匪，挽救帝國。至德二年（757）收複兩京。費了6年時間，才把叛軍肅清。
在新政府於756年成立時，有一個大問題：怎樣籌備軍費？其中的一個救急方法：大賣度牒，大度僧尼。推銷度牒，必須在都市裏舉行募道勸說，使善男信女打開心房與荷包才行。於是，他們想起了這位有大辯才，能夠感動聽眾的和尚神會（可能是出於當時在戰時政府中擔任要職的禪友苗嚴卿和房培他們的推薦）。於是，他以八十九歲的高齡再度回到了業已收複但已成虛墟的東京洛陽，開始對大批群眾說法。據說他的籌款法會結果非常成功，對於戡亂戰爭作了不小的貢獻。
新皇帝為了酬謝他的功勞，特別召他入宮供養，並敕工部在荷澤寺中替他趕造禪宇。昔日被逐的“異端”和尚變成了皇帝的上賓。他於上元元年（760）謝世，享年九十二歲。
大曆五年（770），皇帝敕賜堂額，題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據博學多聞的禪宗曆史學者宗密（874年卒）說：德宗皇帝於貞元十二年（796）令其太子集諸禪德，楷定禪門宗旨，搜求傳法旁證。遂有敕下，立荷澤大師（神會）為第七祖。這似乎間接承認了他的老師——不識字的和尚韶州慧能——為第六祖。
元和八年（813），憲宗皇帝應嶺南節度使之請，追諡歿於“百又六年”之前（如此則他死於711年而非傳統所說的713年了）的慧能為“大鑒禪師”。當地僧俗大眾並禮請當時的兩位大作家柳宗元（819年卒）和劉禹錫（842年卒），為慧能寫作紀念碑文，兩者皆毫不遲疑地稱他為達摩以下的第六代。這場法係的爭論既已解決，神會的大功也就告成了。
二、一般所稱的六祖慧能
我們對這位不識字的六祖慧能，究竟知道一些什麼呢？
在一篇由神會弟子於神會死後所作的早期文獻《楞伽人法誌》中（本文被引入稍後所作的楞伽宗另一曆史記載而被保存於敦煌手卷中傳留下來），有雲，楞伽大師弘忍（即通常所稱的五祖，674年卒[2]）曾於圓寂前說有十一人可以傳他法。在這十一人的名單中，第一號為神秀，第二號為資州（在今之四川）智詵，第六號為韶州慧能，其他尚有七名相當著名的和尚及一位居士。名單上的第二人智詵（702年卒），係中國西部的一位禪師，他下麵出了兩個重要的流派，曆史家宗密把它們列為第八世紀禪宗七派中的兩係。我所以認為弘忍的這張十一弟子名單相當可信的原因，乃因為他可能係作於神會尚未進行他那戲劇性的挑戰之前。和在智詵所傳的兩派尚未聞名全國很久之前。
因此，我們不妨說，慧能係楞伽大師弘忍11位大弟子之中的一個。說他是密受真傳的人和祖師袈裟的傳承者，很可能是神會所編的一個神話。
據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約作於743年，其中已經提到神會“有類獻珠之願”而“猶多抱玉之悲”的事了。見《全唐文》卷327）說，慧能生於嶺南百姓之家，其地為華夷和睦相處之處。他在神會和《壇經》所作的描述中稱為“擖撩”——中國西南夷族之一。他是一位以手勞動的工人，後來北徙而在弘忍住持的寺中找到工作。他根性猛利，凡所教習，皆能吸收。他於受傳祖師袈裟後即返南方，“雜居止於編人，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後被《涅槃經》講師印宗發現，予以剃度授戒，促其展開自己的傳教事業。
他教些什麼呢？王維說：“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於初發心，以為教首。”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為之運，無礙之慈。”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神師碑》說：“其教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期淨矣。”
由上述王、柳及神會對於“頓悟”的強調看來，我們可以推測，這位身為“勞侶”和“擖撩”的大師，可能原是一位苦行頭陀。頭陀的第一個意思，正如楞伽宗許多門徒所行和其祖師達摩所說的一樣，就是忍受一切的苦和辱。他可能在純樸的土人間從生活體驗中習知：透過某種頓悟的行為，可以啟發人類的心靈。神會曾用“單刀直入”一語，予以形容。如今中國人已將頓悟的觀念化成了一句簡單的成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