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當時對了解和愛護他的平民所講的，可能就是這種簡單而又直接的教義。他使“盡大地之墨”發光，故未留有任何著作。如此，經過神會三十年（730-760）的苦戰和說法，獲得正式承認慧能為六祖和神會為七祖，中國的第一個禪宗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到了第八世紀的後二十五年，禪宗各派開始了一個大彙合——幾乎是每一個禪師或禪派都奔湊到慧能和神會的一係之下。要跟剛死不久的神會拉上關係，並非易事。但慧能在第八世紀初年即已去世，而他的弟子大都又是些生活或死於山林洞窟之中的苦行頭陀，如果宣稱曾經參訪他們，這就不難了。因此，到了那個世紀的後20年，部分不知名的人物都被記起或發掘了出來，其中如此被發掘出來的兩個，有湖南衡山的懷讓和江西青原的行思。這兩個人的名字，無論是神會為慧能所作的小傳（在鈴木輯的《荷澤神會禪師語錄》之末）中，或最古的《六祖壇經》中，都沒有提到。
最偉大的禪師之一的馬祖，也是上述名單中的一個，原出楞伽和尚智詵所傳兩係之一的成都淨眾寺。但馬祖於788年死後，他的傳記說他在懷讓門下參學而契頓悟玄旨。與他同時的另一位大師——一般稱為石頭的希遷，據說係在行思門下參學得法。
此外，還有一個稱做牛頭宗（在今南京附近的牛頭山）的禪派，係由與佛教史家道宣（667年卒）同時的法融（657年卒）所創立。道宣在2433字的《法融傳》中，並未提到他與達摩楞伽宗的關係。但在第八世紀，牛頭宗的和尚都願意承認他們的祖師曾經一度做過達摩下四祖道信的學生。如此，牛頭宗的創立者便成了六祖的“師伯”了。
禪宗的這個大彙合就這樣繼續著。在一百年的時間當中，幾乎所有禪宗各派各係，在神會法統上，都成了“禪宗正脈”六祖的兒孫或與他有親屬關係了。
三、第八世紀的禪宗七派
我在上麵所說的——神會對成為“兩京法主”和“三帝國師”的那一派所作的挑戰與攻擊，他之宣說以頓悟觀念為基礎的新型佛教，他之四度被逐和召回為國出力，以及為爭取他那一派獲得“真宗”地位所作的努力與勝利——在曆史上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個大運動中的一部分，可以正確地看作佛教內部的一種革新或革命。這個運動在第八世紀時即已醞釀，並擴展到中國的許多部分，特別是南方的絕大部分——從西部城市的成都和資州，到東部佛教中心的揚州，江寧（南京）及杭州；從湖南和江西的深山，到韶州和廣州的南部區域。神會本人係一個革命時代的產物，在這個時代中，佛教和禪宗方麵的偉大人物，總以某種方式想著“危險”的思想，講著“危險”的教義。
神會是一個政治天才，他不但看出了時代的趨勢，且深知攻擊的目標和方法。因此，他做了這個新運動中的政治家和戰士，開了革命的第一炮。他的長壽，他的辯才，特別是他的勇氣和猛利，使他大獲全勝，而一個強有力的正統於是瓦解。使他輕易獲勝的，也許是基於一個事實；他那猛烈而又強韌的攻擊戰術和他二十多年的簡明而又風靡的布教影響，已經為他自己和他的目標贏得了大批信眾和許多有力文人與政界朋友的支持。在神會被逐期間最先為慧能寫傳的詩人王維，非但以不可誤解的文辭說慧能得了“祖師袈裟”，並說神會之被整是種“抱玉之悲”，最不公平。此外，王維的朋友——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712-770）。亦在他的長詩中述及“門求七祖禪”的話。因此，慧能和神會的目標，在未正式達到之前，早就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至此，革命成功的時機已經成熟了。而各派之爭祖湧向前導隊伍，隻不過是這個勝利之為各宗自由派、急進派和“異端”分子所歡迎的另一個證明罷了。對他們而言，這個勝利無疑是一大解放，將他們的思想和信念從傳統和權威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我們對那個時代的“危險”思想知道些什麼呢？
在未介紹第八世紀禪宗的急進思想之前，讓我們先來聽聽當時的一位嚴肅批評家梁肅（753-793）的意見，也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這位曾經活在那個世紀下半期的批評家，對於他那一時代反偶像的革命性教示頗感不安。他是當時的散文大家之一，又是天台宗舊派禪的一位忠實追隨者，該宗於第六世紀最後數十年在其創立者智者大師的努力下達到了頂峰，但到了第八世紀已經為它那百科全書式的繁瑣哲學壓垮而成了一個衰退的宗派。下麵所錄便是梁肅所反映的意見：
今之人正信者鮮，啟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著之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乏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穀……與大眾魔外道為害一揆。
這是他那個時代“危險”思想流行的一個見證。
學者和尚宗密（841年卒），盡了畢生之力，集了將近一百家禪師的述作，上自達摩來華，下至他那個時代。可惜的是，他所集錄的這部大作《禪源諸詮集》，大部已經散失，如今隻剩一篇《都序》，是他對禪宗各派所作的分析和評判。他在這篇序言（其本身即是一本小書）中，將“當代”禪學運動分成十大宗派，又將此十派歸納為三大主流：（一）是“息妄修心宗”，為舊派的禪或印度禪的延續。（二）是“泯絕無寄宗”，以“無法可拘，無佛可求”教人，此宗包括牛頭和石頭兩係。（三）是“直顯心性宗”，教人拋棄一切舊有的形式，直了見性，此宗包括神會和馬祖兩派。
宗密在為一部文字頗簡的《圓覺經》（可能是他自己的杜撰）所做的卷帙極繁的《大疏》中，用了一段很長的文字，列述了禪宗七大派係，並給每一派的宗旨作了一個簡要的總述。在這七派當中，隻有三派可稱為舊禪，其餘四派都有顯著的革命色彩。茲為敘述方便起見，現在且不依它們的原有順序，先從舊派介紹起。
這三個舊派是：（一）由神秀及其弟子所建立的北宗，亦即神會斥為漸修禪的一派。（二）出現於中國西部的一派，以“念佛”作為簡化的禪法。（三）智詵派，由跟神秀及與慧能同學的智詵所創立，包括其後由其弟子在成都淨眾寺形成的一係。此派的傳統是把禪法簡化為三句：“無憶，無念，莫忘。”著名的馬祖大師，原來即是出於此派的淨眾寺。
綜上以觀，即使是在舊派的這一集團中，亦有一掙脫印度禪自創簡化禪的明顯趨向了。
（四）第四派是成都保唐寺的一派，係由無住和尚（774年卒）所建立。他原出淨眾寺，但卻開創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十分激進的宗派。此派所行的是：“釋門事相，一切不行；禮懺、轉讀、畫佛、寫經，一切毀之；所住寺院，不置佛事；但貴無心，而為妙極。”他們傳授了淨眾寺一派的“三句”，唯將最後一句“莫忘”改為“莫妄”。他們說：“起心即妄，不起即真。”
（五）第五派為宗密自稱所屬的一派，亦即神會一派。正如前麵已經提到過的，此派棄絕一切修為，深信頓悟的可能。宗密非常喜歡引用神會的一句名言：“知之一字，眾妙之門。”這句話最足以表明神會的知解方法。他在他的《語錄》中坦直地說：“我今定尚不立，誰道用心？”又說：“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
（六）第六派是屬於牛頭山的一派，原是依據般若哲學和龍樹中觀為基礎建立的舊派，在第八世紀新領導者鶴林玄素（752年卒）和徑山道欽（792年卒）領導之下，似乎成了公開的虛無主義者和偶像破壞主義者。宗密說此派示人“無法可拘，無佛可求”。“沒有一法勝過涅槃，我說亦如夢幻。”玄素的傳記作者說了一個故事：一個以殘忍聞名的屠夫，聽了他的說法後，即行懺悔，並就所居辦供請他，而他即不顧閑言，欣然前往，與其家人共食。宗密說此派“無修不修，無佛不佛”。
（七）第七派是江西道一（788年卒，因其俗姓馬，通稱為馬祖）的一派。他說：“觸類是道，任心為修。”“所作所為，皆是佛性；貪嗔煩惱，並是佛性；揚眉、動睛、笑欠、聲咳、或動搖等，皆是佛事。”故不必起心修為。“了此天真自然，不斷不修，任運自在，名為解脫。”“不取善，不取惡；浮穢兩邊，都不依怙。”“隨時著衣吃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得有何事？”宗密稱此派亦說：“無法可拘，無佛可求。”
這就是宗密所記的九世紀初期的中國禪宗各派。保唐派是公開的偶像破壞主義者，甚至是反佛主義者。其他三派亦同樣激進，以他們的哲學含義而言，也許較前者更富偶像破壞主義的色彩。馬祖的著名弟子之一丹霞天然，某夜與道友在一破廟中過夜。由於天氣酷寒，而寺中無柴可燒，他便將佛像拿來引火取暖。當他的同伴責他褻瀆聖靈時，他說：“我要燒取舍利。”他的同伴說：“木佛怎能燒出舍利？”“既然燒不出舍利”，丹霞說，“那麼我所燒的隻是一塊木頭罷了”。
像這樣的一個故事，隻有放在那個革命時代的一般知性趨勢中去看，才能獲得適當的了解。忽滑穀快天教授在《武士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Samurai）一書中曾經兩度引用此一插曲，以表示中國的禪是破壞偶像的。然而，鈴木卻說：“不論丹霞的是非從純粹禪的觀點看來如何，但毫無疑問的是，凡是虔誠的佛教徒，都會認為那是高度的褻瀆行為而予以避免的。”
那些虔誠的佛教徒是永遠無法懂得中國的禪的。因此，他們更不能了解馬祖的另一位弟子——學者居士的龐蘊，他留下一首這樣的偈語：“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這實在是一句美妙的言詞，與著名的“歐氏解剖刀”（Occam\\u0027s razar）同樣銳利，同樣富於摧毀性。後者有一句話說：“本質不必增殖。”在此，我們不妨把老龐的“但願空諸所有”叫做“龐氏解剖刀”或“中國禪的解剖刀”，拿它來斬盡殺絕中古時代的一切鬼、神、佛、菩薩、四禪、八定，以及瑜伽六通，等等。
這就是第八世紀的中國禪，正如我在前麵已經說過的一樣：根本算不得禪，隻是中國佛教內部的一種革新或革命。
四、大迫害和迫害後的偶像破壞
但佛教本身的此種內部改革——佛教一宗的這個內部革命，並未能夠使佛教避免一個急劇的外來革命。這個具有毀滅性的外來革命，發生於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八月，是佛教在中國兩千年中受到摧殘最甚的一個史實。
這個曆史上有名的大迫害，係由武宗皇帝（841-846）下令執行，顯然的，他是受了少數幾個大道士的強力影響，但這個在845年到846年所施行的大迫害，正如前此於當時446、574年，及其後於955年所加於佛教的殘害一樣，亦係曆久根深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於外來佛教的一種排斥的表現。早在西元第九世紀初期，中國的一位古文名家韓愈（768-824）就寫了一篇叫做《原道》的著名論文，公開地斥責佛教為蠻夷的一種生活方式，不是中國之教。他毫不隱諱地提出殘忍的壓製口號，大叫：“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這是824年，亦即在他死的那年的事。經過二十一年之後，這些野蠻的口號竟然得到了徹底的實施！
這個大迫害雖延續了兩年的時間，但亦足夠破壞佛教的大部勢力了。經統計結果，計毀大寺及僧院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及禪居四萬區，沒收寺廟田產數百萬畝。釋放男女奴婢十五萬多人，迫令僧尼二十六萬人還俗。隻許長安和洛陽兩個京城各留佛寺一座，每寺留僧三十人。在全國二百二十八個州中，隻有“上州”的州府所在地可以保留佛寺一所，每寺隻許留僧十人。所有佛典、佛像，以及與佛教有關的石刻、碑銘，凡是被找到的，都給毀了。於此一滅佛政策實施後，為了表示佛教係番邦夷狄之教起見，皇帝在一道迫害的命令之後特別規定說：
所留之僧，皆隸主客（專門掌理番邦進貢事宜的官職，相當於今日外交部禮賓司之類），不隸司部。
此種大迫害，大破壞，盡管殘忍而又野蠻，但對禪僧不但危害不大，相反的，可能倒加強了他們的勢力，因為他們根本無須依靠龐大的財產和堂皇的建築。實在的，他們甚至對於經典也不必依賴。並且他們在理論上乃至行動上，亦有排斥偶像的傾向，至少他們中部分確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