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下當然誰打下來歸誰，難道世上還有打了天下送給別人的傻子麼？”忽必烈冷笑著將一份報紙摔到了桌案上。
大元朝雖然禁止報紙發行，但朝廷內部對來自南方的這種新興事物，一直非常感興趣。呼圖特穆爾、葉李、桑哥等蒙、汗、色目大臣幾乎都在收集報紙，甚至忽必烈本人，在北征途中，他也沒忘記不時將通過各種渠道弄來的報紙翻上一翻，看一看南方那個新崛起的對手又玩出了什麼新花樣。
最近一段時間文天祥的表現讓忽必烈百思不得其解。按忽必烈的判斷，作為一個高明的統帥，文天祥應該把握住元庭作戰重心北移這個難得的作戰機會，大舉反攻江浙才對。怎麼這麼好的條件，文天祥居然不知道利用？非但沒有北上兩浙，而且在自己窩裏邊玩起了什麼約法。
約法這事有意義麼？！這世界向來強者的天下，強者說的話就是法律，哪怕他早上說了，晚上就食言也未嚐不可。
按忽必烈的人生經驗，與實力不如自己的人講信譽，講契約，那是極度不可理喻的行為。就像當年蒙古人進攻西夏，在承諾保證西夏皇族平安的情況下騙取了對方投降，入了城後卻立刻將西夏皇族全部殺掉。雖然此舉遭到黨項人的痛恨，但蒙古從此徹底滅亡了一個難纏的對手。這世界本來就是憑實力說話的，信譽和契約，那隻是用來麻痹對手，或者作為廝殺之外迫對手就範的輔助手段。文天祥在殘宋內部已經一枝獨大，這個時候他不趁機廢掉宋帝自立，或者將殘宋徹底架空，做一個實權宰相，卻又是玩選舉，又是玩約法地給自己找麻煩，豈不是暈了頭？
但忽必烈又不敢相信文天祥是真暈了頭。三年來，這個有瘋子之名的對手由小變大，幾乎每走一步都令自己匪夷所思。然而，就是憑借這些令人無法理解的手段，文瘋子一步步在福建站穩了腳跟，一步步將力量延伸到兩廣和兩浙。以前那些看似瘋狂的招數，與現在的局勢相印證，無一不顯出其精妙來。
就像文天祥高調宣揚永安之戰，當時大元君臣都以為文天祥不過是重複殘宋喜歡吹牛的習慣。結果，永安之戰的結果一傳出，乃顏和海都就迫不急待地起了兵。
出於對敵手的尊重，忽必烈將“盜版”的報紙又揀了起來，從頭致尾，一字不落地又看了一遍，卻越看越覺得迷茫。這份民間甚為流行的報紙印刷質量遠不能和報禁之前那些福建貨相比，原來那些福建貨據說是水力印刷，活字排版，精美得簡直何以用來珍藏。而現在的土版本卻是不法商家冒著殺頭危險私下盜印的。紙很脆，很黃，很多地方字跡都不清楚。忽必烈一直沒弄明白，這種質量的東西居然有人不惜高價買，有人冒著喪命的危險傳播？！
報紙上最重要內容不是臨時約法，而是福建瘟疫的蔓延情況。據上麵的文字說，這次瘟疫是達春故意投毒所致，所以短期爆發雖然劇烈，卻沒有蔓延到福建全境。重要的商港泉州，和以新器械聞名海內，文天祥的老窩邵武都沒受到波及，眼下福州、劍浦和漳州的疫病已經得到了控製，不會再向外繼續蔓延，所以，商隊可以放心去泉州交易。
為了吸引商隊，福建大都督府在瘟疫爆發期間特意將部分新產品打了折扣。報紙上，也將一些比較流行的交易品價格範圍印了出來，讓天下商人們自己計算值不值得去泉州冒險。這種為來往行商大開方便之門的行為被葉李等漢臣譏笑為見利忘義，卻被桑哥等色目大臣（注：桑哥是維吾爾人，屬色目係）大加讚賞，認為是文天祥為國理財的又一妙招。
對於北方戰事，報紙上也給予了相應的關注。福建的讀書人們抓住乃顏與海都的身世大做文章，“汙蔑”忽必烈的大元沒有合法性，無論從蒙古人的角度和其他民族的角度，都應該屬於是“以武力竊居權柄”的貨色，號召各族豪傑共同起兵，將這夥隻知橫征暴斂，不顧百姓死活的強盜拋棄。
隻是在報紙的最後一版，才以小半版麵刊登了大都督府準備召集天下豪傑，共聚泉州，訂立《臨時約法》，驅逐北元的告示。告示中，聲明不限於福建和兩廣，天下有誌抗元的英豪，都可以派代表參加。
告示下，附加了幾個提問。文天祥以福建大都督的身份問天下所有起兵反元的英雄，無論是占山為王的，還是下水為盜的。無論是破虜軍盟友，還北方與破虜軍沒聯係的紅襖軍餘燼，大夥起兵反元，目的是什麼？到底要得到什麼？天下到底屬於誰，是否真的該是勝利者的戰利品？
天下當然是勝利者的戰利品了，忽必烈對此從未懷疑。“大汗初起北方時節，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嗬，各分地土，共享富貴。”這是蒙元學者極為熟悉的一個史實，也是忽必烈自幼親身體會到的真理。曆代大汗，都遵守著這個約定，無論起初的在草原上的牧場、奴隸分贈辦法，和兵臨中原後的財富按比例分配的“大兀魯思”製，都體現了天下為勝利者所支配的這一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