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和大都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城市,關於這個話題,郭守敬不止一次聽別人說過,但雙腳踏入福州,他才知道兩個城市的確相去甚遠。

他所參與建造的大都城格局兼顧陰陽五行與儒學精義,以忽必烈的皇宮為中心,方正宏大、富麗堂皇。相較而言,大都督府的治所福州則顯得簡陋、淩亂,一些在五代、甚至唐末就存在的建築依然破破爛爛的在風雨中飄搖,一些低矮的民房也不顧形象地混雜在新崛起的高樓大廈之間,與整個城市欣欣向榮的基調是那樣格格不入。但郭守敬卻絲毫無法鄙夷福州城的破舊與簡單,大都城的建造幾乎鏟平了原來所有不符合規範的建築,可以說是完全毀滅了曆史。而福州城,卻悄然把曆史和現在混同為一。

福州城有一點是大都城遠遠達不到的,那就是百姓臉上的神態。從騎在馬上匆匆而行的武夫到背著包裹隨人流前進的小民,幾乎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自信與從容。那是能吃飽肚子並且不為明天的生活擔憂才能顯現出來的神色,雖然這些市井小民中間不少人的衣衫上還打著明顯的補丁,但舉手投足間卻擁有北元富豪也表現不出來的不卑不亢。

這還是原來那個大宋麼?郭守敬不太敢相信。當年他曾經在老師和同僚口中聽說過有關大宋的傳言,一概是官員多麼昏庸、士兵多麼懦弱、百姓多麼奸猾。而現在展現於他眼前的福州,卻處處體現著泱泱大國之風。

這是是真正的大國之風,不體現在舉世無雙的宮殿上,也不體現在皇家貴族如何一擲千金的豪奢上,而是體現在國民的一言一行之間。大都城也很繁華,但郭守敬清楚記得自己坐轎出行時,百姓們四下閃避,跪拜,唯恐衝撞車駕的慌亂。而於福州城內,方馗的馬車疾馳而過,沿途百姓隻是讓開了主路,就繼續做他們的生意,談他們的買賣,仿佛根本沒見到車上的方老將軍。

令郭守敬更佩服的是福州民間在戰爭麵前所表現出來的勇氣。郭守敬可以擔保,走遍北方各個州縣,即便是把忽必烈的老家都算在內,也沒有一個地方在大戰即將來臨之際,依然能表現得如此有條不紊。

當年李璮叛亂,大都城在叛亂之所濟南的千裏之外,駐紮有十萬重兵,依然不免一日三驚。很多富戶豪門甚至悄悄將財產轉移到城外,以防戰火燒到身邊後遭受池魚之殃。而福州百姓卻仿佛根本不知道忽必烈領傾國之兵南下般,或者說根本沒將南下的大軍放在眼裏,該做工的做工,該經商的經商。郭守敬甚至親眼看見一夥穿著精布短衫的中年人,扛著竹竿,拎著草簍,悠哉遊哉地去江邊釣魚。

而宋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求戰欲望,更遠遠出乎郭守敬的預料。劫持了他和一大批北方英傑的方馗老將軍一到福建,馬上趕往大都督府請戰。在福州公開發行的報紙上,,郭守敬至少看到了二十幾個大名鼎鼎的將軍主動請纓。蘇醒、陳複宋、張世傑、蘇劉義,這些人有些並不是文天祥的部將,有些甚至與文天祥政見相左,在這一刻,居然全部站到了大都督府背後。

與印象中懦弱的大宋不同,翻遍驛站中的報紙,郭守敬也沒找到一篇宣揚求和的“理智”聲音。相反,從當世大儒到平頭百姓,大夥幾乎眾口一詞地宣布:華夏即便戰剩最後一個人,也絕不考慮投降。其中,幾個投筆從戎的學院青年留下的誓言最為擲地有聲。“我生國滅,我死國存”,八個字,寫盡了一個民族在國難麵前的決擇。

“這還是大宋麼?”在驛站暫且安歇的日子裏,郭守敬與其他幾個被方馗劫持來的北方英傑私下數度交流,誰都無法得出肯定的結論。很多人都覺得自己仿佛生活在夢中,隻是這個夢,如酒一般醇烈。

在最初的震驚於興奮平息下來後,郭守敬開始考慮自己的生存問題。把他“劫持”來的方老當家很仗義,在旅途中,即答應推薦郭家的長子去流求島上的航海學院讀書,解決了郭守敬的後顧之憂。但文天祥卻不像他想象的那樣求賢若可,非但沒有大張旗鼓地對他的到來表示歡迎,甚至連見麵的機會都沒給。

三天後,郭守敬有些沉不住氣了,對著前來安置大夥的一個年青官員發起了脾氣。“丞相大人最近公務很忙麼?不知何時才能賜我等一見?”

幾個與郭守敬時來到福州的北地英傑紛紛圍攏過來,小聲表達自己的不滿。與郭守敬一樣,他們也是莫名其妙地被一夥黑衣人劫上了船,經過半個多月的海上奔波來到熟悉而又陌生的福州,對自己的未來充滿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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