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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傳
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美國最偉大的先驅者和美國民主的締造者之一,著名的科學家、出版家、外交家、政治家、哲學家和實業家,美國獨立運動的領導人,曾參與起草並簽署了《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
富蘭克林1706年出生於北美新英格蘭的波士頓,他在家中的17個孩子中排行15,父親是從事蠟燭和肥皂製造的小商人。富蘭克林少年時進過兩年學校,後因家境困頓,被迫輟學,12歲時,父親讓他到哥哥的印刷鋪裏當學徒。學徒的日子是艱難的,然而,他卻利用學徒的閑暇時間刻苦自學,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在政治、科學、曆史、文學等方麵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他還通過自學能熟練地運用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拉丁語。
1726年,富蘭克林開始在費城獨立經營印刷工廠。從此,富蘭克林的事業生涯開始蒸蒸日上,開始創造一個美國夢的傳奇故事:他印刷並發行影響巨大的《賓夕法尼亞報》;他發明了避雷針、兩用眼鏡、新式火爐和新型路燈;他率先提出了北美殖民地“不聯合就死亡”的口號,並與傑斐遜起草《獨立宣言》;而當美國製憲會議因為聯邦體製問題爭論不休時,富蘭克林又欣然前往,進行調解。1771年,他出版了改變無數年輕人命運的《富蘭克林自傳》。這本書生動地記敘了富蘭克林的成長曆程,告誡年輕人積極向上,在世界上影響深遠。一個人在如此眾多的領域成就斐然,美國曆史上幾乎無人能及。
1790年4月17日,富蘭克林逝世於費城,美國人民為他舉行了最隆重的葬禮,他被譽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公民,受到各國人民的敬仰。富蘭克林以自身的努力創造了一個不朽的神話,造就了一個屬於他的時代,成為“他生活的時代和國家中最偉大和最出色的人”。
名人點評
在我的一生,能讓我佩服的人隻有三位:第一位是本傑明·富蘭克林;第二位也是本傑明·富蘭克林;第三位還是本傑明·富蘭克林。——喬治·華盛頓
研究了富蘭克林的傳記,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為什麼這位美國人能受到全世界普遍的尊敬和欽佩。——卡皮察
第一章我的學徒生活
父親一生共有17個孩子,我是最小的兒子,在新英格蘭的波士頓出生。我的哥哥們都選了各不相同的職業,父親準備把我這個最小的兒子當作什一稅獻給教會。所以,我8歲的時候就被送到學校去念書。但是我在文法學校還沒有讀到一年,父親就改變了主意,讓我退了學,進了一家專教寫作和算術的學校。因為,父親考慮我們這麼大個家庭,要負擔我上大學,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同時,他看到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日後生活艱難。10歲那年,我回家幫助父親做生意。他經營的是蠟燭和肥皂製造。他原本並不從事這一行當,但是到了新英格蘭後,他發現單靠原來的行當已不能支撐一大家子的開銷了,於是改做皂燭業了。我就幫著剪燭芯、灌燭模,有時還照看店麵、跑腿當差。
我並不喜歡這個行當,心裏渴望去航海,但是父親堅決反對。好在我們家住在海邊,我就常到海邊玩,我很小就會遊泳,而且還學會了駕船。當我和男孩們一起在船上玩的時候,常常是由我來指揮,尤其是在麵臨危險的時候。在其他場合,我一般也是孩子頭,不過有時候我也會把他們帶入困境。我想舉一個例子,因為這件事還顯示出我從小就有突出的熱心公益的精神,雖然當時尚不能駕馭這種精神。
我還記得在我們家附近有一個蓄水池,我和小夥伴總是在潮來時捉鰷魚。水池旁邊有一片鹽灘沼澤地,由於經常踩,沼澤被踩踏成了一片泥漿。為了方便我們站立,我提議築一個平壩。於是,我帶著大夥去看一堆石頭,這是準備用於建造一幢新房子的,不過正好符合我們的需要。到了傍晚,我等工人下班之後,便找來了幾個夥伴,使勁地幹了起來。我們幾個人抬一塊石頭,像螞蟻搬家那樣,把石頭全部搬了過來,壘起了一座小平壩。結果,第二天早上工人們驚訝地發現石頭飛跑了,他們追查石頭搬到哪裏去了,終於發現被用來築了海邊的平壩。自然,我們誰也跑不了,被告了狀,同伴們也都受到了父親的嚴厲斥責。我也一樣,雖然我極力表達我們這項工程的用處,但是父親還是用他們的方式,教訓我這種不誠實的行為,並且告訴我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多麼的有害。
我在父親的店裏連續幹了兩年,那時我已經12歲了。我哥哥約翰本來是跟父親學藝的,那個時候結了婚,離開父親到羅德島去自立家業。很明顯,我是注定要接替哥哥的位置,成為一個蠟燭製造匠了。但是,我那時仍然不喜歡這個行業。父親開始擔心起來,假如不替我找一個更合適的職業的話,我會像喬賽亞一樣私自逃到海上去航行。那樣,他當然會十分惱火。因此,他就時常帶著我一起到外麵走走,讓我看看木匠、瓦匠、車工和銅匠這些活計,他希望由此發現我的誌趣所在,以便能夠在陸地上為我謀求一個固定的職業。所以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養成了這樣一種樂趣,喜歡觀察手藝高超的工人如何擺弄他們的工具。我從中學到了很多有用的東西,真是獲益匪淺。當一時請不到工匠時,我就自己幫家裏幹些維修的工作。有時候,我還會突發奇想,於是就自己製造個小機器來做一下實驗什麼的。
父親最後決定讓我從事製造刀剪的行業,因為那時候,我伯父本傑明的兒子塞繆爾已經在倫敦學成這門手藝,並到波士頓自己開業。於是,我就被送到那裏去做一段時間的學徒。不料他想要向我收取學費,這使我父親很惱火,所以他又把我領回了家。
我自幼愛看書,所有的零花錢都花在買書上了。那時候我很喜歡《天路曆程》,所以一開始就搜集了約翰·班揚文集,那是單獨發行的一本小冊子。後來,我把這些東西全部賣掉,又買了R·B·柏頓的《曆史文集》。這些都是小販們叫賣的書,價格非常便宜,隻需要四五十美分就可以將全集買下來。我父親有一個小圖書室,其中收藏的大都是關於宗教辯論的書籍,大多數我都讀過。現在有時候還很遺憾,在自己求知欲最旺盛的時期竟沒有看對自己合適的書。因為我十分清楚,自己不會去做一名牧師。
普魯塔克的《英雄傳》是我非常仔細地閱讀過的一本書,現在看來那段時間對我極為有益。另外還有笛福的《計劃論》和馬太博士的《論行善》,這兩本書改變了我的整個思想,這在以後的幾件大事中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我的這種讀書的愛好,終於使父親決定讓我從事印刷業,雖然我的哥哥詹姆士已經學了這一行業。1717年詹姆士從英國回來,帶回了一台印刷機和一副鉛字模,在波士頓開辦了一個小印刷廠。對我來說這當然遠勝過父親的職業,不過內心裏我依然向往著航海。父親為了防備這種渴望成為現實,立即叫我去跟哥哥做學徒。我抗拒了一些時候,最後還是被說服了,與詹姆士簽訂師徒契約。
當時我隻有12歲。按照契約規定我的學徒生涯要到21歲才能結束,而且隻有在最後一年才能領取一個熟練工的薪水。我隻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學得了熟練的技藝,成為他的得力幫手。那個時候我已經能讀到一些好書,因為我結識了一位在書店的學徒,有時我能夠從他那裏借些書來看,我總是很小心地保持書本的整潔,盡快地歸還。經常是晚上借來書,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還,以防有人發覺不夠份數或隨時有人要買這本書。因此我常常是獨坐屋中讀到深夜。
過了一段時間,我引起了一名精明的商人馬太·亞當斯先生的注意。他還是一位收藏家,家裏有一大批圖書。他經常光臨我們的印刷廠。一次,他邀請我去參觀他的藏書室,並且慷慨地允許我隨意挑選借閱。我那時候正迷上了詩歌,自己也寫了幾首小詩。我哥哥認為這或許能夠派上用場,所以大加鼓勵,並且要我編寫幾首即興歌謠。
於是,我就寫了兩首敘事詩。一首是《燈塔悲劇》,講述華薩雷船長和他的兩個女兒在海上遇難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歌謠,敘述捉拿海盜帝奇(或叫做“黑胡子”)的事情。這兩首詩都是用貧民謠小曲的格式寫的,行文頗不雅,並沒有什麼價值。詩歌印好以後,哥哥就讓我拿到鎮上去賣。第一首詩十分暢銷,因為它所講述的事件就發生在不久以前,曾經轟動一時。
這一成功使我感到很得意,但是父親卻對此大加嘲笑,他說詩人大都窮困潦倒,都是些窮光蛋。這使我十分掃興,我終於沒能成為詩人,這也許是一件幸事,因為我即使成為詩人,恐怕也是很差勁的。但是,練習散文寫作卻使我一生受益匪淺。因此我將告訴你,在這樣的生活境況下,我是怎樣掌握寫作散文這門技能的。
鎮上有一個和我一樣的書呆子,名叫約翰·科林斯。我和他關係很密切,不過我們時常爭論,我們也都喜歡爭論,相互間都希望能夠駁倒對方。可是,這種愛爭辯的癖好很容易發展成為一種很壞的習慣。爭論往往會產生摩擦,朋友之間一有矛盾就很難和睦相處,結果不但交談被破壞,產生厭惡情緒,甚至可能導致敵意。要不然的話,這倒是一種加深友誼的好方法。我這種愛好爭辯的習氣,可能是從閱讀父親的宗教辯論的書籍中染上的。以後,我注意到除了律師、大學教授以及在愛丁堡受教育的各種人士以外,絕大部分明白事理的人都沒有這種陋習。有一次,不知是何故,我和科林斯展開了一場爭論,爭論的問題是婦女是不是應該接受教育,她們有沒有學習知識的能力。他堅持認為婦女天生不是學習的料,她們受教育根本不適宜。或許是因為爭論的緣故吧,我則站在相反的立場。他本來比我能言善辯,而且出口成章。
我以為,他有時候擊敗我,靠的不是道理,而是他的伶牙俐齒。我們一時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就這樣分手了,我很想把自己的觀點闡釋明白,而一時又沒法再見麵,因此我就拿起筆來,把我的論點整理清楚,寫成文章寄去。他也用信來回答,於是我再回信答複。這樣一來,我們每人都寫了三四封信。
父親碰巧看到了我們寫的東西,他認真地看了一遍後,沒有對討論的問題發表意見,卻趁此機會和我討論起了文章的寫作風格。他認為雖然我在文辭的拚寫和運用標點上要強過對方(這當然得歸功於印刷廠的工作),可是在措辭的優雅、陳述問題的嚴謹和條理的清晰方麵卻遠遠落後於對方。他對此一一舉出例證,使我心裏信服。我覺得他的評論很有道理,從此以後開始注意文章的寫作方法,下決心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
適逢此時,我偶然看到一本《旁觀者》的第三卷,以前這一套書這一卷從未見過。於是我把這一卷買下來反複讀了好幾遍,真是樂趣無窮。我認為此書的文章寫得妙極了,如果可能的話,希望能夠模仿它的風格。這樣一琢磨我就選了其中的幾篇文章,歸納出每段表述的要旨,接著把它擱置幾天。然後不看原書,用自己想得起的合適詞句重新組合句子,盡量按其原來的內容充分展開,重新寫就這篇文章。然後將原文與我寫的複製品做一個比較,找出其中的錯誤,並一一修正。我發現自己的詞彙太貧乏,或者說不能在需要的時候想出恰當的詞語來,使要表達的內容即刻變為言辭。
我想如果我繼續堅持寫詩的話,這種技能是早應該掌握的了。因為要配合詩歌的韻律,即使是相同的含義也要使用長短各異的詞語,而且要講究押韻,還需要聲調各不相同的詞。這樣就會迫使我不斷地搜尋不同形式的同義詞,還會使我牢牢記住形形色色的詞語,這樣自己就能夠得心應手地使用詞彙了。於是我找出其中的一些故事,把它們改寫成了詩歌。過了一段時間後,當我差不多已經忘記了這些故事的散文體之後,再把它從詩的語言還原為散文。有時候,我還有意把文章的內容次序打亂,過些日子再重新進行整理,設法使它們恢複原來的排列次序。然後再來展開句式完成全篇。我之所以要這樣做,是為了學習如何整理思想表達方式。到後來,我又把自己所作的散文和原文進行比較,找出裏麵的錯誤一一訂正。
也有這樣的時候,我洋洋自得地以為自己竟然在某些不太起眼的細節上對原來的章法和語言做了某些改進。這又促使我以為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一名優秀的英語作家,對此我心裏寄予了極大期望。可是,我隻有在晚上或者早晨去上班之前才有時間做這些練習,不然就隻有在禮拜日。一到禮拜日,我就設法逃避上教堂做禮拜,盡量能夠獨自呆在印刷廠裏。可是我還在父親的管教之中,認為做禮拜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隻是我實在擠不出時間來履行這項義務罷了。
大概在我16歲的那一年,也是極為偶然,我見到一本屈裏昂寫的宣傳素食的書,我決定嚐試一番。那時候我哥哥還沒有結婚,我們自己不做飯,師徒全都與另外一戶人家搭夥。我不吃葷給大夥兒帶來了不少麻煩,常常因為這種怪癖而受他們的責備。我學會了一些屈裏昂介紹的烹調食品的方法,如煮山芋、煮飯、做快速布丁等等,然後向哥哥提出:假如他願意把我每周夥食費的半數給我,我願意夥食自理,他立刻同意了。
不久我就發現還能夠從這筆錢中再節省一半。這可為我買書增加了一大筆資金。這樣做還給我帶來了另一個好處,就是當哥哥和別的徒工去吃飯時,我可以一人留在印刷所,草草地吃完我的輕便點心。常常隻是一塊餅幹或是一片麵包,一把葡萄幹或是從麵包鋪中買來的一塊水果餡餅和一杯清水,在他們回來以前的一段時間裏我就可以讀書了。由於飲食節製常常能使人頭腦清醒、思維敏捷,所以我比以前取得了更大的進步。
我曾經因為不懂算術而屢屢丟醜,在學校裏也有兩次算術成績不及格。因此我就把科克爾的算術書找了來,很順利地從頭到尾自學了一遍。我還讀了舍勒和斯圖美有關航海的書籍,從中學到了一些幾何知識,不過除了這一點以外,我對於這門學科沒有做過更深的研究。在這一時期,我還讀了洛克的《人類理解論》和波特洛亞爾派的教授們所著的《思維的藝術》。
正當我專心致誌地提高語言寫作能力的時候,我弄到了一本英語語法書(我記得是格林伍德所作)。在這本書的後麵附有關於修辭法和邏輯的簡短介紹,關於邏輯的那篇在結束時舉了一個蘇格拉底用對話進行論辯的實例。不久我又找到色諾芬寫的《蘇格拉底回憶錄》,其中還有許多關於這種論辯法的例證。這一辯論方法把我深深地迷住了,我完全放棄了以前辯論時那種生硬的反駁和正麵論證的方法,而且在辯論的時候,還會表現出一副謙卑的探詢神態和質疑口吻。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讀了沙夫茨伯裏和科林斯有關宗教的書籍,對宗教教義的許多問題產生了懷疑,經常與人們進行公開的辯論。我發現運用這種方法可以使自己毫無破綻,卻可使對手陷入十分為難的境地。他們往往不會想到會被引誘到如此境地,落到重重困境之中不能自拔。對此,我不免有些洋洋自得,隻要一有機會就加以運用,成了一名迫使對手認輸的辯論行家,甚至駁倒了一些知識淵博的對手。我就是這樣獲得了與自己的身份或者我所堅持的理由並不相稱的勝利。
我使用這種方法達數年之久,後來才逐漸地將它放棄,僅保留了在闡述自己觀點的時候要保留餘地的習慣。當我提出可能引起爭議的事項時,我絕不會使用“當然”,“毫無疑問”這類對意見表示確鑿之意的字眼。相反,我總是傾向於說自己對此事的“設想”或“假如”是如此這般,或者出於某種原因,我認為某事如何,我是怎樣理解,或者在我看來要是沒搞錯的話事情是這個樣子。我認為如果要向他人闡述自己的觀點、使人信服自己倡導的方法時,這樣的說話方式將極為有利。此外,人們之所以要交談,其目的無非是傳播某種事情、接受某些事情,或者是表達感情取悅於人。
因此我奉勸善良的聰明人,為了不削弱他們行善的能力,切勿采取一種武斷式的、自以為是的說話方式。因為這種講話方式常引起人反感,容易使人產生抵觸情緒,常常達不到交流思想、傳達情感的目的。因為假如你的目的是在教誨人,講話時過分自信的武斷態度有時會引起反駁,使人不以為然,因而使公正的討論成為不可能。如果你本來是想吸取別人的見解,可是同時又明確地堅持自己的看法,那麼明達謙遜的人士就會讓你繼續堅持錯誤見解,因為他們並不願意與你爭辯。可見,你持這樣的態度就很難指望博得人們的歡心,贏得他人的讚同。蒲柏的話十分英明,他說:“不要以教訓的方式去教導人,他人不懂的要以提示的方式告知。”並且告誡我們:“即使你深信不疑,說話也應當寬容謙和。”
大概是在1720年或者1721年,我哥哥開始出版報紙。這是在美洲殖民地發行的第二份報紙,名稱叫做《新英格蘭報》,在它之前出版的報紙名叫《波士頓郵報》。我記得他的一些朋友認為不大可能發行成功,勸他不要做這份生意。依照他們的看法,美洲殖民地裏有一家報紙已經夠了。可是你看,如今(1771年)至少已經有了25家報紙了。不過,我哥哥還是繼續幹了起來。那時候,我一排完字或者印刷完畢,就抱起報紙,穿街走巷,把它們送到鎮上訂戶手中。
我哥哥的朋友之中有些人很有才氣,他們為了消遣,就給報紙寫一些小文章。這些文章大大提高了報紙的聲譽,提高了發行量。這些紳士們還經常到印刷房來拜訪。聽他們高談闊論,講述報紙是如何受人歡迎,我不禁躍躍欲試,也想寫一些東西。不過,因為我還隻是一個孩子,擔心要是哥哥知道是我寫的東西,他是絕不會讓我的文章在他的報上發表。
於是,我就想方設法改變筆跡,寫了一篇匿名的文章,夜間放在印刷所大門底下。第二天早上,我哥哥發現了這篇文章,到那些撰稿的朋友來訪的時候,他把這篇文章交給他們傳閱。他們就在我的麵前讀完文章,並且做了細致的評論。能得到他們的好評,我在心裏暗自高興。他們讚許這篇文章,猜度它的作者,提到的全是當地有學問有智慧的知名人士,這簡直使我欣喜若狂。現在想來我很幸運,能遇到這些人做我文章的鑒定家,雖然這些人也許並不值得我當時對他們如此的敬重。
正是由於受到這樣的鼓勵,我後來又撰寫了幾篇文章用同樣的方式投遞到印刷廠,這些文章同樣得到好評。我一直保守著這個秘密,沒把事情透露出去,直到我覺得再沒有必要這樣做為止。這樣一來,哥哥的朋友們都對我刮目相看,但是我哥哥卻不喜歡他的朋友看重我。因為他認為這樣會使我變得目中無人,這種顧慮也許有點道理。可是,這件事卻成為我們兄弟兩人後來反目的開端。
盡管他是我的哥哥,他卻僅僅把我當做他的學徒,自以為是我的主人,因此指望我像其他學徒一樣替他賣命。可是我不這麼看,希望能夠從他那兒得到更多的照顧,覺得他要我做的某些事情太降低了我的身份。我倆就經常吵架,常常鬧到父親那兒,父親一般總是站在我的一邊,這是由於我大多有理,也可能是因為我比他能說會道。但我哥哥脾氣暴躁,常常把我狠狠地揍一頓,這讓我滿肚怨氣。想到我漫長的學徒期,真是盼望有機會早點結束學徒生涯。後來一次意外的機會讓我實現了這個想法。
我們報紙上刊登了一篇有關政治的評論,結果觸怒了當局。議會簽發拘押票,逮捕了我哥哥,嚴加審問,並且判了他一個月的徒刑。後來,我哥哥從監獄裏釋放出來,同時還帶回來了一道議會的決定:“禁止詹姆士·富蘭克林繼續出版名為《新英格蘭報》的報紙。”
哥哥後來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就是今後以我的名義來發行報紙。為了避免州議會可能的非難,說他讓自己的一個學徒出版報紙。為此,他把我們簽定的學徒契約退還給我,並在契約的背麵注明解除師徒合約,以備在必要的時候出示證明。但是,為了保障他對我的控製權,他要我另外簽訂一個在未完的學徒期限有效的合同。這個計劃其實是相當脆弱的,但是我們立即執行。
這樣報紙就以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義又持續出版了好幾個月。可是,後來我們兄弟倆之間又發生了新的爭執,而我哥哥一發脾氣就狠狠揍我,這也使我下定決心要離開他。因為我估計他不敢把新契約公開,於是想方設法地為自己爭取自由。當然,對我來說鑽這個空子頗不應該。現在想來這可謂是我人生所犯的第一大錯。不過,我那時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對。
第二章離家出走
當他斷定我真的要離開的時候,就跑到鎮上的所有的印刷所老板那裏去打招呼,想方設法不讓他們雇用我,因此我在那裏無法找到一份工作。這使我產生了去紐約的想法,因為那地方離這裏最近,並且有很多印刷所。
那時候我有一種強烈的欲望,就是要離開波士頓。有時我想自己已經成為當地統治集團的眼中釘,從州議會處理我哥哥案件時所表現的專橫來判斷,假如我繼續呆下去很可能被卷入麻煩。再就是我對宗教問題不夠謹慎的批評,善男信女們已經把我看做是可怕的異教徒和無神論者了。
我決心要離開這兒,這時父親卻站到了我哥哥的一邊。我心裏十分清楚,如果我明目張膽地鬧著要走,他們肯定會采取措施阻止我。於是我的朋友科林斯幫我安排了一個出走的計劃。他跟一艘“紐約”號單桅船的船長講好了讓我搭乘他的船,說我是他的一個“年輕友人,由於使一個不正經的女孩子懷了孕,她的朋友們又逼著我娶她,因此我無法公開露麵,也不敢公開逃走。”
於是,我賣掉了一部分書籍,拚湊了一點錢,被悄悄地帶上了船。這次航行可謂一路順風,三天的時間就已經到了紐約。就這樣我一個年僅17歲的男孩子,孤身一人來到離家將近300英裏的地方,既不認識當地的任何人,也沒有一封介紹信,口袋裏僅有極少的幾個錢。這時候,我對航海的興趣早已蕩然無存。不然我現在倒可以如願以償了。不過,因為我已經學會了一門手藝,並且自認為是一個很不錯的技術工人。
於是我找到一位印刷鋪老板,請他收我為夥計。這就是年老的威廉·布萊德福先生(他本來是賓夕法尼亞的第一個印刷商,因為與那裏的總督喬治·開夫發生了爭執,就遷到紐約來了。)可是他那裏生意不多,人手已經夠了,不能雇用我。不過他對我說:“我有一個兒子在費城開業,最近他最得力的幫工阿奎拉·羅斯死了,正缺少人手,要是你到那兒去,我想他可能會雇用你。”費城離紐約還有100英裏的路程,於是我搭乘一艘開往安蒲的小船出發了。我把箱子和行李留下,隻好等隨後由海船運去了。
穿越海灣時我們遇上了大風,那張破爛不堪的風帆被撕成了幾片,因此無法駛入海峽,海浪把我們衝到了長島。在這途中,有一個喝得爛醉的荷蘭乘客失足墜入海中,就在他正要下沉之時,我伸手從水中抓住了他亂蓬蓬的頭發,一把將他拉住,在其他人協助下,總算又把他放回船裏。待他清醒了些的時候,從口袋裏掏出一本書來,要我幫他晾幹,然後便睡覺去了,這是一本荷蘭文的《天路曆程》,是我最喜愛的作家班揚的作品。而且由銅版印製的,紙張精良、印刷細致。裝潢比我所見到的英文原文版要漂亮多了。
後來我發現《天路曆程》已經被譯成了許多種歐洲語言。我想除了《聖經》以外,它比任何其他書籍擁有更廣泛的讀者。根據我的了解,可敬的約翰是把敘事和對話融合在一起寫作的第一位作家。這種寫法對讀者很有吸引力,在作品最動人的部分,讀者宛如身臨其境,親自參與人物的對話。笛福在《魯賓遜漂流記》、《摩爾·弗蘭德斯》、《宗教求愛》和《家庭教師》中努力模仿這種寫作手法,獲得了極好的效果。理查遜在他的《帕美勒》等作品中也運用了相同的寫作方法。
船帆靠近長島時,我才發現這裏的地形不容樂觀。海灘上碎石累累,浪高水急。船拋下錨後,仍搖晃不穩。有人來到水邊,向我們高聲呼喚,我們也同樣呼叫,但是風浪的聲音實在太響,我們聽不清對方在說些什麼,因而無法相互表達自己的意思。岸邊靠過來幾條小船,我們聲嘶力竭地叫喊,一邊使勁地做手勢,請求他們駕船把我們接過去。但是他們可能沒有弄懂我們的意思,不然就是認為無法做到,於是紛紛走開了。天黑了下來,我們除了等待風力減弱之外,無計可施。我和船長商量要是能睡得下,就先進艙內睡上一覺。那個荷蘭乘客還渾身濕透地躺在那兒,因此我們也擠了進去。浪花打在船頭上,漏進艙來打在我們身上,沒多久我們就和他一樣全身濕透。我們就這樣躺了一夜,根本沒有得到什麼休息。
幸好第二天風勢減弱了,我們調轉船頭,爭取能夠在天黑之前到達安蒲。因為我們已經在海上漂泊了30個小時,既沒有東西可吃,又沒有淡水可喝,隻有一瓶混濁的甜酒,而外麵的海水鹹得無法入口。我當天夜裏開始發高燒。自己躺在床上,記得不知在什麼地方讀到過喝涼水可以幫助退燒。於是我就照著去做。整個晚上渾身上下大汗淋漓,終於使高燒退了下去。第二天早上,我擺渡到對岸,徒步向著50英裏之外的伯林頓走去。有人說在那裏可以乘船到達費城。整整一天傾盆大雨下個不停,我渾身上下都濕透了。
到中午的時候已經是筋疲力盡,隻好在路邊一家破舊的小旅店住下,可是徹夜難眠,我開始有點懊悔當初不該離家出走了。我心情沮喪,甚至想象自己可能正處於被抓捕的危險之中。因為我的外表顯得十分窮酸,好像是一個可憐蟲,因此擔心會有人盤問我,懷疑我是逃出來的傭人。可是第二天,我還是繼續向前趕路,直到天黑才在一家客店投宿,此地離伯林頓隻有十來英裏。
客店的店主是布朗先生,布朗先生在我吃飯的時候和我攀談起來。當他發現我讀過一些書的時候,他顯得十分和氣且友好。我們的交往就是這樣開始的,並且一直持續到他去世。我估計他是一個遊走的郎中,因為無論哪一個歐洲國家,或者某一個英國城鎮,他都異常熟悉,能說出詳細的位置。他還很有學問,而且頭腦敏捷,但是沒有宗教信仰。幾年後,他居然把《聖經》改寫成打油詩,就像科頓曾經對維吉爾的著作所做的那樣。經過這樣的改換,許多嚴肅的事實就變得滑稽可笑起來。如果他的這部作品出版的話,對那些意誌薄弱的人將會產生極為不良的影響。好在一直沒有發表過。
當天夜裏我在他店裏宿了一晚,第二天上午趕到了伯林頓。但是令我十分懊喪,因為在我趕到之前,開往費城的定期航班剛剛開走。那天是星期六,可是到下星期二之前沒有開往費城的船。於是我又回到了鎮上的一個老婦人那兒,我曾經向她買了一些薑餅就水吃,我向她請教應當怎麼辦。她說在下一班船到來之前,我可以在她家裏借住。因為徒步趕路實在太累了,於是我接受了邀請。
她聽說我是一個印刷工人,就勸我留在伯林頓謀生,但是她全然不知搞印刷需要多少資本。她親切和藹,非常好客,用燉牛肉來招待我,可隻接受一罐麥芽酒作為酬謝。當時我想,到下星期二之前反正走不了了。
可是,我傍晚到河邊散步的時候,恰巧從一艘小帆船旁經過,船上有幾個乘客,這條船正好是駛往費城去的。他們讓我上了船。因為沒有風,我們一路上劃船行駛,可是過了半夜,還是看不到費城的影子,有的乘客就斷定一定已經超過了費城,不願再劃下去了。其餘的人也搞不清楚我們究竟到了哪裏。因此我們就把船向岸邊駛去,劃進一個小河灣。在一道舊木柵旁邊登了岸。10月的夜晚頗有寒意。我們拆下木條點了一堆篝火,圍在那兒一直等到了天亮。這時候才有一個乘客辨認出這裏是庫柏河,費城在此地北方,隻有不太遠的一段路程。我們一駛出河灣就看見了費城。我是在這個星期天的上午9點鍾左右從市場街碼頭上岸的。
第三章初到費城
到費城的時候,我一身工作服,因為體麵的衣服還沒有隨行李運到。這一路上風塵仆仆,我全身上下肮髒不堪。既舉目無親,又無處可以投宿。因為趕路、劃船和缺乏休息,我感到累極了。此時我腹中空空,身上隻剩下1元荷蘭盾和1先令銅板。而且這個1先令銅板還作為船費給了船夫。
我來到街上,毫無目的地四處溜達,就這樣來到市場附近。在那裏看到一個小男孩手裏拿著麵包,於是就過去問他是在哪兒買的。按照男孩的指點,我立即跑到第二大街的一家麵包鋪,詢問可有波士頓常見的那種餅幹,結果這裏沒有那樣的餅幹,問有沒有3便士一個的長麵包,回答還是沒有。
因為我沒有想到也不知道貨幣價值有所不同,而且費城物價比較低,我也不知道究竟他鋪子裏有什麼麵包,我就請他給我3便士任何種類的麵包,於是他給了我3個很大的鬆軟麵包卷。3便士能買這麼多東西,我十分驚訝,不過還是馬上接了過來,兩腋下各夾一個,一邊嘴裏吃著另外的一個,一邊在街上走。
我就這個樣子從市場街一直走到第四大街,從我未來的嶽父裏德先生的門口經過。當時裏德小姐正好站在門口,我想,她看到我這麼一副古怪模樣,肯定覺得非常滑稽可笑。我轉了一個彎,過了板栗街,在胡桃街又逛了一段,繼續不停地吃著麵包卷。這時,我發現自己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市場街碼頭我乘坐來的那隻船的附近。我跑上碼頭大喝了一陣河裏的涼水。我的肚子已經被一個麵包圈填飽了,這時我看到同船來的一位婦女和她的孩子,她倆正在那兒等船繼續趕路。於是,我把另外兩個麵包給了她們。
吃過麵包後,我恢複了精神,又跑到街上去。這時候,大街上有一些穿戴整齊的男女老少紛紛朝同一方向走去。我就加入他們的隊伍,這樣來到市場附近的教友的大會所。我在他們中間坐了下來。由於前一天晚上的勞累,又缺少睡眠,我感到非常困倦,很快就呼呼地睡著了,一直到散會的時候才被別人叫醒。
從會所出來後,一位麵容和善的年輕人的指引下,來到了位於清水街的“彎曲接待店”。我在那兒吃了一頓午餐。飯後,困勁又上來了,於是我要了一張床,和衣躺下。一直睡到晚上6點鍾有人叫我起來吃晚飯。晚上我又很早就上了床,酣睡到第二天上午才起床。我起來之後,就盡可能地將自己打扮得幹淨體麵,然後到了安德魯·布萊福德的印刷鋪。
我在店堂裏看見了安德魯的父親,正是在紐約曾經見過的那位老人。他是騎馬來的,所以比我先到費城。他把我介紹給他的兒子。他兒子很客氣地接待了我,招待我吃早餐,但告訴我目前不缺幫工,因為最近又雇了一人。不過,現在鎮上有一位叫凱謀的先生新開辦了一家印刷鋪,他那裏可能會雇用我。要不然的話,可以暫時住在他家裏,他會不時地給我一些零活幹,直到我找到正式工作。
我於是在安德魯父親的介紹下進了凱謀的新印刷鋪。凱謀的印刷鋪裏隻有一架陳舊的印刷機和一套老掉牙的小號鉛字,他正在用這套鉛字排列一首懷念阿奎拉·羅斯的《挽歌》。阿奎拉·羅斯是州議會的秘書,是一個很有天賦的年輕人,品德高尚,在鎮上極受人們的敬重,而且詩也寫得很不錯。凱謀也喜歡寫詩,不過水平一般。實際上很難說他是在寫詩,因為他作詩的方式十分特別,完全不用寫文稿,當詩在腦子裏形成後,直接用鉛字排版,因此他隻需要一副字盤。可是《挽歌》差不多要使用所有的鉛字,因此誰也無法給他幫忙。
我想盡辦法修理這台印刷機,使他隨時能夠使用(他從未用過這台印刷機,而且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使用),並且答應等他把《挽歌》寫完,就來幫他印刷。之後,我便回到布萊福德的印刷鋪,他暫且給我些零活做做,我就食宿在那裏。過了幾天,凱謀派人來叫我去排印《挽歌》。這時,他又搞到了一副字盤,另外還有一本小冊子需要重印。
於是,他就讓我著手印刷。我發覺這兩個印刷鋪的老板並不適合經營這項業務。布萊福德原來學的不是印刷,而且還不識字。凱謀雖然有學問,但也隻會排字,根本不懂印刷工作。他原來是法國的一位宗教宣傳家,善於在大眾麵前演講過激的言論,現在沒有確定的宗教信仰,又什麼教派都沾點邊。他完全不懂世故,我後來還發現在他性格裏很有點無賴氣。
我在布萊福德家裏借宿,凱謀對此很不高興,因為我在他手下幹活。他自己有一間房子,不過裏麵沒有安置家具,所以無法讓我住在那裏。因此他就在裏德先生家為我借了一個地方,他也是租用裏德先生的房子。這時候,我的箱子和衣服已經運來了,所以就把自己裝扮了一番。在裏德小姐的眼裏,我的樣子可謂儀表堂堂,與她第一次看見我在街上吃麵包卷時的模樣已判若兩人了。
此時,我已經在鎮上結識了一些朋友,他們都是些愛好讀書的年輕人,我和他們在一起度過了許多個歡樂的夜晚。我勤奮工作,省吃儉用,開始積蓄了一點錢,生活得很愉快,盡可能將波士頓的煩惱忘記。隻有我的朋友科林斯了解我的情況,除了他以外,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現在生活在何處。他每次收到我的信,都不透露出半點風聲。
可是,後來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使得我回家的日期比預計的提前了許多。
我有一個姐夫羅伯特·荷麥斯,他在一條行駛在波士頓和道拉瓦之間的帆船上當船長,那時正在距離費城40英裏的紐卡斯爾。他聽到了關於我的消息,於是給我寫了一封信,懇勸我回家。我回了一封信,對他的勸告表示感謝,並且詳細地講述了離開波士頓的理由,使他相信我對這件事的所作所為並不像他所了解的那樣不近情理。碰巧當我的信送到時,荷麥斯船長剛好跟當時的總督威廉·基思在一起,就跟他談起了我,並把信給他看了。總督先生看過我的信後,聽到我如此年輕感到十分驚異。
沒過多久,總督先生便親自到印刷鋪來見我,並建議我自己開個印刷鋪,他認為有很大的希望獲得成功,並且逐個分析其中的理由。我提出不知道父親是否願意協助我的時候,威廉爵士說他馬上給我父親寫一封信,向他講明在此開業的優點,他認為肯定會說服我的父親。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我將乘最近的班船回波士頓。
1724年4月末,有一艘小船開往波士頓。我向凱謀告了假,說去看一個朋友。總督交給我一封很長的信,信中對我大加讚賞,極力勸說父親讓我在費城開創自己的事業,他保證我能在這裏發筆大財。我們的船從海灣駛往海麵時不幸觸了礁,船身裂開一個大口子,這時候海上狂風大浪,我們隻得進行人工排水,大家輪流值班。經過了兩星期,我們才安全地到達波士頓,那時候我已經離開家鄉7個月了。
在我到家之前,我的親友們一點也沒有聽到關於我的消息,因為我姐夫荷麥斯還沒有回來,也沒有寫信提到過我。我的意外出現使全家人無比驚喜,大家見到我都非常高興,非常熱情,隻是那個哥哥除外。於是,我前往印刷廠去看他,我穿了一套嶄新的衣服,英俊瀟灑,衣服上掛了一隻懷表,口袋裏裝了差不多5英鎊的銀幣。他很勉強地接待了我,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就轉過身去繼續工作。
店裏的夥計們都過來問長問短:到了一個什麼地方?那個國家怎麼樣?你是否習慣呢?如此等等的問題。我於是對他們大大吹噓了一番費城的生活,還描述了我在那兒的愉快時光,並且特別強調我還準備回去。其中有一個詢問那裏用的錢是個什麼樣子。我就從袋裏拿出了一大把銀幣,放在他們的麵前。這真是一幅光輝燦爛的圖畫,這種銀幣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因為在波士頓通用紙幣。我又趁機讓他們見識了一下我的懷表。因為我哥哥一直陰沉著臉,怒氣衝衝,所以,最後我給了他們一枚8便士的銀幣,讓他們買點酒喝,就告辭離開了。
我的這次造訪使哥哥極為不快。後來我母親勸他跟我和解,表示希望看到我們兄弟倆和睦相處的時候。他說我在他夥計麵前用這種方式使他下不了台,他一輩子也不會忘記這個侮辱,永遠不會原諒我。
收到總督的來信,父親顯然很驚訝。但是好幾天他對於此事隻字不提,直至我姐夫回來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他。父親認為他要是讓一個3年之後才成年的孩子獨自開業,無論如何不夠明智,最後斷然否決了它。他給威廉爵士寫了一封措辭委婉的信,感謝他對我的照顧和栽培,謝絕了他現在要幫我立業的意願。因為在他看來我還太年輕,擔負不起經營這個行業的責任。而且,為準備開業還需要有一筆相當可觀的資金。
那個時候我的摯友科林斯正在郵局供職。他聽了我對新地方的介紹,異常興奮。決定也要上那裏去闖蕩一番。當我還在等我父親做出決定時,他先從陸路出發了。他在羅特羅島留下所有書籍,因為他搜集了許多關於數學和自然哲學的書籍,打算等我去把它們一同帶到紐約,他計劃在那兒等我。
雖然父親沒有同意威廉爵士的建議,但卻十分高興,因為我能夠從如此有聲望的人那裏獲得這樣一封推崇備至的信。我在如此短的時間裏,能夠依靠勤勞和謹慎把自己打扮得這樣體麵,他同樣感到欣慰。看到我們兄弟倆難以和解,他於是同意我回費城去。囑咐我要堂堂正正地做人,爭取贏得當地人的尊敬,切記不可嘲諷誹謗。他還答應,隻要我堅持不懈地辛勤勞作而且生活節儉,到21歲時我就能有足夠的積蓄自己開業了。假如到那時候我的事業並不那麼順利的話,他可以幫我一把,除了一些用以表示父母關懷的禮品之外。這一番話就是我這次返鄉之行的全部所得。
單桅帆船停靠在羅德島的新港碼頭。於是我就去看望約翰哥哥,他已經在那兒定居數年,而且結了婚。他親切熱情地招待了我,因為他一向很愛我。他告訴我他欠了一個在賓夕法尼亞名叫弗農的朋友35英鎊,哥哥要我替他還了這筆錢,先將錢放在我這兒,直到我接到他的通知叫我如何把款彙寄時為止。因此,他給了我一張彙票。這件事後來帶給我很多不安。
到了紐約後,我找到了科林斯。他已經在那裏等了我一些時候。我倆從童年起就很要好,經常聚在一起讀同一本書。但是他的條件比我好,讀書和鑽研的時間比我多,而且他對數學極有天賦,因此在這些方麵我遠遠不如他。我在波士頓的大多數空閑時間,都是同他在一起消磨掉的。他一直都是一位勤奮好學、思維敏捷的優秀少年。他的才學曾經受到當地幾個牧師和紳士的敬佩。他本來很有希望成為一位有所成就的大人物。
不料就在我離開波士頓的這段日子,他染上了酗酒的惡習。從旁人和他自己的口中,我知道自從他到了紐約後,每日都喝得酩酊大醉,且舉止行動十分乖戾。他自己也親口對我說,他在紐約賭博輸了錢。這樣,我就隻得替他付了房租,還得擔負起他前往費城的路費和在費城的生活費用。這使得我難以承受。
當時紐約的總督伯內特(伯內特主教的兒子)聽到船長說有一位年輕旅客帶了很多書籍,於是就請船長把我帶去見他。這位總督非常客氣地接待我,帶我參觀他的藏書室,那是一個藏書量很大的圖書館,我們談了許多有關書籍和作家的事情。伯內特先生是第二位對我青睞有加、使我倍感榮幸的總督。能夠得到總督的賞識,對於我這樣一個窮孩子來說,實在是非常幸運的事。
我們繼續向費城前進。我在路上收到了弗農的那筆錢。幸好有了這筆錢,要不然我們恐怕不能走完旅程。科林斯想先找份會計工作,雖然他帶有推薦信,但是人家可能是聞到他身上的一股酒氣,或者是看到他舉止古怪,使他一直沒有成功。因此就繼續和我在一起,膳宿費用由我負擔。他知道我剛獲得了弗農的那筆錢,因此就經常向我借,說他一有工作馬上就全部還清。可是他已經借得太多了,我不禁擔心起來。假如弗農要求把這筆錢彙過去,我可怎麼辦呢?他還是經常喝酒。我們也為了這件事爭吵過多次,因為隻要他稍有醉意,脾氣就變得暴躁不安。
後來,他遇見一位西印度群島的船長,此人受托為巴巴多斯一位紳士的兒子找一個家庭教師,答應帶他一同前往。我們就這樣分手了,他答應隻要一得到報酬就立即給我彙過來,償還我的債務。可是,此後我再也沒有得到過任何回音。
借用弗農的那筆款子,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誤。這件事證明父親認為我太年輕,還不能幹大事的判斷不無道理。但是,威廉爵士在看過他的回信之後,說我父親過於謹慎了。人之間的差異很大,不能一概而論,年長的人未必謹慎小心,年輕人也未必魯莽輕率。他接著說:“既然你父親不願支持你,那麼,就由我來幫助你立業。你給我開一張清單,把必須采購的物品都列出來,我派人到英國去采購回來。到有能力的時候,你就把這筆資金還給我就是了。我一定要使這裏有一家優良的印刷鋪,我相信你一定會成功。”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神情誠懇,所以我完全相信他不會隻是說說而已。
在此之前,我一直對計劃在費城開業的事情保守秘密,那時我仍然沒有告訴任何人。如果有人在當時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這位總督身上的話,也許會有了解他的為人的朋友對我提出勸告,因為後來我聽說他有個人盡皆知的壞名聲:信口許願,從不兌現。然而,我並沒有請求他的幫助,我怎麼會想到他這些慷慨承諾竟會是空頭支票呢?我那時還以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