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1569——1625），明末將領，字飛百，號芝岡，漢族，湖廣江夏（今湖北武昌人）萬曆進士。由推官擢禦史，巡按遼東。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受命巡按遼東。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以兵部右侍郎代楊鎬經略遼東，招集流亡，整肅軍令，造戰車，治火器，浚壕繕城，守備大固。熹宗即位，天啟元年（1621年），建州叛軍攻破遼陽，再任遼東經略。與廣寧（今遼寧北鎮）巡撫王化貞不和，終致兵敗潰退，廣寧失守。因當時王化貞是東林黨人葉向高（當時首輔）的弟子，所以熊廷弼被東林黨人背黑鍋。五年（1625年）被冤殺，並傳首九邊。
萬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稱帝，建國後金。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從此崛起，成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並逐漸走向更廣闊的天地。明對此雖並非毫無認識，然萬曆朝“天子又置萬幾不理”，“漠然不聞，致遼東大壞”。明在遼東的勢力被不斷削弱，卻必須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不允許後金向前發展，更不能讓他們迫近京師，危及社稷。此種對立及其發展必然激化為戰爭，於是遼東之爭就勢在必行了。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努爾哈赤一舉攻陷遼東重鎮撫順。明廷震驚，方意識到“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危急。”四十七年正月，任命楊鎬為兵部侍郎經略遼東，兵發四路，進攻後金，師期為三月二日。於是曆史上有名的薩爾滸戰役爆發了。戰爭從三月初一至初五，曆時五天，努爾哈赤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明軍四路出師，三路敗北，文武將吏死310餘人，軍士45800餘人，名將杜鬆、劉鋌均力戰身亡。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第二年進士，“授保定推官，擢禦史。”赴遼東任之前，熊廷弼已經做到了大理丞，相當於最高法院院長。
之所以起用熊廷弼，是因為他在萬曆三十六年曾巡按遼東，情況比較熟悉。但背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楊鎬兵敗的後遺症。明廷對遼東的形勢缺乏正確判斷，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小看了後金的力量，以為努爾哈赤像萬曆朝早期的蒙古部落勃拜、雲貴土司楊應龍一樣，隻要明軍大兵壓境，勢必土崩瓦解。在“大彰撻伐，以振國威。”的方略受挫之後，既然進攻不成，遂改策略為防守。主守的方略自然更受重視。但一當後金退卻，朝廷則又傾向於進攻，這種決策的不確定性，一直貫穿“遼左兵端”的整個進程，一直到崇禎年軍事優勢完全喪失，徹底放棄遼東，退守山海關之時。
當時方從哲為內閣首輔，朝政為浙黨掌控。而熊廷弼主守的策略與浙黨主張背道而馳，與浙黨是敵非友。楊鎬兵敗後，浙黨大受攻擊，起用熊廷弼實非其所願，屬不得已之舉。熊廷弼對此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人才到山海關，就上書求兵求餉，告白說：“乞速遣將士，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熊廷弼是自負之人，按他的想法，既然任用他，朝廷就應該不遺餘力地全力支持他，方略、兵餉、用人都應該照他的意見辦理。但對於遼東是戰是守，朝廷並無確定的國策，且朝野黨爭激烈，各派互相攻擊漫罵，彼此掣肘，皇帝聽之任之，漠不關心。大家關心的並非軍國大事，而首先是私人利益和利害衝突。所以也根本無法達成一致性的決定。
熊廷弼上任伊始，未出京，開原失，“甫出關，鐵嶺複失，沈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所以皇帝見疏後賜尚方劍重其權，基本認可了他的建議。有皇帝撐腰之後，“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官李如楨，以李懷信代。”整頓軍紀之後，又加固防線，“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浚濠繕城，為守禦計。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隨後，又建議“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為應援。更挑精悍者為遊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剿。”一年時間幹得有聲有色，頗有成效，“遼東人心始固”。熊廷弼也一時躊躇滿誌，意在打造一條堅固的塞外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