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膠花為李嘉誠帶來數千萬港元的盈利，長江塑膠廠成為世界最大的塑膠花生產廠家。李嘉誠“塑膠花大王”的美名，不僅蜚聲全港，還為世界塑膠同行所側目。
欲想成大事，現在就開始行動吧！做好背水一戰的勇氣。這樣你才會站在時代潮流的前列。而一些隻有空想而沒有勇氣的人，隻是一拖再拖，終究碌碌無為，一事無成。
6、大是大非麵前出最好的牌
凡是成大事者，在大是大非麵前毫不退宿。他們堅信自己能戰勝一切，在是非麵前，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和智慧，打出最好的一張牌。即使，最後由於客觀原因，而沒有成功，這也不是他們本身的原因。
1987年1月1日，李嘉誠與合和主席胡應湘赫然推出“西部海港——大嶼山戰略發展計劃”，立即轟動全港，亦引起港府的高度重視——這是香港開埠以來與地鐵相當的工程。
該計劃提出由長實、合和為核心的私人財團，投資250億港元，在香港島西部海灣的大嶼山東角，移山填海興建雙跑道國際機場及西部海港，並開發工業區、住宅區，興建多條跨海大橋及海底隧道，使機場新區與港島、九龍連接。另追加投資興建聯係香港、廣州、澳門的廣深珠高速公路。
李嘉誠再一次顯示出超人氣魄與立足香港的信心。這個計劃雖然被否定，但促進了新機場方案早日出台。這年下半年，港府成立“新機場發展研究小組”，對紛至遝來的方案進行對比研究。
1989年10月11日，港督衛奕信宣布確立在大嶼山北端小島興建新國際機場的方案。
以是年價格計算，完成整個工程需動用1270億港元，是香港曆史上最龐大的工程，由政府和私人財團共同開發。
土木工程不是長實的強項，長實的強項在樓宇工程。
至1995年11月，李嘉誠先後投得機場鐵路車站上蓋001號、013號的發展權，權益由長實、和黃、中泰三家分享。
據1995年10月11日《信報》，機鐵青衣站上蓋總麵積5.4公頃，總樓麵積為29.2萬平方米。發展項目包括3500個住宅單位和一座商業中心。
兩幅地皮發展，估計投資在百億以上。
興建新機場的計劃被稱為“玫瑰園計劃”。
這個計劃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由當時的香港總督麥理浩到北京作例行訪問時，向中國政府提出過。後來，兩國政府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後，此事就悄悄地一直擱置了下來。
李嘉誠十分看好新機場的建設計劃，因此彙合胡應湘，意欲以私人財團發展。
事實上，這麼一個龐大的工程，港府是不可能讓私人財團單獨承擔的。後來的現實是，“玫瑰園計劃”還引起了中英兩國政府長達9個月反複討論、磋商、談判，並達成《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
由此可見，李嘉誠的商業眼光是何等銳利！
如何在大是大非麵前打出最好的王牌，是李嘉誠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情。李嘉誠在經濟活動中注意政治導向，他不僅善於根據政治氣候的變化調整投資方向，而且善於在具體的經濟活動中打政治牌。李嘉誠在爭奪9號碼頭的發展經營權的過程中，就打出過一手頗為漂亮的政治牌，隻不過由於形勢發生變化而沒有成功而已。
從80年代後期至今，長實係在香港的重要投資還有：五大屋村的續建工程、興建現代貨櫃碼頭、亞洲衛星公司、亞洲電視、購買股票及可兌換債券等等。
長實集團的實質資產負債率驚人之低，作為一家擁有巨額現金的超級財團，這些投資不如人們所意想的多，並且聲勢似乎一年弱過一年，不如海外投資那麼“火爆水響”。
是李嘉誠食言嗎？
不是的，是他在港拓展遇到了一些麻煩。
9號碼頭的發展和經營權，鹿死誰手？奪標呼聲最高者，非超人莫屬。
李嘉誠旗下的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在葵湧坐大。80年代，葵湧集裝箱港共有6個碼頭，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擁有2、4、6號三個碼頭，另三個碼頭由其他集團分別擁有。
1988年4月，擁有葵湧半壁江山的李嘉誠，以44億港元在政府投標中中標，獲7號碼頭發展經營權，7號碼頭共3個泊位。兩年後，國際貨櫃碼頭、現代貨櫃碼頭兩公司與中國航運公司聯合投得8號碼頭，該碼頭在昂船洲西北填海區，共4個泊位。
李嘉誠不僅是香港屋村大王，還是貨櫃碼頭大王。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占據同業市場約7\/10，是同行業的絕對霸主。
人生字典中沒有“滿足”一詞的李超人，當然不會滿足於現有占有額。香港經濟迅猛發展，國際航運越來越集裝箱化，葵湧現有和興建中的貨櫃碼頭越來越難適應形勢發展。9號碼頭的選址及招標漸上議事日程，李嘉誠躊躇滿誌，誌在必得。
李嘉誠至少占有地利人和。國際貨櫃業績驚人，經驗豐富，素有葵湧地頭蛇之稱。論人和，即李嘉誠在方方麵麵的良好關係，尤其是港府決策機構立法局，9名非官方議員就有6名是李嘉誠的私下“幕僚”，他們是長實集團“特邀”的董事，每年可享不菲的酬金。行政局通過的決議，港督通常不會否決（港督亦兼行政局主席）。
若論天時，則發生重大變化。1992年7月，英國職業政治家彭定康接替衛奕信出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到港不久，視察葵湧碼頭，正值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舉行處理2000萬個貨櫃慶賀盛典。有好事者評議道：李氏與其說是慶賀自己，不如說是借盛典之名來取悅港督。
好些有意角逐9號碼頭的財團，看見彭定康與李嘉誠父子晤麵時的微笑，如寒天裏淋了一身雪水，心想事情黃了。
具有地利人和的李超人，現在又占盡天時。
不料事情又有變化，彭定康對港府大動幹戈，撤換了一批議員，使李嘉誠在港府數載經營前功盡棄。彭定康這一招，並非針對李嘉誠來的，“一朝君子一朝臣”——新官上任，都喜歡提拔新人。彭定康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圍繞他的“政改方案”進行的。
可這一招，給李嘉誠競投9號碼頭抹上一層陰影。先前，與李嘉誠關係甚密的行政局議員，公開發表言論，主張宜將碼頭公開招標，價高者得。
這與國際貨櫃碼頭公司競投先聲，口徑驚人地一致。如果這樣，無人敢與掌握了百億現金的超人較個你死我活。
與李嘉誠關係最密的議員下台，新一屆行政局議員們，不在9號碼頭上做李嘉誠的“禦用議員團”。結果，9號碼頭的招標方式不再是公開招標，而是協議招標——不以價高為中標惟一標準，而是看競投者的綜合條件。
綜合條件是個軟指標，有很大的靈活性。不過，國際貨櫃碼頭公司的綜合條件甚佳，李嘉誠亦會像昔日中標中環金鍾地鐵車站上蓋發展權那樣，拿出一錦囊妙計。
協議招標消息傳出，各大財團蠢蠢欲動。李嘉誠自然躍躍欲試。
結果，超人敗北，港府將9號碼頭的4個泊位，批給英資怡和與華資新鴻基等財團興建經營。
是彭定康有意與李嘉誠過不去嗎？
1991年，彭定康任英國保守黨主席期間，李嘉誠曾向保守黨捐贈一筆大額競選資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報李，也不至於恩將仇報。因此，李嘉誠能在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慶典日，很順利地邀請彭督親臨慶典，並視察葵湧。
其後不久，彭定康邀請李嘉誠進入“總督商務委員會”，李嘉誠婉謝後，結果讓其子李澤钜進入總督商委會，成為最年輕的委員。此事全港嘩然，亦成為臆事者認定超人與彭督關係非同尋常的佐證。
然而，輿論普遍認為，港府確確實實有意削弱李嘉誠在貨櫃碼頭的壟斷地位。
按國際通則，一家公司的市場占有率達五成以上，則可認定處壟斷地位；若在七成以上，則是高度壟斷。經濟學家、法律專家均認為，壟斷不利於產業的發展，亦會令政府管理失控，處壟斷地位的廠商可壟斷價格，因無競爭對手或對手太弱而不思改革經營與提高技術。
政府對非得實行壟斷的行業（供水、供電、供氣等）實行專利管理，控製價格，而對其他行業則允許並鼓勵自由競爭。
香港政府未像其他國家和地區那樣製定反壟斷法（該法核心是遏製處壟斷地位一方的發展，扶植較弱的一方），香港政府對企業的經營和發展奉行積極不幹預政策。
但它在行使有限權利之時，“均衡”是其抉擇的因素，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壟斷香港市場，遭到欲奪9號碼頭的各財團的抨擊。
他們的“利己”觀點在工商界、輿論界及港府中很有市場，有議員說：“經驗與財力不是首選條件，如是這樣，當年選擇遮打金鍾地鐵上蓋發展商，就不該是毫無在中區發展物業實績的小地產公司長江實業。”
港府在選擇9號碼頭發展商時，首先就把李嘉誠排斥在外，另選實力與長實係相當的財團——英資怡和與華資新鴻基，這又是一種平衡。
一位財經分析家說：“凱瑟克家族雪洗了當年痛失遮打金鍾地鐵上蓋發展權的恥辱，李嘉誠成了紐璧堅第二。不過，兩者失利的緣由不同。置地號稱中區地王，實則上擁有的地盤物業，不及一成，紐璧堅是大意失荊州，而李嘉誠控有貨櫃碼頭的七成，是真正的擂主。後來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夠，故仍可歌可歎。”
欲想成大事的人們，要學習成大事者那種在大是大非麵前，不服輸的超常勇氣。其實，商場如戰場，勝敗是兵家常事。隻要自己全力以赴，終究會成功的。
7、永不自我滿足，才能把事業做大
曾經有一位美國知名企業家，這樣總結企業精英們所共有的特性：
“他們獨具慧眼，能在別人沒有察覺的情況下看到挑戰的機會。有些企業家反應迅速，能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發現機會；有些企業家則幹脆自己去主動創造機會。無論是誰，他們都能不顧一切地堅持新的想法，然後不屈不撓地克服困難，用盡自己的儲蓄，有時甘冒生命危險去追求生產新的產品提供新的服務。他們冒著風險，可是他們常常可以找到創造性的方法來化險為夷。”
在創業的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李嘉誠，正是這些國際著名企業家群體中的佼佼者。從創業開始，他就充分發揮聰明睿智，不間斷地發現機會和創造機會，並且無論環境如何惡劣，他從不懈怠；無論取得多麼巨大的成就，他也永不滿足，他總是那麼腳踏實地去實現他的理想。
由於李嘉誠語言溫和，不輕易發脾氣，一生之中總在自覺不自覺地穩定自我，調節自己的情緒，並且非常善於集中精力去處理他應該處理的事情，而力圖不讓周圍的煩惱和挫折影響自己的思考，所以李嘉誠周圍的人都對他懷有深切的情感。
李嘉誠非常善於識才，也非常善於用人。他啟用人才的標準，總是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專業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才的應得利益。這使得他身邊的人才往往都是具有創意、誠實、勤懇，有著遠大理想和抱負，對事業全身心投入的人。
一如香港經濟評論家所總結的，“長實的李嘉誠有著敏銳的觀察力和先知先覺、不墨守成規、不故步自封，經常保持著不斷進取、創新的精神，以適應新的情況。”
而且，李嘉誠還綜合中國傳統式經商方式，以及歐美經商方式的優點，針對每一個收購的目標，他會像歐美的商人一樣，事先召集手下，搜集各種情況，進行全麵分析，然後，握一次手就確定了巨額的交易，而且從不後悔。其得力助手馬世民說：
“在我們進行交易時，我們不喜歡律師群集，沒有律師在那裏會有更多的樂趣。”
8、擁有誌在必勝的勇氣
成大事者都擁有誌在必勝的勇氣，如果一個人能擺脫對自身能力的懷疑，不管遇到什麼艱難、困苦，都會堅信自己一定能達到目的。因此，最終這個人也能達到成功的彼岸。
就像一位哲人所說，一個人來到人世間就是為了在人生中取得成功，對這一點不要有絲毫懷疑。
1992年內，李嘉誠在內地搞了許多投資計劃。1993年，內地因投資過猛，通貨膨脹，抑製過猛的發展勢頭，李嘉誠的許多計劃，包括東方廣場計劃，也遇到了不少麻煩。於是，有人說李嘉誠頭腦發熱，騎虎難下；亦有人說，李嘉誠在趕時機。
內地的投資條件或許的確不那麼理想。李嘉誠雖然是一個穩健派，說他趕時機還是有幾分道理的。但他心如明鏡，認為投資條件雖沒有絕對的成熟，但隻要大體成熟就可以了；在向內地投資問題上，趕時機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至於有什麼麻煩，不妨“兵來將擋，水來土囤”。
已經空曠無物的王府井地盤蓋起樓了。按計劃，建成後的東方廣場將高達70米，不僅可以俯視昔日皇宮裏的一磚一瓦，稍遠處的中南海全景亦可盡收眼底。
在香港，已建慣了高樓，不上100米就算不上摩天大廈，這70米，對於香港地王李嘉誠來說，隻能算是小萊一碟。然而，這是首都北京，是中國的心髒。要建這麼高的建築，非同小可，逐漸引起了各界人士關注。
早在王府井舊城改造計劃出台之初，北京的市民們就已經討論得沸沸揚揚了。他們擔心如此龐大的建築破壞了北京的人文景觀。
其實人們的擔憂是有根據的，因為國家規劃委員會要求，北京市的規劃以故宮為中心，其他建築必須配合故宮的外觀。按規定，從故宮中心點向外望360度的視野範圍內，不應見到任何其他的建築物。故宮的城牆高有3丈，也就是說，站在故宮內朝外望，隻能望到城牆和天空。離故宮的距離漸遠，建築物方可逐步升高。
國務院批複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明確規定：“長安街、前門大街西側和二環路內側及部分幹道的沿街地段，允許建部分高層建築，建築高度一般控製在30米以下，個別地區控製在45米以下。”
然而，東方廣場大廈在“30米以下”的建築高度區內，卻擬建70餘米高，顯然不符合要求。
除此而外，東方廣場的土地麵積比率超出城市規劃要求的7倍，所以這幢大廈不僅是過高了，而且過大了。
為此，專家們大聲疾呼，聯名上書中央要求依法調整東方廣場工程方案。
1994年底，中央召開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決定加大宏觀調控力度，抑製通貨膨脹。對基本建設規模也做出了要求，即縮小以營利為目的的高檔建築項目，凡不符國家規定，無正式手續的項目一律要停下來。
東方廣場投資額超過了12億港元（還未計地價），按國家規定，過億美元的合資項目，須以市政府的名義向國家計委申請立項，提出可行性研究報告，正式動工前須辦理報建手續。然而原北京市政府尚未提出立項，就已開始動工興建了，更不用說提交什麼可行性報告與申請建築施工手續這些文件了。再加上中央認定專家的建議有效，東方廣場方案被認為嚴重超過了國家對城市規劃的有關規定。於是，1995年新年剛過，東方廣場被強令停工。
李嘉誠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上，中國政府是不會做出半點讓步的。但他又知道，在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下，又不是不可變通的。於是，長實主動與北京有關部門協商修改方案，使項目不致胎死腹中。盡管這樣會使東方廣場計劃遭受一點損失，但絕對不會虧本，隻不過是少賺一點罷了。
不久，長實集團便發布聲明，表示完全服從中央路線，聲明指出：
“由於東方廣場地段所在地為北京舊城危房改造區，根據北京城市規劃法例規定，有關地段必須按規劃發展，該地段之內土地使用者，必須服從有關城市規劃。長實認為北京市有關城市規劃法例極為合理，同時，類似城市規劃法例亦在西方國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國投資的外商均須遵守中國的法律，任何希望通過國際輿論壓力，而使其身處中國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當的。”
李嘉誠的積極主動態度，充分顯示了他做事果敢，善識大體的行事作風，同時也顯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3月11日，李嘉誠向外界宣布，長實與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隻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強調，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經商討後才能最後確定，東方廣場目前遇到的問題並不“出奇”。
3月11日的《聯合報》做了如下報道：
“有報道指出長實公司因工程延期及地積比率減小而有些損失，李嘉誠對此的回應是：‘鬼才有損失呢’？依他說，麵積多少完全無關係，內地地價與香港地價天與地比。香港地價貴，香港最高時地價與起樓價為十比一，內地則完全倒過來。”
“……李嘉誠又說，他現時‘無甚煩惱’，球照打、會照開、開開心心。”
李嘉誠既然“開心”，長實的股東們也就放心了，長實股價並沒有多少波動。
一切跡象表明，李嘉誠對所有麻煩似乎早有精神準備。他有足夠的耐心等待事情的轉機。
直到1996年6月，形勢終於有了轉機。東方廣場項目由國家計委報經國務院得到批準。東方廣場一波三折，幾起幾伏，但總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國慶50周年前夕，東方廣場宣告全部竣工。
從以上的一波三折看，內地的投資環境在當時還不十分成熟，李嘉誠當初遲遲不肯大量投資內地，是有其相當道理的。
但是，李嘉誠與北京市合作的東方廣場這一項目，畢竟是前途看好，有利可圖，這一項目的合作雖不順利，對他來說卻是一個巨大的勝利，這意味著內地的投資條件似乎成熟，或者剛剛成熟。
妙就妙在李嘉誠不早也不晚地在投資條件成熟與不成熟並存的情況下進軍內地，不勝利，決不罷休的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