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後來，對待那些不肯出仕的文人，朱元璋基本上都采取了殺的方式，以絕後患。高啟與楊基、張羽、徐賁四人並稱“吳中四傑”。高啟被腰斬後不久，楊基也很快因事被朱元璋罰去做苦力，一代名家，竟然被折磨死於工地上。過了幾年，徐賁被下獄死；張羽被貶嶺南，半路突被召回，他自知難免一死，遂投江自盡。蘇州文人姚潤、王謨不肯出仕。朱元璋的態度很明確：我叫你來，你敢不來，我就殺掉。這些不肯應召的人都被斬首抄家。
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斬斷手指，立誓不作官，被逮到京師。朱元璋問他們：“以前世道亂的時候，你們住在哪裏？”夏伯啟答道：“紅寇（指朱元璋最早參加的紅巾軍）作亂時，避居於福建、江西兩界間。”朱元璋大怒：“朕知道夏伯啟心懷忿恨，認為朕取天下非其道。”特意告訴夏伯啟說：“朕知道你夏伯啟是故意提到紅寇作亂，有其他的意思。你們故意砍掉手指，不想被朕所用。朕要將你們斬首，以免天下的愚夫仿效你們。”派人將夏伯啟叔侄押回原籍處死。
隻有元末明初的文壇領袖楊維楨一人例外。楊維楨詩名滿天下，號“鐵崖體”。他從元朝辭官後，縱情山水，對仕宦名利淡不經意。張士誠割據東吳時，曾盛情邀請楊維楨，但楊維楨不為名利所動。張士誠又叫人征求意見。楊維楨回了一封信，指斥張士誠的缺點，預言他必有外禍。後來果然如此。朱元璋統一全國後，聽說楊維楨的盛名，立即命近臣敦促入朝。楊維楨被朱元璋派人強行征召入京，待了一百二十天後，上書告辭回家，並寫了一首《老客婦謠》明誌。此時楊維楨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殺之無益，朱元璋才勉強放過了他。宋濂還特意作詩為楊維楨送行，有“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之句，讚譽不已。
朱元璋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所以朱元璋不但大權要獨攬，連小權力也要攬在手裏。這樣的皇帝自然當得非常辛苦。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來辦公，一直到深夜。沒有假期，也沒有娛樂，完全是一個工作狂。因為主要的工作是批閱公文，所以朱元璋特別討厭文人那一套，事先大大鋪墊，賣弄經濟學問，冗長卻又不中肯。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讀了六千多字後還沒聽到具體意見，全部是空話。朱元璋大發脾氣，派人將茹太素叫來打了一頓。第二天又讀，讀到一萬六千五百字後，才涉及到核心問題，建議了五件事情，其中四件是可行的。朱元璋立即命相關主管部門執行。又告訴茹太素，這些事五百字就可以講清楚了，卻羅羅嗦嗦地說了一萬七千字，這是繁文之過。朱元璋還特意將這件事情寫成文章公布，教育全國官民。
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異的劉邦可沒有那麼濃烈的自卑心理，對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並蓄，依其才能和特長分別委以重任。劉邦的智囊張良、陳平、蕭何和胡惟庸、李善長、劉基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但命運有天壤之別；前者一直得到劉邦的禮敬並壽終正寢，後者則被朱元璋處以極刑且殊滅三族。
朱元璋出生於一個極度貧苦的家庭，父母雙雙死於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兒，放過牛，當過幹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亂時又被迫落草為寇。在窮困時可能也曾偷拿過別人的東西，在底層社會受盡欺淩。因為他對文詞中凡有“光”、“禿”、“僧”、“生”、“小偷”這類字眼十分忌恨。又因作過義軍韓林兒部下的紅巾軍，曾被元朝官員斥之為“紅寇”、“紅賊”，所以當了皇帝後對“賊”、“寇”及形音相近的字都很忌諱。浙江府學徐一夔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僧）人，為世作則（賊）”等語，本來是極力頌揚朱元璋的，卻被認為是嘲諷他當過和尚，立即被斬首。也不知多少文人學士、朝廷官員皆因為文章或上書中無意中用了這些字眼而莫名其妙地遭到殺戮，以至洪武一朝，謹小慎微成了風氣。
從明朝開國以後的一百年中，文壇上一直比較黯淡，明前期文學一些優秀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際。這也跟朱元璋的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壓統治有關。其實這是由於朱元璋強烈的自卑心理作怪。他出身卑賤低微，雖然貴為皇帝，仍然怕人譏諷他的過去。朱元璋一直深以自己的貧民身份為恥，深怕別人還記得他曾經是個孤兒和小和尚，妄圖利用上流社會的鮮血來強迫人們忘掉那段不光彩的曆史。無止境的屠殺對朱元璋的形象和明王朝的江山無任何補益，相反隻能說明朱元璋是一個心胸極度狹隘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