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丁玲和陳明的愛情，在文學圈甚至圈外，都引起人們關注。近日，年過九旬的陳明，出版了《我與丁玲五十年——陳明回憶錄》，以親曆者的身份，係統地回顧兩人相伴走過的曆程。書中在陳明的簡介中說：這本書，“對於了解丁玲是難得的第一手資料，也是極其寶貴的獨家史料”。對像我這樣關注丁玲的人來說，自然是必讀的書了。讀後有所感，為小文與讀者分享，懇請陳明及方家批評指正。
丁玲與陳明的結合在1942年的延安。那時，丁玲38歲，陳明25歲，13歲的差距，典型的老妻少夫。此前，丁玲經曆過兩次婚姻——先與胡也頻，胡被國民黨殺害，後與馮達，和一次戀情——與馮雪峰相戀；陳明經曆過一次婚姻。盡管陳明比丁玲小13歲，但自兩人步入婚姻殿堂後，陳明一直扮演了丁玲守護者的角色。這角色，基本上是兩個擔當：一是在丁玲命途多舛的歲月中，不離不棄，成為其堅強的後盾；一是在政治上、曆史上維護丁玲的名譽，尤其在丁玲1986年去世後，陳明雖再婚，但一直沒有放棄丁玲名譽堅定捍衛者的責任。
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一席地位的作家中，丁玲屬於命運最為坎坷的一個。這種命運，肇始於1933年她被自己第二任丈夫馮達出賣而被捕。在被國民黨軟禁3年的歲月中，丁玲與馮達育有一女，直到1936年才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奔赴陝北。在延安，丁玲又寫過使她受了“幾十年苦楚”（丁玲語）的《三八節有感》等雜文，成為延安整風中被批評的對象；而在接踵的“審幹”中，丁玲被捕的曆史又似霍桑筆下無法隱滅的“紅字”，夢魘般地糾纏著她。然而，夢魘並未結束。1955年，丁玲又成為“反黨小集團”的頭目，1957年成為聞名全國的大“右派”。經曆了風霜雨雪的北大荒歲月後又進秦城監獄；出獄後又被流放山西，直到1979年才重返北京，恢複黨籍；而她被捕那段曆史的結論，幾經周折，直到1984年才塵埃落定，丁玲用“我可以死了”來告慰自己。此時，距離丁玲謝世僅有不足兩年的時間！
在丁玲所遭受的幾次大的創痛中，陳明不論從現今年輕人所不能理解的“黨性”來說，還是從自己的命運考慮，都可以選擇離開而不用背負道德的指責，但陳明堅定地和丁玲站在一起，成為丁玲棲息的港灣。這樣的婚姻，這樣的愛情，用“蕩氣回腸”的字眼來表達，都輕了。
丁玲謝世後，陳明依然沒有放棄守護者的責任。雖然這種守護，使陳明常常有“按下葫蘆起了瓢”的忙碌和尷尬，但陳明一直堅守，直到如今出版這本回憶錄，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守護。
本來，丁玲一生坎坷，涉及的曆史事件甚多，而自身的經曆又是那樣豐富，她的性格又是那樣特立。對於研究者來說，觀點各異，甚至針鋒相對，不足為怪。但在陳明看來，凡是離開了他心目中丁玲形象的觀點、言論，基本不足取，應該按照他的觀點而對丁玲保持“輿論一律”。為此，陳明首先寫下了大量文章批駁研究者，甚至采取上書的方式動用組織手段以維護丁玲的形象；其次，用對丁玲日記、講話以及作品整理的方式，修改原始記錄，以有利於己。在陳明這本回憶錄中，依然可以找到類似的守護痕跡。
丁玲稱陳明為“改家”，意即丁玲的作品都經過陳明的修改。在回憶錄中，陳明專門有“關於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遺物的處理”一節，說明自己這樣做的理由，其中著重談到了他對丁玲20世紀40年代日記的修改原因：
至於丁玲20世紀40年代的日記，因為要出版的時候她已經去世，沒辦法和她商量，隻得我獨自替她改。我為什麼要改呢？因為她的日記本來就記得很不完全。我修改過她和毛主席的談話，因為她與主席的談話，也是憑記憶記下來的要點，不可能一字不差，意思可能不是很完整。比如毛主席說，茅盾的東西不忍卒讀，看不下去。沒有講到茅盾作品的好處。我認為，如果把丁玲的日記原封不動地公開，人們會以為，丁玲是在借毛主席的話攻擊茅盾。考慮到毛主席說這番話，隻是在非正式場合說的，不是太嚴謹，同時對茅盾也稍過了一點，所以我把這段話做了適當的修改，把丁玲說的茅盾的話加進去了。再比如毛主席說郭沫若，有才華，但組織能力差一些，我的修改也沒有違背主席的基本意思。丁玲接著毛主席的話說，他們的作品還是寫得好，我不如他們。丁玲當時記的時候沒有想到要去發表。丁玲去世後，我覺得這段談話有意義，可以發表，比如毛主席一再對她說，看一個人，不能隻看幾年，而要看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