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書中關於周揚與丁玲在延安時的一段描述：《“三八節”有感》之後，周揚編了一些馬、恩、列、斯、毛的書，地位漸漸上去了，跑在丁玲的前麵。有人勸丁玲也要走上層路線。丁玲說：“首長們都很忙，我沒事找他們幹什麼？”1936年、1937年丁玲剛到保安和延安時，與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經常在一起談天，很隨便。那時中央領導都很容易接近。後來丁玲看到首長門前有了站崗的，就不進去了。毛主席後來也跟丁玲談過周揚：“周揚這個人有點邏輯。他的特點是，黨正確他正確，黨錯誤他錯誤。”（第78—79頁）
丁玲與“首長們”疏遠是否因為“首長們都很忙”，是否因為“有了站崗的”，即使一般讀者，想一想就能明白。這段話所暗藏的玄機在周揚編書上。
所謂周揚編馬恩列斯毛的書，不是一些，而是就一本，即《馬克思主義與文藝》，1944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1984年作家出版社再版。而“地位漸漸上去了”的潛台詞，用通俗的話說，周揚善於拍馬屁，“走上層路線”，以後才官運亨通；而丁玲因為不“走上層路線”，後來才屢遭磨難。周揚是否是隻會“走上層路線”，是另一個問題。這個暗示令人生疑：人所共知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是在延安發展壯大起來的，如果在延安時，這個黨的組織，這個黨組織的領袖，就隻重視“走上層路線”的人，怎麼能有“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結果？陳明說這番話的時候，大概忘了自己也是在這個組織中生活了一個甲子的老黨員吧？
另一個事實，也讓陳明這種說法陷入自相矛盾。晚年的陳明，致力於一項社會活動，就是擔任中國延安文藝學會的領導工作，從副會長到會長。他的回憶錄中，專門寫到了這個學會的目的：是“要學習、紀念和發揚延安的精神”，不但“組織出版延安文藝叢書”，而且“每到重要年份紀念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時候，我們總要搞些活動”（第296頁）。周揚這本書從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第二年（1943年）開始編輯，目的是什麼？不就是宣傳毛澤東座談會講話的精神嗎？周揚第一次把毛澤東與馬恩列斯等關於文藝的論述並列在一起，在當年自然是“學習、紀念和發揚延安的精神”的最好的教科書，現今的“毛澤東文藝思想”這門學科的源頭，恰恰是這本書形成的概念。怎麼周揚在延安為講話宣傳就成了“走上層路線”，而晚年陳明在北京主持的重要年份紀念《講話》、搞活動，就成了冠冕堂皇的“學習、紀念和發揚延安精神”了？子之矛，子之盾，我都為陳明的“夫子自道”尷尬。我相信，陳明晚年致力於對延安精神的弘揚與傳播，絕沒有什麼私心，而是出於公心；我也同樣相信，當年周揚在延安編的那本書，也是出於公心。
尷尬的還有，再舉一例。
丁玲和沈從文的恩怨，一直是文壇津津樂道的話題。這本回憶錄中也有說法：
丁玲看到《記丁玲》（沈從文在丁玲30年代被捕後所寫——引者）之後，說沈從文是在寫小說，很生氣，在書上作了很多批注，但沒有寫文章反駁。後來《詩刊》要發表胡也頻的幾首未刊詩，請丁玲寫幾句話，丁玲在文章裏捎帶了沈從文幾句，說他市儈，當時不聽友人勸告，一心依附胡適往上爬……丁玲紀念胡也頻的文章，是在沈從文健在時寫的，發表的，沈對丁文有意見，是通過給徐遲等人的信來表達的，在丁玲去世之後才公開發表的。
這段話的玄機在最後一句：丁玲對沈有意見，在沈在世時就說了，沈可以反駁；沈不公開反駁，反而暗地裏寫信給別人，在丁玲去世後才公開發表。潛台詞是，丁玲光明磊落，而沈從文則躲在暗地裏；丁玲去世後才由友人發表信，使丁玲失去了答辯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