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早已在台灣的陳小蝶收到妹妹陳小翠的一封信：“海上一別忽逾十年，夢魂時見，魚雁鮮傳。良以欲言者多，可言者少耳。茲為桃源嶺先塋必須遷讓，湖上一帶墳墓皆已遷盡，無可求免，限期四月遷去南山或石虎公墓。人事難知，滄桑悠忽，妹亦老矣。誠恐阿兄他日歸來妹已先化朝露，故特函告俾吾兄吾侄知先塋所在耳。”想來這樣的家書令陳小蝶老淚縱橫吧。就連我這個外人，事隔50年讀到，也長久發怔。
國慶長假，我去了南山公墓。去辦公室查找陳蝶仙的墓，工作人員態度很好，但電腦裏遍尋不到。領導又派了個師傅陪我去尋。然而，秋陽下轉悠了整整半天，還是沒能找到。
“未必春秋兩祭掃，何妨勝日一登臨。”我又想起了這副對聯。也許不必來找，也許，在那個風起雲湧、東西方文明衝突融合、民族心胸豁然打開的年代，做過一場蝴蝶綺夢，已經足夠。說後事已屬多餘。
那樣的蝴蝶綺夢，後人未必有過。
關於顧頡剛，我以為胡適那番話是十分公允的：
“頡剛在我們友朋中，是低著頭努力的人。他不說空話、不喊口號，也不做什麼《國學概論》《國學大綱》一類空疏的、無聊的甚至抄襲而成的文字。他是有計劃的、勇敢的，就心之所要，性之所近，力之所至，以從事學問與著述……假若學術可以救國……配的，隻有我們的頡剛，因為頡剛才真真是沉醉於學術的人。”
在做學問方麵，顧頡剛確實肯下工夫。其著述之勤，成果之豐均罕有其匹。
顧頡剛年輕時，對自己也有著透徹而清醒的認識：
“我既不把別人看作神秘，也同樣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個有雙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事務上，隻顯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張、優柔寡斷，可以說是完全無用的；但到了研究學問的時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強固，有興趣、有宗旨、有鑒別力、有自信力、有鎮定力、有虛心和忍耐；所以我為發展我的特長，願意把我的全部生命傾注於學問生活之內，不再旁及它種事務。”
這裏，顧頡剛既道出了他在做學問方麵的特長，也提及了他在處理日常事務方麵的“完全無用”，可謂有一說一，不隱惡不虛美。可是，到了晚年，顧頡剛對自己的評價卻漸漸偏離了正確、客觀的軌道。
在一篇自述文章中，顧頡剛說：
\\\"我的性格的第一點是有強烈的責任心。這大概得於遺傳。我的父親對該做的事情從不躲避，有時正在發燒還挺著辦公，這種責任心在我們蘇州人中是少見的。但我還加上一重後天的學習，則是出於我祖母對我的嚴格訓練。我自幼由祖母撫養，他對我期望太殷，所以責備也獨厚。我或沒有得到她的同意而買了糖果，或說了謊話和流氓們的話，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錯誤舉動，她必叫我把這事寫上紙條，貼在帳子上，早晨剛醒，就令我看著讀著，問我要不要再犯。因為自幼便有這樣的訓練，所以一生對於自己言行無處不負起責任，凡於良心（所謂良心，是責任心、正義感、同情心的一個集體名詞）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
“凡於良心（所謂良心，是責任心、正義感、同情心的一個集體名詞）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這話聽起來很動聽，但要做到卻極難。我以為，顧頡剛根本沒做到。這裏可以舉兩個例子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