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因為表弟黃村生和姐夫田真一的同學董景天（後來成為周恩來的外交秘書）的關係，他認識了不少農大和燕大的朋友和同鄉。“每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我便成了他們的‘不速之客’，在那裏留宿三五天是常事。”但更多的時候，他還是待在小公寓裏為溫飽犯愁。
功成名就後的沈從文在回憶這段生活時說：
“先是在一個小公寓濕黴黴的房間，零下十二攝氏度的寒氣中，學習不用火爐過冬的耐寒力。其次是三天兩天不吃東西，學習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饑力。再其次是從饑寒交迫、無望無助狀況中，學習進圖書館自行摸索的閱讀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筆，無日無夜寫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給各報刊雜誌，在毫無結果等待中，學習對於工作失敗的抵抗力與適應力。”
懷著對“文學革命”的信仰，沈從文開始沒日沒夜地寫作。北京冬天的氣溫降到零下十幾攝氏度，他還是想辦法用舊棉絮裹住雙腿，穿著兩件單衣，坐在桌旁，一麵流著鼻血，一麵用紅腫的雙手寫作。然而他寄出去的作品大都如泥牛沉海，沒有回音。萬般無奈中，他懷著一絲希望，寫信向幾位知名作家傾述了自己的處境。
鬱達夫收到沈從文的來信後，在1924年11月13日專程來“窄而黴小齋”看望了沈從文，回去的當天晚上，便揮筆寫下了那篇題為《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的著名文章。
鬱達夫的文章至少透露出了這樣一個信息：沈從文在與鬱達夫的交談中肯定提到了熊希齡。令人奇怪的是，為什麼鬱達夫文章中所說的熊希齡“慈和的笑裏的尖刀”曾傷透了沈從文的心？對此，沈從文一直不願直敘其詳，後人也無法解開這個謎。
在鬱達夫的關心和推薦下，自1924年末開始，沈從文以“休芸芸”為筆名在《晨報副刊》上連續發表了《一封未曾付郵的信》《遙夜》《公寓中》《流光》《三貝先生家訓》《夜漁》《屠桌邊》等散文小說。
半個世紀以後，鬱達夫的侄女鬱風拜訪沈從文時，兩人談及這件往事。鬱風說：“沈先生對我說這話時已是70多歲的老人了，但他笑得那麼天真，那麼激動，他說那時的情景他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後來他拿出5塊錢，同我出去吃了飯，找回來的錢都留給我了。那時的5塊錢，可是相當值錢的啊！”
沈從文的散文《遙夜》被北京大學教授林宰平看到了，於是在“五四”運動6周年紀念日時，這位哲學教授以“唯剛”為筆名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大學和學生》，文中引用了沈從文這篇文章的大段文字，認為他將學生生活“很曲折的深刻的傳寫出來——《遙夜》全文俱佳——實在能夠感動人”。
隨後，林宰平托人找到沈從文，邀請他到自己家去談了整整一個下午。末了，他語重心長地對沈從文說：“你要找事做，我可以替你想想辦法。一個人僅僅活下來，容易；可是活下來，抱著自己的理想不放，堅持下去，卻很難。”
接著，他就向徐誌摩、陳西瀅等名流舉薦沈從文，還向梁啟超專門講起了沈從文的困難處境。梁啟超聽後，十分感動，就正式把沈從文引薦給自己的朋友熊希齡。
於是，1925年7月下旬，沈從文終於上了香山，在熊希齡的慈幼院裏當了一名月薪20元的圖書管理員。有趣的是，沈從文在那樣的艱難處境下獲得香山任職，為什麼不是自己主動去向熊希齡要求，反而要通過林宰平和梁啟超的介紹？這也是這兩位同鄉人傑在交往中的一個疑團。
沈從文到香山後，熊希齡把他的住處安置在香山寺前山門天王殿改建的單身職員臨時宿舍裏，雖說條件簡陋，但環境極佳，且正好與熊希齡的雙清別墅相鄰。
熊希齡對沈從文這位晚輩同鄉兼親戚十分關心。沈從文剛到香山慈幼院不久，熊希齡就把他送到北京大學專門學過一段時間圖書管理，由袁同禮教授專門教他編目學、文獻學。
熊希齡經常用晚上的時間同沈從文一起談時事、談哲學。他們或坐在古鬆樹下，或坐在經過沈從文住所去香山寺廢墟途中的石級上麵，或在熊希齡的雙清別墅裏，常常暢談到深夜。
這一老一少的長談，往往是熊希齡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由沈從文作答。後來沈從文提到這段情景，認為是熊希齡有意在考他。
一次，熊希齡不經意地問沈從文：“你來北京做什麼？你大舅（黃鏡銘）曾跟我提起過你，為什麼你生活這麼艱難不來找我？”
沈從文說：“我想獨立。”
“你在陳渠珍那裏不是過得挺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