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汪靜之離開武漢赴廣州，不久鬱達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靜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責鬱達夫的兩篇回憶文章。出於替鬱達夫辯護的目的，汪靜之才撰文回顧了幾十年前的這段往事，該文現保存於上海魯迅博物館。汪靜之與鬱達夫夫婦同為好友且從無罅隙，兼之鬱達夫生前對戴笠的懷疑，汪的回憶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1942年4月，由國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慶再披嫁衣。新郎鍾賢道是江蘇常州人，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是王正廷的得意門生，當時任職於重慶華中航業局，擁有不錯的地位與權力。王映霞與鍾賢道的婚禮冠蓋雲集，賀客如雲，震動了整個山城。鬱達夫的朋友、專欄作家章克標在《文苑草木》中說：“他們的婚禮是十分體麵富麗的。據說重慶的中央電影製片廠還為他們拍攝了新聞紀錄片。他們在上海、杭州各報上登載了大幅的結婚廣告，而且介紹人還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見這個結婚的規格之高，怎樣闊綽。”著名作家施蟄存還專門為王映霞賦詩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說到平生淚跡濡。早歲延明真快婿，於今方朔是狂夫。謗書欲玷荊和壁，歸妹難為和浦珠。蹀蹀禦溝歌決絕，山中無意采蘼蕪。”對這次隆重的婚禮，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1983年她在《闊別星洲四十年》（載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一文中回憶說：“我始終覺得，結婚儀式的隆重與否，關係到婚後的精神麵貌至巨。”
鍾賢道對王映霞非常體貼，婚前他就對王映霞許諾要把她失去的年華找回來，婚後他讓王映霞辭去工作專事家政。經曆了太多感情波折的王映霞對婚姻、感情的認識也有了極大的轉變。晚年她曾寫過一篇《鬱達夫與我的婚變經過》的文章，文中說：“我想要的是一個安安定定的家，而鬱達夫是隻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鬱達夫最大的分別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對婚姻，對女子的嫁人，那中間的辛酸，我嚐夠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彈還來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來擔保，我的一生，是決不發生那第二次痛苦了。”所以她後來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達官，隻希望一個老老實實，沒有家室，身體健康，能以正式元配夫人之禮待她的男子”。王映霞有此要求倒也不足為過，鬱達夫在不少詩作中，都拿她比作蘇東坡的侍妾朝雲，並且從來沒有和元配夫人離婚，王有這樣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
解放前夕，當時的達官顯貴都紛紛逃往台灣，鍾賢道卻退了預訂的機票，留在了大陸。解放後，鍾賢道到上海航聯保險公司工作，生活比較安定。“三反”運動中，鍾賢道被懷疑貪汙受到審查，經調查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慶外交部工作時參加過國民黨，幸虧隻是口頭參加，既無黨證也沒繳過黨費，向組織說清楚這段曆史後即被解禁。王映霞關押期間，鍾賢道心急如焚，探視、送物，竭盡所能關懷備至。回家後，鍾賢道在錦江飯店開了個房間讓王映霞安心靜養，又帶她到外地旅遊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鍾賢道對王映霞極為慷慨大方，對自己卻非常節儉，穿的衣服是家裏最舊的，給自己買的帽子也僅是幾角錢的便宜貨。王映霞對此深為感激，曾多次對朋友說：“他是個厚道人，正派人。我們共同生活了38年，他給了我許多溫暖、安慰和幸福。對家庭來說，他實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祖父、好外公。”
1980年，與王映霞相敬如賓的鍾賢道在上海病逝，享年72歲。對生命中的兩個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傳中作了一個比較中肯的評價：“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鬱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沒有後一個他（鍾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漂泊不定。曆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隻是深深的懷念。”
1980年代初，王映霞在老朋友的鼓勵下，秉筆書往，為報刊匡正一些關於鬱達夫往事的誤記，兼寫一些與魯迅、許廣平、陸小曼、丁玲等文化名人交往的文字。1986年，王映霞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她將與鬱達夫來往的書信結集成冊，出版了極富史料價值的《達夫書簡——致王映霞》，還撰寫了《王映霞自傳》《我與陸小曼》《我與魯迅和許廣平》《我與鬱達夫》《我與丁玲》《歲月留痕》等回憶性文字，在大陸、港澳台等地結集出版或在台灣《傳記文學》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