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弟子曾問王陽明，學習朱熹理學的方法很簡單，隻要我們去外麵格物，把格到的道理用靜坐思考的方式和自己的心吻合就是了。您這個學說，應該怎麼學會它呢？
王陽明給出了四點：第一，立誌。就是要打定主意，下定做聖賢的決心；第二，勤學。做聖賢必須勤奮，努力學習知識和提升品德；第三，改過。有錯就要改，絕不姑息；第四，責善。也就是在朋友之間要以責備的方式勸善。
實際上，這是儒家提倡的老方法：在仿效典範和反省中獲得自我，進而成為聖賢。這時的聖賢就是心靈自由、自己能支配自己的人。
不過在龍場，除了徐愛之外，並沒有矢誌不移跟隨在王陽明身邊的弟子。這些弟子來了幾天，或許是有別的事，又或許是忍受不了龍場的生活環境，所以就離開了。王陽明在《諸生》這首詩中歎息說，人生相聚機會不多，何不把你們的書和行李拿來，咱們在一起享受心學的極歡大樂？（“唯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攜書來，茆堂好同住”）
而心學的極歡大樂在此時恐怕隻有他一人能享受。雖然如此，他已蜚聲整個貴州。前來拜訪他的人相望於道，貴州龍場看上去不再是個閉塞之地，而成了人來人往的市場。在來看他的人中，有一人很特殊。他就是貴州軍區世襲軍政長官（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貴榮。安長官在貴州並非等閑，貴州的驛站就是他的祖上奢香夫人為明帝國免費創建的，所以他的神態裏有一種無上榮耀的傲慢。安貴榮來見王陽明並不是聽心學，按他的思維，王陽明學識淵博，聲名遠揚，肯定有非凡的智慧。他希望王陽明能為他解惑，這個惑就是：他想減少貴州通往中原的驛站數量。
王陽明勸他別胡思亂想：“驛站，尤其貴州境內的驛站是中央政府控製貴州的烽火台，你撤驛站，會給中央政府‘企圖弱化中央政府對貴州控製能力’的印象。後果如何，不必我說。”
安貴榮急忙派人送來酒肉，說：“想不到這深山老林裏有您這樣見識非凡的人，讓人欽佩，關於裁撤驛站的事，我以後想都不想。”
王陽明回答他：“我沒有這樣的力量。我說的這個道理，你心中早已有之。”
這個回答很陰險，一方麵他暗示，安大人你要裁撤驛站恐怕就是有這想法。一方麵，我的心學說，道理在你心中，我隻是提醒了你一下而已。
但安貴榮賊心不死。這件事不久，貴州境內發生了兩個少數民族首領的叛亂。王陽明判斷，這兩人是安貴榮的部下，他們叛亂和安貴榮的默許有直接關係。因為叛亂持續了一個月，安貴榮的軍隊毫無動靜。他給安貴榮寫信說，兩人叛亂是在你的軍事管轄區，你就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這樣胡鬧？中央政府怎麼想？即使不追究你的失職，如果調動別省的軍隊來鎮壓，你的顏麵何在？
安貴榮看到這封信後，冷汗直冒。他馬上出兵，輕鬆平定了叛亂。
由此看來，王陽明在龍場的身份不僅是個驛站站長，還是個教育家，偶爾還客串下政治家。他的朋友越來越多，聲名大振，他的命運在經過一番痛苦的洗禮後發生了大逆轉。所有人都知道，龍場這塊天地已容不下他，他離開龍場的日子已不遠了。
王陽明是被人請出去的，而且被請了兩次。第一次請他的人是貴州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長毛科，他和王陽明是同鄉。1508年冬天，他到龍場聽王陽明講學，由於沒有深厚的思想根基，毛省長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王陽明心學本身是靈動的學說，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於是他邀請王陽明去省城貴陽講學。王陽明委婉拒絕。他說，我現在隻是山野村夫，體弱多病讓我變得異常疏懶。我沒有用功閱讀和研究經典，所以沒有資格擔任講師。我現在正準備去看醫生，您作為官方代表，給我這樣的榮譽，實在讓我慚愧。
毛科當然不會明白王陽明這番托詞背後的心理活動。在王陽明看來，他的心學是幫助人完善道德，而並非是指導人科舉考試。但毛科的用意很明顯，他要王陽明到貴陽講學就是希望王陽明能幫他培養出一批考試高手，這和王陽明的出發點南轅北轍。
毛科在1509年初被調離貴陽，接替他的叫席書，毛科臨走前叮囑席書，王陽明學大才淵，不應該在龍場驛沉淪。席書謹遵前任教誨，上任不久，就跑到龍場驛來聽王陽明的講課。課後，他請教王陽明，朱熹和陸九淵二人的思想有什麼不同嗎？王陽明說，這個話題太深，作為晚輩，他暫時還沒有資格來談。他話題一轉，普及了一會兒自己的心學。簡易明快的心學馬上就讓席書為之著迷。不過，席書是朱熹理學的門徒，雖然著迷，但對王陽明心學的“真理性”表示懷疑。
第二天，席書滿腹心事地來了。他還是希望王陽明能講一下朱熹和陸九淵的不同，或者是，他王陽明和陸九淵的不同。王陽明隻好滿足了席書的願望。
王陽明從“知行”的角度來說明他和朱熹、陸九淵的不同。他說，朱熹是通過經書得到天理，然後去實行；陸九淵是通過靜坐得到天理，然後去實行。二人雖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認為“知行”是有先後次序的。而我卻認為，知與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席書沒有深入質疑“知行合一”的問題，而是質疑另一個問題：“您也提倡靜坐，和陸九淵的靜坐有什麼區別嗎？”
王陽明說：“陸九淵靜坐是希望從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靜坐，是因為現在的人心浮氣躁，靜坐能讓他們把心沉靜下來，我並沒有讓人一味靜坐去獲取真理，那不是正路。”
席書問：“那您從哪裏獲得真理？”王陽明回答：“真理就在我心中，但必須去事上練，隻有去實踐了，你才能更深刻地體會這一真理。而且，這兩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樣。”
席書這回心悅誠服，馬上讓人修建貴陽書院，並親自率領貴陽的秀才們來到龍場，以師禮請王陽明到貴陽。
由此，王陽明離開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
心學的政治力
1509年，王陽明在貴陽書院正式講學。按理，他有了傳播自己學說的平台本該高興。但在來貴陽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麵上，席書服膺他的心學，實際上，作為主管教育的省長，席書麵臨一個困局：他對王陽明心學心悅誠服，但王陽明心學並非是考生輔導課，而他的工作職責就是讓自己轄區內的考生通過科舉考試。王陽明也麵臨一個困境：他的心學目標是給考生指明聖賢之路，而考生的目標卻是讀書做大官。如果他一門心思宣揚和朱熹理學截然不同的心學，那考生的目的就無法實現。想讓考生的理想實現，就必須要講朱熹理學。這個困局也是他當初婉言拒絕毛科的根本原因。不過好像事情沒有他想的那麼複雜，席書用一句話就撫平了他的憂慮：講你最想講的。
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的主要內容就是“知行合一”。
當時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然後再去實踐。長此以往，每個人都擁有了一種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動手，就會束手無策。他希望能改變這種讀書人的毛病。當然，“知行合一”實際上也是他心學“心即理”和“事上練”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須要做的就是去實踐來驗證我心中的天理，而不是去外麵再尋找天理。這種思路有個莫大的好處：心中有天理，那我們就不必再去尋找天理，如此一來，我們就節省了大量時間，而這些時間可以用在實踐中。這樣一來，你就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理想。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這裏，它也正是王陽明心學的閃光點。
實際上，知行合一和事上練隻是“致良知”的一個前奏，真正動人心弦的是他心學思想的精華——致良知。
1509年，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知行合一”，他的門徒開始逐漸聚集，他的聲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認為他應該不僅僅是個教育家和思想傳播者。既然“知行合一”，他應該把他的知和行結合起來，所以在1510年農曆三月，他三年的貶謫期限結束後，在貴州多名官員的推薦下，他被任命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縣令。一個和曾經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員王陽明正式登場。
他已脫胎換骨，不是從前那個對仕途毫無熱情，總是請假的王陽明了。他意氣風發，但又謙虛地說，雖然經國之誌未泯，但三年來不曾參與政事，恐怕不能勝任一縣之長的工作。他不幸言中，當廬陵縣的父母官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當時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看，江西最惹人注目的“特產”就是刁民，尤其是吉安府廬陵縣，簡直是刁民生產地。王陽明前任一位姓許的縣令在廬陵待了三年，臨走前身心俱疲，奄奄一息。在給上級的述職報告中，他說，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獄，如果非要讓我在地獄和廬陵選一個，那我選前者。在他眼中，廬陵人就是惡棍，市儈的小人。他絞盡腦汁也搞不明白下麵的事實：廬陵人特別喜歡告狀，先在廬陵縣內上訴，如果得不到滿意的結果，就會離開廬陵上訪。許縣令聲稱，他辦公桌上每天都會堆積一千份以上的訴訟案卷。這使他生不如死。後來他采取嚴厲的手段，將告狀人關進監獄。可這些人太機靈，一群流浪漢特意來告狀，為的就是進監獄後有吃喝。
許縣令無計可施，隻能請辭，他的接班人王陽明就來了。
王陽明一到廬陵縣，縣令的幕僚們就把該地百姓的喜好告訴了他，並且特意指點王陽明，對付他們，隻能采取高壓政策。
王陽明將心比心，分析說，自古以來民間就有“民不與官鬥”的生存智慧。如果民總是和官過不去，那隻能說明一點，他們的權益受到了侵犯。
幕僚對王陽明一針見血的分析卻不以為然，他們指出，廬陵是四省交通之地，魚龍混雜，是非極多。人沒有定力，自然會受外界環境的影響，所以每個人都不是省油的燈。因為在這種環境下省油，就沒辦法生存。
王陽明仍然堅信這樣一點：普通平民在什麼時代都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每天燒香求佛保佑不被政府欺壓都來不及，哪裏還有心情找政府的麻煩。如果他們真反常地時常找政府麻煩，那肯定是政府有問題。
這是一種心理分析法，答案往往是正確的。上級政府攤派到廬陵的賦稅相當重，當然，這並不是政府的錯。中國古代政府靠壓榨百姓生活是政治常態，“輕徭薄賦”的政府鳳毛麟角。吉安政府對廬陵的賦稅中有一項是關於葛布（葛的纖維製成的織物）的，問題是，廬陵不產這種東西。對根本就沒有的東西收稅，百姓當然不幹了。
王陽明還未坐穩廬陵縣縣長那把交椅，一千多百姓就敲起了戰鼓，向新來的大老爺投訴，聲稱他們絕不會繳納葛布的稅。
王陽明看了狀紙，又看了案宗，發現這的確是一項莫須有的稅收。於是，他答應廬陵百姓，會要求上級政府取消這個稅，甚至是取消更多沒有必要的稅。
這種包票打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王陽明陷入了困局：賦稅任務是上級攤派下來的，下級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證完成任務，沒有任何借口。但有的賦稅是不合理的，強行征收，百姓的反應一定是極為窩火。如果處置不當，很可能激起民變。
王陽明是那種一定會為民請命，但絕不會直來直去的人。他找來前屆政府的工作人員，詳細向他們詢問廬陵賦稅的來龍去脈。這些人就把事實告訴了他。三年前，廬陵的賦稅還沒有這樣高，自來了位宮廷稅務特派員（鎮守中官）後，廬陵的賦稅就翻了三番。據這些工作人員說，這個特派員姓王，是個宦官，平時就住在吉安府政府的豪華大宅裏，裏麵每天鶯歌燕舞。
王陽明清晰地意識到，這個姓王的宦官就是罪魁禍首。隻要搞定他，廬陵縣不該繳納的賦稅就會灰飛煙滅。他給吉安府長官寫了封信，他知道那位王太監肯定也要看信，所以信的內容其實是寫給王太監看的。他說，我在看廬陵的稅收記錄時大為驚異地發現，三年前廬陵的賦稅總額是四千兩，可這三年來卻達到萬餘兩。我先是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在別的地方賦稅都在負增長的時候，廬陵縣卻呈直線增長。不過我又仔細看了賦稅名錄，發現有些東西根本沒有，卻還要收稅。我還聽說，以鎮守中官為首的收稅大隊來廬陵像是土匪搶劫一樣。我現在有個小疑惑，這些賦稅是上級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規定嗎？還隻是我們吉安府的規定？交稅的日子馬上要來了，可最近這裏發生了旱災，瘟疫又起。如果再強行收稅，我擔心會激起民變。俗話說，饑人就是惡人。一旦真有民變，我不知該如何向上級政府交代。
他最後說，我對於這種收稅的事真是於心不忍，而且勢不能行。如果你們認為我不能勝任這份工作，我請求辭職。
王太監看到這封信，冷汗直冒。如果這封信不是王陽明寫的，那他不會恐懼。一個對自己都敢下狠手的人，對於別人的幾句要挾就繳械投降，那他就不是個合格的太監。可王陽明的要挾不同，王陽明此時雖然隻是個小縣令，但他的弟子遍布全國，中央政府也有他的舊知新友。天蓬元帥雖然被貶下凡間做了豬，但人家畢竟也是天上來的。
王太監對吉安府長官說：“我看這廬陵的賦稅是有問題，暫時免了吧，等王陽明走了再恢複。”
廬陵人感激王陽明，幾乎痛哭流涕。王陽明趁勢發布告說：“你們打官司，我不反對。但我看你們之前的狀紙是專業人士撰寫的，又臭又長，毫無閱讀快感可言。今後你們如果再告狀，要遵守以下幾點要求：首先，一次隻能上訴一件事；其次，內容不得超過兩行，每行不得超過三十字；最後，你認為和對方可以解決的事，就不要來告狀。如果有違反這三條的，我不但不受理，還要給予相應的罰款。”
這份告示貼出時，百姓們還沉浸在減免稅收的歡樂中，所以一致認為，打官司是沒有良知的表現，今後要改。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已被王陽明悄無聲息地改變了。
王陽明趁熱打鐵，繼續對他們的心靈世界進行改造。針對當時瘟疫橫行的現實，王陽明寫了篇感人肺腑的布告。他說：“雖然是天災，不可避免，也不能違抗，所以我們要適應它，並且在適應它時感悟人生道理。你們怕傳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親人拋棄，表麵上看，他們是因瘟疫而死，實際上是死於你們的拋棄。瘟疫並不可怕，通過正確的方法可以控製，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們的心被恐懼侵襲，就會讓你們做出沒有天理的事來，這是逆天啊！我現在為你們指明一條消滅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們的心。你們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們不必去外麵尋求任何東西，隻要讓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萬事大吉了。”
不過，王陽明也承認，道德雖然是每個人自己的問題，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來時間的俗氣所汙染，已不能自動自發地流露，所以必須要樹立道德楷模，讓道德楷模喚醒他們內心正要睡死過去的善良。
他的辦法是老辦法，但老辦法往往是最管用的。他恢複了設立於朱元璋時代，早已名存實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兩亭”製度。他要求廬陵縣所管轄的各鄉村都要設立這“兩亭”。旌善亭是光榮榜：凡是熱心於公益事業、樂於助人、為國家和地方做了貢獻的人，在該亭張榜表彰，樹立榜樣。這是存天理；申明亭是黑榜：凡是當地的偷盜、鬥毆或被官府定罪的人，名字都在此亭中公布，目的是警戒他人。這是去人欲。
所謂政治力，無非是一個人處理各種關係的能力，主要就是人際關係。王陽明在廬陵，首先必須要處理好和上級的關係，這樣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帽；其次他還必須要搞好和下級的關係，這樣才能把自己的意誌通過他們來實現；他更必須要關心的就是他和百姓的關係，因為百姓是他實際上的衣食父母。但讓人沮喪的是，“父母官”大都熱衷於和上級處理好關係，偶然會用心於下級關係的維護，很少有官員會把時間和精力用在處理和百姓的關係上。理由很充分，中國古代是專製社會，百姓不是他們的權力源泉，上級才是，皇帝才是。
王陽明截然不同，他全身心要解決的就是他和百姓的關係。我們注意到，他處理這層關係時的思想就是先讓百姓有道德感，也就是喚醒他們向善的心。讓他們專注本職，不要以和自己內心無關的官司為人生目標。
同時，他還設身處地地為百姓著想，百姓的難處就是他的工作內容。比如他在廬陵縣城視察時發現廬陵房屋的建造材料都是木材，巷道狹窄，又沒有磚牆相隔，一旦失了火，那將是滅頂之災。於是，他就發出命令，要那些臨街民居退進三尺，以拓寬街道用來做防火帶，疏散人口；店鋪店屋退進二尺，做防火巷；每戶出一錢銀子，用來為臨巷道的房屋建磚牆，隔離火勢。
他到廬陵幾個月都沒有下雨，於是他吃齋一個月，停止征稅，釋放輕罪的犯人。不知是不是由於他的誠心真的感動了老天，一個多月後，一場傾盆大雨降臨廬陵。
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真的以百姓心為己心。但我們應該知道，王陽明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在基層工作的經驗。按朱熹的說法，你沒有工作經驗，就不可能知道這份工作的道理，那你就無從下手。你必須先通過書本或者是前任的工作總結“格”出你工作的道理，才能勝任這份工作。王陽明用事實反駁了朱熹，按王陽明心學的說法，天理就在我心中，我之前所以沒有顯露在基層工作的那些道理，是因為我沒有碰到這個機會，現在我碰到這個機會，那些道理就顯現出來了，所以我不需要向外求取任何關於基層工作的道理。
這個道理是什麼呢？其實就是用心，隻要你用心為百姓好，就能想到為百姓做任何好事的道理，然後去做就是了。
這正如他對弟子徐愛說的，孝順父母還需要去外麵學什麼？隻要你有孝順父母的心，就必然知道，冬天來了要給父母添衣服，夏天來了要給父母打扇子。正如他在廬陵一樣，隻要有一顆為百姓的心，就必然會想到百姓的房屋存在防火隱患，這種道理，不需要去外麵尋求。
當然，王陽明不僅是個高超的政治家和戰略謀劃家，還是個能靈活處理具體事務的幹練的技術官僚。下麵這件事就是證明。
廬陵不僅訟棍多，惡棍也多。王陽明曾活捉了一個綽號“王和尚”的強盜。經審訊，王和尚是一個強盜團夥的三把手，這個強盜團夥做了很多大案要案，經過王陽明的一番心靈啟蒙，王和尚居然良知發現，供出了老大多應亨和老二多邦宰。二人很快被緝拿歸案，並且招供。王陽明將他們送到上一級政府。但過了不久，王陽明收到上級的抗訴信，信中說，這件案子是冤案，多應亨和多邦宰是純粹的良民，之前發生的刑事案件都是王和尚一人做的，而且王和尚已經承認。上級政府要王陽明重新審理此案。
這案子並不難斷，三人作案時的目擊者有很多，當時也取證了。而且三人也承認了罪行。如今翻案，隻有一種可能：多應亨和多邦宰的家人打點了王和尚，要他一人頂罪。
王陽明不想讓罪人逍遙法外，他決心讓這三人重新親口承認罪行。開庭審問前，王陽明叮囑他的幕僚說，當審訊到一半時，你就來找我，裝作有要事的樣子。幕僚聽從。王陽明上堂後從頭到尾問了一遍，王和尚一口咬定罪行都是他一人所犯，和多應亨、多邦宰無關。這時，王陽明的幕僚走出來說有要事，王陽明離開。趁著三個罪犯不注意時，王陽明偷偷地鑽進了桌子下。過了一會兒，王和尚見大堂上隻有他們三人，就低聲地向二人說道：“等會兒可能要給你們上刑，隻要你們能忍耐下來，我就能替你們脫罪。”他話音剛落，王陽明就從桌子底下爬了出來，一麵整理衣服，一麵微笑地看著驚愕萬分的三人。
這是王陽明“機詐”的又一個典型事例，王陽明絕非是一本正經的冬烘學究，處理實際問題，他從來都是靈活多變的。
廬陵是王陽明創建心學後第一次施展拳腳的地方，效果顯著。當然，正如1508年前他始終不曾忘記“經略四方”的大誌一樣，在廬陵，他也始終沒有忘記修煉和傳播他的心學。自心學誕生那一刻起，王陽明傳播心學的使命感就與日俱增。如果從前他想讓自己成為一個聖人，那麼，現在，他希望每個人都能成為聖人。
他在廬陵和弟子聊天時，對自己在龍場的兩年時光唏噓不已，同時也對在貴陽講“知行合一”的成果並不滿意。他對弟子冀元亨說，其實聽課的人雖然認同我的“知行合一”，卻還是以科舉做官為目的。他們根本沒有體悟到“心靈自由”才是人生的真諦，一個人隻要把內心的善完全喚醒，就能體會到聖賢的滋味。
很少有人願意體會聖賢的滋味，因為他們已在世俗世界浸染了太久，這個世界告訴他們，做了官，尊嚴、權力和榮華富貴就唾手可得，人生在世，追求的無非就是這幾樣。
劉瑾就是這樣認為的。不過，他也用自身的毀滅證明了這種看法和真理相差十萬八千裏，劉瑾於1510年農曆十月以貪汙罪在北京被淩遲。
自朱厚照繼位以來，劉瑾始終處在權力的巔峰。那個隻能站一個人的權力巔峰上現在站了兩個人，一個是朱厚照，另一個就是劉瑾，而劉瑾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實際已處於危險之中。由於朱厚照不理政事，整日娛樂，所以政權漸漸轉移到了劉瑾手中，他被人稱為“立皇帝”。
1510年夏，甘肅安化王朱寘鐇（zhì fán）宣布革命，中央政府急忙派人去甘肅鎮壓。這支平叛軍的司令叫楊一清，楊一清是個極具正義感的人，曾在兵部工作過，因不肯給劉瑾行賄而受到革職處罰。朱寘鐇革命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朱厚照要兵部推薦平叛軍司令，兵部裏在職的人都不願意去，所以就想到了這位在野的同事。楊一清早上得到消息，中午就進了北京城。這說明建功立業對他有極強的誘惑力。
平叛軍的政委（監軍）是八虎之一的張永。張永是宮廷二號人物，地位僅次於劉瑾。但宮中府中人人都知道，他和劉瑾不和。有一個原因很重要：劉瑾曾和他的老婆（大伴）搞曖昧，張永和劉瑾因此事而打過架。朱厚照後來勸了架，給張永又找了個更年輕漂亮的老婆，自然，張永的老婆名正言順地歸了劉瑾。
如果僅是這一件事，張永和劉瑾的仇恨還不至於那樣深。劉瑾自絕地反擊劉健、謝遷成功後，坐穩了宮中第一把交椅。他的七位虎友也水漲船高，但劉瑾畢竟是老大，一手遮天，並未把七位虎友當成兄弟，隻是當成小弟。張永據說是有情有義的人，在劉瑾對待兄弟的態度上極看不慣。況且，他內心深處也有個陰險的想法，想取代劉瑾。
楊一清知道張永和劉瑾的關係極為脆弱，所以在路上對張永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當他們到達甘肅時，朱寘鐇這個無能的王爺已被手下一名將軍活捉，於是兩人高興地押解朱寘鐇回京。楊一清斷定他和張永已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所以就騎在馬上說：“現在外患已除，內患仍在。”張永故意問：“四海升平，宮中和諧，有何內患？”楊一清就在手掌上寫了一“瑾”字。張永默不作聲。
楊一清的開頭不錯，於是直逼張永的底線：“公公在宮中做了五年的老二，恐怕度日如年吧？”
張永明白楊一清的意思：“劉瑾宮中耳目眾多，搞他，比登天還難。”
楊一清拍掌叫道：“隻要公公你肯用心，搞掉劉瑾的機會就在眼前。我已查明劉瑾的哥哥剛死，他準備在滿朝大臣去參加葬禮時發動政變挾持百官，造反稱帝。”
張永大為驚駭。他問楊一清是如何知道這件事的，楊一清諱莫如深，隻是說，公公您隻需按咱們的計劃去執行，水落自然石出。
楊一清的計劃是：兩人回京，朱厚照必會擺宴接風，劉瑾必到，而很快他就會走，因為劉瑾見不得別人風光。他一走，馬上拿出事先寫好了的劉瑾要謀反的奏折給朱厚照，大事就成了。
說來也奇怪，這件事真的就極順利地成了。關於過程極富戲劇性，接風宴隻剩下張永和朱厚照時，張永拿出奏折，朱厚照不看。張永就跪在他麵前，痛哭流涕說：“劉瑾要造反。”朱厚照喝得暈暈乎乎，問：“他為何要造反？”張永回答：“要做皇帝。”朱厚照說：“由他做去。”張永叫起來：“他做皇帝，您幹什麼去？”朱厚照酒醒了，咬牙切齒道：“奴才辜負我！”
當夜，朱厚照的搜查隊就衝進了劉瑾家，從他的密室裏搜出了管製刀具和一件龍袍，劉瑾被關進大牢。朱厚照大怒若狂，很快，劉瑾被定罪，淩遲處死。
劉瑾一死，王陽明的新生活接踵而至。
朱陸異同
1510年農曆十一月，三十九歲的王陽明回到北京，在興隆寺裏等待新的任命。他驚奇地發現，北京城不再像三年前他離開時那樣死氣沉沉，到處都是新氣象。他在北京的弟子們和仰慕者紛紛來拜見他，幾乎踏破了興隆寺的門檻。本年最後一個月，中央政府命令他到南京刑部報到，這是個掛職，所以他不必到任，於是他下定決心在北京傳播心學。1511年正月，就在他躊躇滿誌準備做精神導師時，他的兩個弟子爭論起來。但爭論的內容不是他的心學，而是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
王陽明的弟子王輿庵讀陸九淵，津津有味，又去讀朱熹，味同嚼蠟。所以他認為陸九淵心學是聖學，而朱熹理學則是偏門。另一位弟子徐成之恰好相反，他認為朱熹理學是聖學，陸九淵心學是禪，和他們儒家毫無關係。
兩人辯論許久，不分高下，於是請王陽明裁判。王陽明高度評價了兩人的學術辯論熱情，但也指出，學術辯論是要明理，你們二人的辯論中充滿了意氣，你們是在分勝敗，並非是在明理。你二人各執一端，無論是對朱熹還是對陸九淵都沒有全麵領會，所以就是爭論出個勝敗來，也毫無意義。最後他說，“是朱非陸”已是定論，徐成之不必為朱熹伸張，朱熹是對的；王輿庵你就是為陸九淵辯出花來，陸九淵的學說也不能大行天下。
徐成之對這種答案很不滿意，尤其是最後一句話，好像陸九淵受了不白之冤。王陽明苦笑，他對弟子的執著很讚賞，他想做一回裁判，但他有苦衷。
我們應該很有信心地確定，王陽明心學是從朱熹理學牢籠裏衝出來的，他在龍場悟到的“道”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撥亂反正。他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聖人處此該如何”的求索合二為一，才迸發出了心學的火花。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朱熹理學，就不可能有他的心學。但當他創建心學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後，發現這一思想早被陸九淵定型了。問題是，他對陸九淵心學沒有下過功夫。王陽明心學和陸九淵心學同有“心即理”（我心即宇宙）一說，如果他對人解釋，我的這個“心即理”和陸九淵的“心即理”是不同的，恐怕沒有人相信。但我們知道，他的心學和陸九淵心學是不同的，正如他所說的，陸九淵的心學有點“粗糙”，“粗糙”的原因就是陸九淵不太注重實踐（事上練）。
如果他說，朱熹是對的，那麼實際上，他的學說和朱熹的學說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他說陸九淵是對的，那就會被人誤會為禪。
經過反複思量，他還是決定做一次裁判，其實表麵上是判定朱熹和陸九淵的是非，其實是在為自己的心學正名。
他評判道：一直以來，大家都把側重修養（尊德性）和側重學問（道問學）分割，實際上，二者是一體的。大家都說，陸九淵側重修養，朱熹側重學問。但陸九淵未嚐不讓人讀書窮理，他也不是整天靜坐在那裏胡思亂想，所以說他是墜入虛空的禪，毫無道理。而朱熹也未嚐不側重修養，隻是他把時間都用到了學問上，修養的事被人忽略了。
也就是說，無論是陸九淵和朱熹，還是王陽明自己，在目的上都是相同的：成為聖人。隻不過，朱陸二人在方法的選擇上有所失衡。而他王陽明則主張，修養和學問本就是一回事，就如知行是一回事，不可分割。
最後他說，我對朱熹老夫子是相當崇敬的，他的理學散發光輝幾百年，不必讓我來畫蛇添足抬高他。我唯一的遺憾就是陸九淵被世人汙為禪，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他主持公道。即使朱熹知道陸九淵這樣的遭遇，也會在孔廟裏黯然落淚的。
王陽明最大的希望就是，弟子們不要為古人爭長短。在後來他給弟子聶文蔚的信中，他這樣說道：“為朱、陸爭是非是枉費心力……朱熹與陸象山兩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後世的眾多議論，是因為他們的工夫還不精煉、純熟，其中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也在所難免。而程顥在這上麵就表現得比較公正。他與吳涉禮談論王安石的學問主張時說：‘為我盡述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這種氣象何等從容啊！……希望你能讓同仁們都知道，各人隻管把握自己的對錯，不要理睬朱、陸的是非。用言論詆毀他人，這種詆毀是膚淺的。若自己不能身體力行，隻是誇誇其談、虛度光陰、浪費時日，這就是在誹謗自己，這樣就嚴重了。現在，天下的人都在議論我，如果能因此為善，那麼，都是在與我砥礪切磋。就我而言，不過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進德。古人雲：‘攻我短者是吾師’，作為學生，怎能連老師都不熱愛呢？”
這就是王陽明心學史上相當重要的篇章——朱陸異同，因為這是王陽明為自己心學的正名儀式。表麵上看，他是在評判朱熹和陸九淵，實際上，他是在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心學抬到顯學的殿堂。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的“格物致知”簡直水火不容，可王陽明卻說，他和朱熹的心是一樣的，而且幾年後，他把從朱熹晚年寫給二十四人的三十四封信中選取一段，編纂成《朱子晚年定論》，用他的心學思想來解釋，試圖證明朱熹晚年的思想才是他真正的思想，這一真正的思想與他的心學相一致。
但隻要看一段《朱子晚年定論》，就會發現，王陽明是在斷章取義。有人說他始終向朱熹拋媚眼，就是因為當時朱熹門徒遍布天下，反對他心學的人多如牛毛，他是想和朱熹攀上關係，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學說是從朱熹那裏轉手來的。還有人說，當時是朱熹理學的天下，聖人必須要在朱熹設定的圈子裏鍛造，王陽明追求聖人之道就絕不能撇掉朱熹，重起爐灶。
這正如有人想從道教和佛教中尋到儒家的聖人之道，隻能被他人抨擊和貽人笑柄。也就是說，王陽明不否定朱熹，是認為他的心學和朱熹內心真實的想法相一致。他的這種想法是真情實意的，畢竟他在朱熹理學的路上走了好多年，而且還因為朱熹吃過不少苦頭，他的前半生幾乎就籠罩在朱熹的陰影下。
按常理推測，既然他不否定朱熹，那他對朱熹的論敵陸九淵就該完全否定。可他仍然沒有，他認為陸九淵也沒有大錯。原因很可能就在於，他和陸九淵心學太相似了，如果大家都否定陸九淵，那很可能殃及池魚，把他的學說也當成是枯禪。
實際上，王陽明的心學在他1510年農曆十一月初到北京時就遇到了挑戰。挑戰他的人叫黃綰。黃綰認為，他的學說就是禪宗的變種，和陸九淵學說毫無二致。
黃綰出身書香門第，聰慧異常，欣慕朱熹理學如欣慕美色一樣，是那個年代北京城思想界的青年才俊。他容易接受新鮮事物，所以當王陽明一到北京，他就聞風而來。
王陽明熱情地向他闡述心學要旨。他說，人人心中都有個聖人，但有人的聖人之心被物欲遮蔽，隻需在心上用功，把物欲掃除，做到這一點，就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
黃綰充滿疑慮地問：“怎麼個心上用功？”
王陽明回答：“你的心能知是非善惡，一個惡念發動時就克掉它，一個善念流行時就保持它。”
黃綰吃了一驚，說：“您這不就是禪宗嗎？禪宗說，人人都有佛性，佛向心頭做，莫向心外求。禪宗說頓悟，您說狠鬥私心一念間，沒有任何區別啊。”
王陽明拚命搖頭，說：“不一樣。禪宗說了‘人人都有佛性’後就枯坐，什麼都不管了。說了‘佛向心頭做’後就真的在心頭做，不去實踐。而我說了‘在心上用功’後，必須去實踐。”
黃綰又吃了一驚，說：“這還是朱老夫子的‘去萬事萬物上格真理’啊。”
王陽明又大搖其頭，說：“朱熹說是去實踐中尋找真理。而我認為，真理已在我心中，我去實踐，隻是去驗證這個真理，其實最終目的就是磨煉我們的心。”
黃綰恍然大悟。據說他當時茅塞頓開，從此死心塌地地跟隨王陽明，並且經常在反對王陽明的人麵前為王陽明辯護，成了王陽明最忠實的信徒之一。不過，黃綰年老後，有一天早上醒著躺在床上思考。不知他想到了什麼，突然大叫一聲，吼道：“王陽明心學就是枯禪！”說完這句話後，他把餘生的光陰都用在反對王陽明心學上了。
把王陽明心學視為枯禪，是當時反王學的一個主流。王陽明對反對派曾多次反駁，他說他的心學和禪學的區別就在於實踐。他說，我們每個人的心像一麵鏡子，你隻需要時刻保持著它的一塵不染。如何保持呢？禪宗說要勤擦，也就是在心上擦。而王陽明也說勤擦，但要以實踐為指導，不能枯坐在那裏，認為我心沒有惡念了，認為我內心強大了。是否有惡念，是否內心強大，非得去實踐中驗證一下。如果不去實踐，就會流入枯禪的境地。
用儒家語境來說，禪宗注重的是修養（尊德性），而幾乎沒有學問（道問學）。而他的心學是既有修養又有道問學的。禪宗沒有進取，而他的心學就是一門要人進取的學說。這是王陽明心學和禪宗最靈魂的區別。
王陽明對佛道的態度很有點“忘恩負義”，佛道二教為他的思想供給了充沛的源頭活水。但創建心學後，他對佛道給予他的幫助閉口不言。有人向他請教道教長生之術時，他勸對方不要沉迷於此，因為即使你明白了長生術，也不過修個不死的肉身。接著他推銷他的心學：心學卻能讓人有一個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
他的弟子王嘉秀喜歡談仙佛，並且以獨到的見解對王陽明說：“佛教以超脫生死來勸人信奉，道教以長生不老勸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幹壞事，究其本質，也是看到了聖人的上一截，但非入道的正途。今天誰要做官，可經科舉考試，可由鄉裏推舉，可借大官綠蔭，同樣可做大官。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會接納的。道、佛到終極點，和儒學大致相同。後世儒生，往往隻注意到聖人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聖人的本意，從而使儒學變為記誦、辭章、功利、訓詁之學，到底不免發展為異端。從事記誦、辭章、功利、訓詁之學的人，終身辛苦勞碌，毫無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欲，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學者不必先去排擠佛、道，而當篤誌學習聖人之學。”
王陽明很不讚同：“你所講的大體正確，但說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們理解有失偏頗。至於說到聖人大中至正的道，上下貫穿，首尾相連，怎會上一截、下一截？”他警告王嘉秀，“我年輕時在聖學上不用功，轉而去佛道上求取，偶然有所得，但很快就覺悟不對。後來在龍場終於發現聖學，懊悔錯用了二十多年工夫。佛道之學和聖學隻是一張紙的距離，所以不容易辨別，隻需要立誌於聖學，將來必能看透。”
那麼，一張紙的厚度到底是什麼呢？
王陽明極力指責佛教：“佛教徒擔心父子連累他，就離開父子；擔心君臣連累他，就離開君臣；擔心夫妻連累他，就離開夫妻。佛教徒總說自己不執著於‘相’，其實這些都是執著於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所以他才逃避。我們儒家，有個父子，就給他仁愛；有個君臣，就會對他忠義；有個夫妻，就給他禮節。什麼時候執著於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由此可知，這張紙的厚度就是責任心和使命感。儒家有，佛道沒有。簡潔地說，王陽明心學是一門要人去外麵建功立業的學說，而佛道是龜縮避世的學說。
但是，他雖然對佛道二教如此恩斷義絕，可他思想的靈魂書《傳習錄》中到處能看到佛道二教的影子。比如佛家的“明覺”“無善無惡”，道家的“聖胎”，特別是下麵這句話：“良知就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濟，不可謂典要。”這簡直就是把道家的語境生吞活剝過來的。
問題是，從一頭老虎的胃裏發現了幾塊狗肉，你能說老虎是狗嗎？
1515年農曆八月，皇帝朱厚照心血來潮，準備舉行隆重的佛事接引佛祖。王陽明就寫了一道奏疏《諫迎佛疏》。他說，佛是夷狄的聖人，我們中國的聖人是孔子，佛在夷狄教化萬民正如孔子在我中國教化萬民一樣。但陸地行走要用車，水上行走要用船，把船放到陸地上，寸步難行，把車推進水中，必然下沉。我擔心佛來到中國會水土不服。您既然有尊敬佛的心，就必有尊孔子的心。何必舍近求遠？他又說，佛固然有不惜身體拯救世人的心，但修成佛，可是要苦行的。而我們儒家的聖人，諸如堯舜什麼都不用做，隻是端坐那裏垂拱而治就是了。皇上您何必放棄完美的先賢，去追求夷狄的聖人呢？
這封奏疏並未呈遞朱厚照，王陽明寫完後就把它收了起來。與其把這封奏疏看成是他向皇帝的建議書，倒不如看作是他對佛教的看法。在他眼中，佛教既然不適合中國，也就不可能是聖人之道。
1516年之前，王陽明在北京、浙江餘姚和南京之間來回遊走，他雖然有官職在身，但始終把講學當成第一要務。而且專挑山水秀麗之地，和弟子們一麵遊覽山水一麵講學。這種在山水之間講學的方式成了王陽明講學的一大特色。他的學生越來越多，學生裏的高官顯貴也越來越多，當時的組織部部長（吏部尚書）方獻夫都成了他的入室弟子。他當初經略四方的理想似乎泯滅了。因為他有新的追求，他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成為聖賢的道路，這是一條充滿陽光和激情的道路。
所謂造物弄人，你越是拚命追求的東西越是不來，當你不想它時，它卻撲麵而來。1516年農曆九月，他建功立業的機會來了，這一年，他已四十五歲，如果從他有“經略四方之誌”的十五歲算起，這個理想的實現足足晚了三十年。
貴人王瓊
1516年農曆九月，中央政府任命禮儀部候補大臣（南京鴻臚寺卿）王陽明為都察院副院長（左僉都禦史）。這並不是中央政府的目的，目的是要他巡撫南贛。有一點需要注意，“巡撫”並非是實官，而隻是一個差使。
“巡撫”在明帝國出現並非偶然。朱元璋在1380年廢除了以丞相為代表的最高行政機構中書省，同時，還廢除了最高軍事機構大都督府的大都督（把大都督府分為五個都督府）和最高監察機構禦史台的禦史大夫。他把行政、軍事和監督權全部抓到手裏，在中央他可以做到，可在地方，他就心力不足。如果他非要辦到，必須要地方的行政、軍事、監察長官來京城向他報告。這隻能把皇帝累吐血。所以為了協調地方的行政、軍事和監察事務，他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去“巡撫”。明帝國乃至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擔當此任的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標，他曾奉命到帝國西北（陝西、甘肅）去“巡撫”。1421年，明帝國第三任皇帝朱棣發現他老子有此先例，於是派出多人到各地“巡撫”，這些人都是中央六部和都察院的高官，即使不是高官，也會臨時掛職。由此，“巡撫”成為留駐在各地的協調人，由於“巡撫”其所巡視的轄區並不總與省的邊界一致，所以他們是“巡撫”而不是“省撫”，“巡撫”完畢則回京交差。
官方給王陽明“南贛巡撫”的文件是這樣的：巡撫南（江西南安）、贛（江西贛州）、汀（福建汀州府）、漳（福建漳州）等地，提督軍務。可見，“巡撫”是動詞不是名詞。如果巡撫之處的軍事問題是主要問題，那“巡撫”後麵再加上個“提督軍務”，也就是說，此人既有行政權也有軍事權。
南贛巡撫設立於1497年，就是王陽明第二次探索朱熹理學的前一年。治所在江西贛州，管轄的區域包括了江西、福建、湖廣（湖南與湖北）、廣東的部分交界地區。由於“巡撫”的軍事性質，所以這個信息就透露出，早在1497年，南贛巡撫所管轄的這些地區就已有了猖獗的土匪，當地政府苦不堪言。曆任南贛巡撫深有體會，1516年巡撫南贛的都察院副院長（左僉都禦史）文森給中央政府的辭職信中說，土匪們仗勢險峻茂密的深山老林和政府軍打遊擊，他被他們搞得焦頭爛額，想以死謝罪的心都有了。文森還說，他每天都焚香禱告，希望上天降下神人把這群土匪一網打盡。他歎息道，這樣的神人何時來啊！
才上任一年的國防部長（兵部尚書）王瓊也在考慮這問題，而且想法已經成熟。王瓊是山西太原人，多年以前有個做部長的父親。王陽明在浙江金山寺賦詩的1484年，他中進士入仕途，在工部、刑部、吏部、戶部都擔任過要職。據說王瓊異常精明，擔任戶部部長時，有個邊防總兵官試圖向戶部冒領糧草供給。王瓊就把他請來，隻用手指頭便計算出了他的士兵編製人數，領的糧草數量，現在還應該有多少餘糧，地方諸郡每年給他的糧草數量，以及國家發放的補貼的獎金、購買的糧草應該是多少，一筆一筆算來絲毫不差，把那個總兵官算得目瞪口呆、汗流浹背。
那些精明的人往往都是用心的人，用心的人就會發現別人所不能發現的秘密。比如他隻去過一次邊疆，就對邊防軍的腐敗心知肚明；他隻經曆過一次戰陣，就發現了帝國邊防軍在互相支援上的致命缺陷。有段時間，他曾到地方上治理漕河，當他拿出治理方案時，連那些幹了一輩子的漕運專家都大為歎服，評價說這種方案恐怕隻有王大人能做得出。在很多人眼中，王瓊似乎有一種罕見的天賦，能在情況朦朧不明時就能預測到事情發展的趨勢。當然，他還有一種不太被人注意的能力，那就是識人。
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就是“識”了王陽明。1516年農曆八月，他向皇帝朱厚照建議要王陽明巡撫南贛，頓時，官員大嘩。有官員說，王陽明隻能坐在清風徐來的書桌前寫幾句詩歌，或者是像木頭一樣坐枯禪，要他到遍地悍匪的江西，不是讓他送死嗎？也有官員說，要他講講課可以，可讓他帶兵打仗，那是趕鴨子上架。更有人說，他根本就沒有做事的激情，自他從龍場的大森林裏鑽出來後，給了他那麼多官職，他隻是講他那狗屁不通的心學，有誰看見他處理過政事？
王瓊反駁說，王陽明並非隻會空談，我曾領教過他的心學。他要人在心上用功存天理去人欲，鍛造強大的內心。一個內心強大的人肯定是做事的人。他的確沒有帶兵經驗，但巡撫南贛的人有幾個帶過兵打過仗？他之所以沒有做事的激情，是因為他自龍場回歸以來，他所擔任的職務都是候補（南京官員），沒有平台，何來激情？
朱厚照透過昏暗的光線看到王瓊異常激動，胡子直抖。他想了想，問王瓊：“你確定這人可以？”王瓊堅定地點頭。朱厚照在龍椅上伸了個懶腰，說：“好吧，就讓他以都察院副院長的職務巡撫南贛。”
如果世界上真有“貴人”這回事的話，那王陽明一生中有兩個貴人：一個是南昌城鐵柱宮那個無名老道，他拯救了王陽明入世的靈魂；另一個就是王瓊，他給了王陽明一個絕好的機會，釋放了他的能量。
王瓊和王陽明的關係在曆史上並不明朗。王陽明在1510年末回北京時，王瓊因得罪劉瑾正在南京坐冷板凳。不知是什麼原因，直到1513年末，王瓊才被調回京城到戶部任副部長。而這時，王陽明已回老家浙江餘姚了。兩人正式見麵坐而論道可能在1515年，王陽明以禮儀部候補大臣的身份回北京述職。王陽明給王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陽明的老成持重、自製、氣定神閑和言談舉止中不易察覺的威嚴讓王瓊斷定此人必是大用之材。他對王陽明心學的興趣並不大，隻是對王陽明在心學熏染下練就的“不動心”狀態大為驚歎。他對王陽明說，將來我在朝中有話語權時，必會給你個創造奇跡的平台。
王陽明隻是笑笑，臉色平靜。在此之前，他剛在南京講“存天理去人欲”，這是理學家和心學家共同的使命。有人問他，既然你說天理都在心中，又何必用存？他回答：“天理是在我心中，但由於世俗的浸染和自己的不注意修心，天理雖然沒有離開你的心，可卻被蒙蔽了。我說，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你們把沾染到天理上的塵埃擦掉，讓它回複本來麵目。而我說去人欲，其實就是存天理，存了天理，人欲就沒有了。一個人隻要能恢複他內心的天理，那內心就必能強大。”誰都不得不承認，一個沒有人欲的人必然是內心強大的人。
可是，功名利祿的心是否是人欲，王陽明給出的答案很有機鋒：那要看它是被你請來的，還是它主動來找你的。內心強大的人心如明鏡，來了就照，去了也不留。
正在王陽明大談“存天理去人欲”的時候，王瓊被推上了國防部部長（兵部尚書）的椅子。但他沒有馬上踐履對王陽明許下的諾言，因為他還有另外的打算。他的眼光停留在大明帝國疆域圖的江西南昌，眉頭緊鎖。
在南昌城，有位王爺，正帶著高貴的微笑審閱著他的衛隊。這位王爺就是寧王朱宸濠。按王瓊的洞察力，他遲早有一天會謀反。他的計策是，要王陽明到江西去注意這位王爺。不過，朱宸濠畢竟是位王爺，在沒有正式起事前，誰都不能揣度他要造反。如果王瓊對朱厚照說，朱宸濠可能要造反，這是以下度上，是大罪。王瓊沒那麼笨，他一年來始終在找合適的機會把王陽明這道防火牆插進江西。而很快，他就找到了南贛匪患這個機會。
王陽明接到朱厚照要他巡撫南贛聖旨的同時，也接到了王瓊的私信。王瓊在信中先是對王陽明誇讚一番，然後對朱厚照的浩蕩皇恩表示高興。接著他說，作為國防部長，他對南贛匪患深感憂慮。他希望王陽明能抓住個機會，創建不世之功。最後他說，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南贛這個非常之事必須要你這個非常之人來解決了。
王陽明接到聖旨和王瓊的私信後，心動了。他畢竟還是個凡人，他把建功立業的理想埋在心裏幾十年，從未生根發芽，甚至都快要腐爛。他後來雖然能心平氣和地看待取得事功的理想，隨心所欲地去傳播心學，然而正如他所說，事情沒有來時，人人都能穩坐釣魚台。一個人是否成熟，要看他在麵對事情時的態度。這個平台，他等了幾十年，終於來時，他不可能不激動。他貪婪而不急躁地看著聖旨，最後手指不易察覺地顫抖著放下。慢慢地，他冷靜了下來。
一旦冷靜下來，他就把心思投入到如何處理這件事上了。一般人首先會考慮的是剿匪的難度，王陽明卻沒有擔心這個。心學本身就是一門要人自信的學問，他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和智慧剿滅土匪，所以他不會考慮這種不言而喻的問題。他想的是：“我不是皇帝忠實的走狗，我有我自己的意誌，不能皇帝說什麼，我就屁顛屁顛地去做。這麼多年來，如果不是王瓊的大力舉薦，那個沉浸在紫禁城極樂世界的皇上會想到我？你固然是至高無上的皇上，但不代表我就是隨叫隨到的小狗。況且，要我巡撫南贛是真的看重我，還是隻是例行公事？如果是例行公事，那就是不重視我。既然不重視我，我將來的成果在他眼中，也不過是瓜熟蒂落。”
但這些問題很快就被他驅逐出腦海。他不應該這樣想，建功立業的目的是為一方的安寧，他是奔著拯救那裏的百姓去的。他應該不為名利，隻憑良心來做事。他的良心現在就告訴他，應該去實現理想，拯救萬民。
但去之前，他必須給朱厚照寫封信。這封信看著是謙虛，實際上卻有兩個目的：一是發發多年來不被重用的牢騷；二是試探下朱厚照，他是否真的就是朱厚照心中巡撫南贛的不二人選。
他上了一封辭官信。信中說，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屍位素餐，最近一年，他的身體每況愈下。而且他的才能低劣，要他去巡撫南贛是誤國誤政。他又說：“任何人得了這樣一個大權在握的官職，都會興奮，我也不例外，可我真是擔心自己幹不好。如果在我當年意氣風發時還有這個信心，可現在已入黃昏之年，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他還說，“我提出退休，是因為我祖母年事已高，作為孫子，我應該在她有限的時間裏陪伴她，送她最後一程。”最後他說，“我知道這是違反條例的，但有什麼辦法呢。”
這封請求退休的信一上，他就從南京出發大張旗鼓地回浙江餘姚。實際上，他在路上幾乎可以用“挪”來形容。他走得難以置信地慢，幾天時間才出了南京地界。他的目的太明顯了：等著朱厚照的反應。
朱厚照的反應有點讓人失望，他指責王瓊，看你推薦的什麼人啊！我沒讓他巡撫南贛時，他什麼事都沒有。我一讓他巡撫南贛，你看他，居然要退休。左說右說一大堆，其實就是不想去，膽小鬼。
中央官員們起哄了，很多人已為自己對王陽明的分析得到證實沾沾自喜。王瓊當然不能對朱厚照說，王陽明這是在發牢騷和試探。他隻能說，王陽明是在謙虛，謙虛的人才證明他穩重，才能成事。那些給份工作就上的人，都是冒失的笨蛋。
朱厚照想了想，說：“那就再給他下道聖旨，要他不要再謙虛了，馬上去江西！”
王瓊馬上請求，希望皇上能給他便宜行事的權力。
朱厚照想都不想，說：“準了。”
於是，第二道聖旨到了王陽明麵前：巡撫南贛等地，軍馬錢糧作戰等事，除非是天大的事，其他小事可自行定奪。
王陽明此時在杭州城，仍然沒有回音。朱厚照有點不高興了，他問王瓊：“這老先生是什麼意思？”
王瓊回答：“事不過三。”
朱厚照耐著性子，發出第三道聖旨：你怎麼敢以病為借口推辭本應盡的義務？如今南贛地區盜賊遍地，百姓倒懸於水火。你如果還拖拖拉拉，豈不是更加誤事？趕緊去，不許辭職，不許推脫，欽此。
1516年農曆十二月初二，組織部（吏部）的一封信幾乎趕上了朱厚照的那道聖旨：按皇上的意思，王陽明不準退休，南、贛地方多事，趕緊去辦事，用心巡撫。
王陽明長出一口氣，對他的弟子們說：“走，去江西。”
本年十二月農曆初三，王陽明離開即將春回的杭州城，走向那些活蹦亂跳的土匪，走向隻有土匪才肯居住的原始森林，走向他多年以來企盼的刀光劍影的戰場。
據說，王陽明從杭州出發前，他的一位道家朋友對人說：“王陽明此番前去，必立大功。”人問原因。這位道士說：“我觸之不動。”
“觸之不動”正是王陽明心學的目標，它是希望我們無論麵對什麼樣的處境時都應寵辱不驚，不因得失而動心。“不動心”也是王陽明自龍場悟道到江西剿匪這段時間傳播的主要心學思想。黃宗羲說王陽明心學有三個階段，“不動心”就是第一階段。
王陽明創建心學後，發現來學習心學的人都有浮躁之心，所以要他們靜坐以滌蕩內心的欲望，使心保持一個澄淨的狀態。為了讓人相信自己的心沒有絲毫欲念，他講“知行合一”，認為一個惡念就是一個行動，所以必須要靜心。但他又擔心弟子們把靜坐當成目的，流入枯禪，所以提倡事上練。
這一切的終極目的都是為了讓人“存天理去人欲”，去人欲的目的就是讓人心存天理，有真理在心，就不會對任何榮辱動心。他以此希望人人都擁有一顆強大的內心，任何事和物來觸之，都不會因之而動。
也許下麵這段記載於《傳習錄》中的問答可以讓我們知道如何才能不動心，讓內心強大起來。
弟子問：“這幾年因厭惡學問，常常想獨自靜坐，以求摒棄思慮念頭。但是，不僅不能達到目的，反而更覺得心神不寧，這是什麼原因？”
王陽明回答：“思慮念頭，如何能打消它？隻能讓它歸於正統。”
弟子問：“念頭是否有沒有的時候？”
王陽明說：“的確沒有無念之時。”
弟子又問：“既然如此，因何說靜呢？”
王陽明說：“靜並非不動，動也並非不靜。戒慎恐懼就是念頭，為何要區分動和靜？”
弟子說：“周敦頤為什麼又要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呢？”
王陽明說：“沒有欲念自然會靜，周敦頤說的‘定’也就是‘靜亦定，動亦靜’中的‘定’，‘主’就是指主體。戒慎恐懼的念頭是活潑的，正體現了天機的流動不息，這也就是所謂的‘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旦有停息也就是死亡，不是從本體發出的念即為私心雜念。”
弟子又說：“當用功收斂身心的時候，若有聲色出現在眼前，還如同平常那樣去聽去看，隻怕就不為專一了。”
王陽明說：“怎麼能不想聽，怎麼能不想看？除非是死灰槁木、耳聾眼瞎之人。雖然聽見、看見了，隻要心不去跟隨它也就行了。”
“隻要心不去跟隨它”就是不動心。正是這“不動心”的心靈正能量，才讓王陽明創建了光芒萬丈的蓋世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