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鈞見他很有可塑性，就把對陽明心學的認識告訴他：人的天賦道德觀念是永生不滅的，人隻要發揚這種道德觀念就可以了，所以，人們的道德修養根本不必從“去人欲”入手。
羅汝芳聽後，歡喜得手舞足蹈，在長期的修行和參悟中，他漸漸得出了自己的心學思想：人的目視、耳聽、飲茶、吃飯、早起、夜寐、相對、問答，以至於眼珠的轉動、肌膚的痛感，無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現。由於人人都有良知，隻要具備了一個肉體的形軀，就有了做聖人的條件，不用學不用慮，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這也就是說，朱熹規定的，甚至是王陽明規定的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欲”手法實屬多餘。再向大了說，國家那些控製人思想和行為的毫無天理的法律也是多餘的，甚至大錯特錯，應該取消。
羅汝芳在安徽太湖縣做縣令時，的確做出了一些成績。張居正曾寫信給他說：“您在太湖縣‘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不愧是羅汝芳啊!”但他話鋒一轉，“王陽明說致良知後還應該去行，否則就不是致良知。我覺得無論是學問還是為政，都該落到實處。我聽說你在太湖縣搞無為，上級政府下的條文，你認為不可就不執行，你認為可就下令執行，卻從不去檢驗結果，這是不對的。”
後來，羅汝芳又被調到安徽寧國府做知府。張居正又去信說：“真儒者必須要明白‘體用’，‘體’實際上就是學，行乃學之‘用’，所以學最終必須落實到用上。”
羅汝芳對張居正的教導很不以為然，回信說：“陽明先生也說過這些，無非是知行合一。”
張居正又回信說：“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意蘊相當廣泛，舉凡孝順父母、和朋友相交等等日常之事都在知行合一之內，而我所說的知行合一，指的就是處理政務方麵。”最後他很委婉地說了這樣一句話，“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德其念也。”意思是，陽明學固然很好，但必須將其落實到從政的實際行動上並見出行政實效，才算是真的知行合一。
表麵看，張居正所說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陽明知行合一範疇內的，其實還有區別。王陽明當然主張知行合一需在從政上體現，但他是教人和育人並行，也就是說，地方長官不僅是個行政官員，還要是個老師，不僅要落實政策，還需文化育人。張居正卻認為，地方長官隻要做好身為長官的職責就可以了，不要越位，不可有出位之想，教育並不是長官的事，甚至可以說，對百姓的教育可有可無。因為一個地方長官倘若通過講學等各種方式，為百姓啟蒙，那後果不堪設想。
羅汝芳恰好身兼二職，既是行政長官又是老師。
張居正當國後，羅汝芳恰好回京城述職，兩人多年不見，顯得分外親密。張居正問他：“最近在讀什麼書？”
羅汝芳回答：“《大學》和《論語》而已。”
張居正默然，許久又問：“可認真研究國家政策否？”
羅汝芳淡淡地回道：“一直在為講學做準備，還未來得及研究。”
張居正心裏冷笑：什麼叫為講學做準備，這麼多年來你在地方上一直就在講學，還用準備嗎？
兩人的談話雖未不歡而散，但張居正已決心不會重用羅汝芳，然而他畢竟還是朋友，所以派他到山東東昌擔任知府。三年後，張居正聽說羅汝芳在東昌成為儒家高級培訓師，氣惱之下，再把他調到蠻荒之地的雲南，那裏政務不繁，百姓愚昧，離政治中心很遠，正好發揮他的講學才能。
羅汝芳很不高興，在雲南待了幾年後，講學成果不錯，但影響力不足。他最想講學的地方是帝國的文化中心北京。1577年，羅汝芳回京述職，對張居正發出抱怨，說他想回京城。張居正知道他心懷不軌，所以給他畫大餅：再在雲南待三年，馬上把他調回京城。
羅汝芳心花怒放，收拾行裝就要回雲南。可北京知識分子太熱情，非要留下他講課。羅汝芳心裏發癢，卻礙於張居正的關係，先是婉拒。北京知識分子們非要把他逼上絕路，三番五次來請。羅汝芳終於動心，但有個條件：離京城遠一點。
這簡直小菜一碟，眾人就把他拉到北京遠郊門頭溝的廣慧寺裏。羅汝芳一發不可收，連講三天，分文不取。
消息馬上傳開，張居正得到消息後，暴跳如雷。他說：“羅汝芳在外地講，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現在居然跑到我眼皮底下講上了。”
他對朱翊鈞說：“按製度，羅汝芳述職完畢就該馬上回雲南，可他卻擅自在廣慧寺講學，應將他革職。”
朱翊鈞同意。羅汝芳就這樣被革職，直到張居正死後才被啟用。張居正對這位老朋友可謂是翻臉無情，毫無商量可言。這當然緣於羅汝芳講學的內容。
羅汝芳說：“國家的綱紀法度就是桎梏，應該打碎它，砸爛它。”這顯然是在挑戰張居正持續不斷推出的法令，張居正不可能容忍這種行為。
不許王陽明進孔廟
從對羅汝芳的態度上，我們可以知道張居正廢天下書院、禁止講學的另外一個根本原因：大部分公知分子所講的課程都是如羅汝芳的“國家法度是桎梏”，而張居正恰好在不停地發布這些“桎梏”。
張居正曾簡潔明快、一語中的地表明過自己廢天下書院、禁止講學的見解：“我希望今天的學者，應腳踏實地用功，要崇尚本質，以遵守國家法度為準，以誠心順上為忠。沒得到魚之前，不要扔了網；沒有太平之前，不要撤除防禦。我不是說前輩的學說不足學，但如果借前輩的學說而阻撓國家法度，絕不可恕!”
在張居正眼中，理想的知識分子品格應是尊老守成而不虛談。不僅他自己要成為這樣的人，他用的人也必須要這樣!
要想熏陶出這樣一批循吏，就必須幹掉那些滿嘴跑火車的公知。張居正不放過任何機會，包括王陽明進孔廟。
張居正當國不久，就有許多心學弟子亂哄哄地吵鬧著，要把王陽明放到孔廟裏，和孔子並肩而立。在心學弟子們看來，王陽明祖師爺絕對夠資格，讓一個死人的雕像和同樣是死人的孔子雕像站在一起，意義相當重大。如果真把王陽明配進孔廟，那他和他的心學將成為國家的正式旗幟，它能讓許多漂泊四方的心學學子們找到指明燈，緊緊團結在一起，整個思想界可就天翻地覆了。
由於心學勢力強大，張居正不能來硬的。他采取兩種辦法，一是“拖”。每當有人上疏提及此事時，他就票擬說：“陽明先生入孔廟，天經地義，不過此事太重大，需要和全國各界人士商議。”
拖一段時間後，心學門徒見他毫無動靜，又上疏。張居正使用第二個辦法：威脅。他說：“陽明先生入孔廟一事，本來是長久之計，所以我很認真。可就當研討時，有些人上疏說，現在陽明先生的弟子根本就是拉虎皮做大旗，違背了陽明先生的主旨，全是贗品。”
這些人哭天搶地，張居正板起臉來，說道：“你們再這樣鬧下去，恐怕連你們陽明先生的爵位都保不住了。還是冷靜下來，等沒有人指摘陽明先生時，再圖之吧。”
半欺騙半威脅之下，王陽明塑像進孔廟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其實張居正和王陽明一樣，都注重事功，王陽明苦口婆心要人致良知，無非也是讓人建立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而不是做窮嚼蛆的公知。所以張居正雖然認可陽明學，但絕不會用陽明學代替朱熹理學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在他看來，一個人如果離開了外在的束縛，全憑很難光明的良知監督，是絕不可能成事的。
國家法度必須要有，也必須被遵循!
何心隱之死
何心隱原名梁汝元，江西永豐人，一生至為傳奇。
何家家財萬貫，所以何心隱受到了良好教育，他本人又天資聰慧，喜歡經史，所以對經史問題很有真知灼見。同時他懷抱遠大，以幹一番事業自期，時人皆以之為非等閑之輩。1546年，他中鄉試，主考官對他隻有四個字評價：天下奇才。
人人都能預見何心隱的遠大前途，但何心隱把這遠大前途掉了個頭。他有一顆敏感多疑的公知心，看到花落就要下淚，眼見當時社會混亂，政壇腐敗，所以投入了陽明心學左派的懷抱。
何心隱的心學思想很繁雜，但有其主旨。在他看來，人人都有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可以自我管理，所以政府別管那麼多。倘若每個人不受政府管理，就能不受束縛、心無旁騖地致良知，從而達到內聖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