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誌異》的出現，堪稱奇跡。如果我們視六朝誌怪為古典小說的雛形，那麼，唐代傳奇便是文言小說的第一個高峰。汪辟疆先生所輯《唐人小說》，網羅了唐代傳奇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我們可以從中體會到唐代小說家的成就和貢獻。唐代以後，文言小說一蹶不振，曆經宋元明三朝的漫長曆史時期，直至清代康熙年間蒲氏的《聊齋誌異》出現，才迎來文言小說的第二個高峰。明代的《剪燈新話》，雖然影響很大，但是，它的思想藝術成就，依然無法和《聊齋誌異》相比。也沒有超過唐代小說的那些優秀之作。而《聊齋誌異》簡直就是文言小說的絕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聊齋誌異》足以和唐代傳奇的總體成就相媲美。《聊齋誌異》的異軍突起，充分體現了作者蒲鬆齡的創作天才。唐傳奇是一批作家支撐著一個時代的高峰，其中的優秀之作，大約有一百多篇，且大部分集中在中唐。而《聊齋誌異》卻是蒲鬆齡一個人的創作，蒲鬆齡以一人之功，一生之心血，撐起了文言小說的一個高峰，正如屈原一人撐起了一個詩歌的高峰一樣。《聊齋誌異》中的優秀之作，也有近五十篇。《聊齋誌異》和唐傳奇相比，顯然帶有更加自覺的文學意識，從這一點上來看，在中國的文言小說史上，蒲氏的《聊齋誌異》帶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性質。
一部文言小說集能夠具有這種空前絕後的地位，必定同時具備了主觀和客觀兩方麵的條件。但是，要把這兩方麵的條件說清楚，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蒲氏的天才，這是毫無疑問的，蒲氏確實是難得的天才。但是，我們要把這種天才的性質說清楚，同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去具體地探討這種天才的具體特點，找到他的與眾不同之處，那麼，所謂“天才”便隻是一個抽象的貧乏的空洞。
如果我們把《聊齋誌異》放到白話小說和文言小說、雅文化和俗文化互相滲透激蕩的長河中去，或許可以解釋文言小說的馬鞍型發展，從而看出蒲鬆齡的天才性質。白話小說和文言小說的不同，首先是語言的不同。中國的語言自魏晉以後，因為駢文的興起，使書麵語和口語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小說的發展要求更加地貼近生活，而貼近生活的口語顯然比文言更加擅長描摹生活，尤其是生活中的細節。口語的活力是文言所無法比擬的，這就決定了白話小說必然戰勝文言小說的曆史趨勢。從另一方麵來看，白話小說需要吸收文言小說的創作經驗和接受其各方麵的積累。明清小說中一流的作品，無不體現出雅俗合流、雅俗共賞的特點。這種現象絕非偶然，它說明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之取長補短是古典小說向前發展的必由之路。
宋初的時候，文言小說的各類題材出現定型化的趨勢，這一點從《太平廣記》看得很清楚。我們不難從中感覺到文言小說的危機，感受到文人想象力的拘謹。文言小說是文人所寫，也為文人所欣賞的作品，它反映的是雅文化的審美趣味和人生追求，所以它有意無意地和世俗的生活拉開距離。而小說的發展卻是要求大踏步地走向世俗的生活，從文人的琴棋書畫走向百姓的油鹽柴米，從更為廣闊的生活中去獲得素材、汲取靈感。世界正由俗人所組成，不去寫他們，又有多少事和人可寫呢！小說要描摹一切，要把世俗的一切攬在自己的懷裏，生活的最深刻的秘密正隱藏在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文言文卻無法勝任這一任務。由此看來，宋以後文言小說的衰落絕非偶然。可是，為什麼清代的《聊齋誌異》卻能在曆經宋元明三朝之後，在唐傳奇的群山峻嶺之後再現峰巒疊嶂之美呢？我們將《聊齋誌異》和唐人傳奇中的代表作相互比較，就可以發現《聊齋誌異》是文言寫成的生活化的小說。雖然其中精怪迭出，但處處充滿日常的生活情景，日常的人情世故，日常的生活情趣，日常的生活細節。《聊齋誌異》中的對話非常精彩，有口吻，有語氣，有神態，是文言中的口語，口語化的文言，這是一般作家做不到的。《聊齋誌異》中的很多作品取材於民間故事，他所喜歡的《搜神記》就包含了很多民間的故事和傳說。在文言的範圍以內，民間的故事和傳說比較適合用接近口語的文言來表達。但是，用文言來描摹日常的生活情景畢竟是非常困難的，所以能夠出現蒲鬆齡這樣的天才也是很不容易的。我們隻要想想，散文從先秦發展到明代，才出現了歸有光那種描寫家庭瑣事而極富人情的散文，也就不難明白，用文言來細致地描摹世俗人生，絕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項脊軒誌》《先妣事略》《寒花葬誌》裏那種非常生活化的描摹，如果編進故事，不是和《聊齋誌異》的文字有異曲同工之美嗎？蒲鬆齡以後，又有寫閨房之樂的《浮生六記》，都是非常少見的作品。俗文化並不諱言對於雅文化的學習，宋元的說話藝人自稱“幼習《太平廣記》”，“《夷堅誌》無有不覽”，就是一個證明。但雅文化對俗文化的吸收卻比較隱蔽而且非常的緩慢。宋元明清的文言小說，從總體上看，明顯地在向白話小說學習技巧，表現出通俗化、世俗化的特征。由此可見，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合流不但體現在白話小說中，也體現在文言小說的創作中，隻是不太引人注目而已。《聊齋誌異》正是這種吸收最成功的例子，其所體現的情趣，價值觀念，審美觀念，語言風格，無不顯示出雅俗合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