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水滸傳》的故事
毛澤東熟讀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其中一部便是《水滸傳》。毛澤東從少年時代開始就看《水滸傳》。他在進入私塾蒙讀的時候，便早已熟悉水滸故事裏的情節和人物了。這時是1906年，他13歲。讀《水滸》，說《水滸》，評論《水滸》，介紹《水滸》，《水滸》貫穿了他的70年讀書生涯。
根據毛澤東自己回憶，《水滸傳》是他少年時代影響最大的一部書。20世紀20年代初，他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所發售的100餘種中外哲學和人文科學書籍裏，《水滸傳》是唯一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小說；在主持新民學會期間，他建議同儕讀些《水滸傳》；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時，他介紹宋江和《水滸傳》；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水滸傳》是他必讀的一部書；在長征途中，他急於要找尋《水滸傳》來讀；在延安和北京時期，《水滸傳》又是他書架上必備的。他熟悉《水滸傳》的各家版本，100回的簡本、120回的繁本、金聖歎腰斬的70回本，以及由120回之後40回獨立成篇的《宋江平四寇》，還有《水滸傳》衍生、嬗變的《水滸後傳》(清朝陳忱)、《水滸新傳》(現代張恨水)等。
他很喜歡《水滸傳》，《水滸傳》一直是他常讀的書。他也經常談論《水滸傳》，應用《水滸傳》裏的內容和文字。我們從學習他的文章、談話，以及閱讀他人所寫的回憶和紀實作品裏，時而能從中發現有《水滸傳》故事和詞彙的穿插、引用，古為今用，如數家珍，真所謂是恰到好處。雖然，他所說的、所寫的，多是片言隻語，但亦可窺見20世紀一代中華偉人在不同時空的文化思維和文化性格，給我們讀《水滸傳》以很多啟示和開導。它也是中華民族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
比如，他曾對徐海東、賀龍兩位將帥說：“中國有3部名小說，《三國》、《水滸》和《紅樓夢》，誰不看完這3部小說，不算中國人。”他也曾對警衛員、翻譯等隨身人員分別說過：“《水滸》至少要讀3遍。”
很早便愛讀《水滸傳》
1936年在延安時，毛澤東就曾對斯諾說：“我讀過經書，可是並不喜歡經書。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於造反的故事。我讀過《嶽飛傳》、《水滸》、《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和《西遊記》等。那是在我很年輕的時候瞞著老師讀的，老師憎恨這些禁書，並把它們說成是邪書。我經常在學校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經書把它們蓋住。大多數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許多故事，我們幾乎都可以背出來，而且反複討論過許多次。關於這些故事，我們比村裏的老人還要知道得多些。他們也喜歡這些故事，而且經常和我們相互講述。我認為這些書對我的影響大概很大，因為這些書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齡裏讀的。”（《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頁。）
又據《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0頁）一書，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說：“盡管這樣，我還是能夠繼續學習，貪婪地閱讀我能夠找到的除經書以外的一切書籍。”“我繼續閱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個特別之處，就是裏麵沒有種地的農民。人物都是種地的勇士、官員和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後來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全都頌揚武士，頌揚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種地的，因為他們擁有並控製土地，並且顯然是迫使農民替他們耕種的。”
又據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毛澤東在讀了《水滸傳》等後，“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裏的老人們互相講述。他後來回憶說：‘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很特別，就是裏麵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作為農民的兒子，毛澤東對這一點納悶了很久。他開始分析小說的內容，發現這些小說的主人公‘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製，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西行漫記》)他覺得這樣是不平等的。農民們自然常要反對這種不平等。《水滸》裏彙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澤東心目中的英雄。這種影響是意味深長的。在後來艱難備嚐的革命生涯中，《水滸傳》一直是他放在手邊常常閱讀的書。”（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7頁。）
到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轉移中的中央縱隊在陝北田次灣宿營。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坐在火堆旁。毛澤東耳聽木柴燃燒的劈啪聲，仍然是若有所思的神情。“主席又在想什麼?”周恩來小聲問，談心一般。“小時候我喜歡看《三國》，讀起來就放不下。有一天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怎麼書裏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我納悶了兩年，種田的為什麼就沒有誰去讚頌呢?後來我想通了，寫書的人都不是種田的人！”毛澤東繼續說，“《三國演義》算我讀到的第一本軍事教科書吧。可也受了一點騙，許褚好像不得了。現在發覺算不得什麼。我們警衛排的戰士都是種田的農民，我看哪個都比許褚厲害。關雲長就不如我們的彭老總!”江青在火堆一側聽到了，大聲說：“我聽說必成(周恩來當時的化名)同誌4歲讀唐詩，9歲讀完《三國演義》和《水滸》，而且能背誦許多精彩段落。”“是嗎?”毛澤東望著周恩來，“我十幾歲才開始讀《三國》。”“是這樣，我喜歡古典小說，不滿9歲就讀了許多，特別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周恩來坦然承認，似乎毫不經意地講一件極普通的事實，“但是我就沒想到那個問題：為什麼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直到剛才我才想到，並且同時得到了答案：寫書的人都不種田!”任弼時歎服地望了一眼周恩來——“恩來是談話的大師。”（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181頁。）
還有1947年8月，在陝北沙家店戰役結束後，毛澤東又聽警衛員李銀橋說：“小時候看《水滸》，隻知道殺富濟貧，不懂得反封建；大點了，看《盛世危言》（清末鄭觀應著。鄭係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此書是他的代表作），以為有了外國的技術、機器和槍炮就行，還是不懂反封建。”（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頁。）
1906年，當毛澤東識的字足夠他看一些簡單故事書時，他便弄到了一本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說。在他住的那個小村裏，當時書是極少的。大家都愛看的，正好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兩本小說。前者講的是一百零八將聚義的壯舉，後者講的是三國打仗的故事。毛澤東對這兩本書入了迷。在農忙中，一有空閑，他就去讀這兩本書。（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曆》，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
1910年，毛澤東準備去縣城東山學堂讀書。他把雜物卷成一捆，紮到扁擔的一頭，另一頭係著一個籃子，裏麵裝著他的兩本寶書：《三國演義》和《水滸傳》。（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曆》，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頁。）
1910年，毛澤東離開家鄉韶山，到東山學堂求學。在堂長辦公室，毛澤東立在辦公桌前，勇敢而又恭敬地重複一遍他的請求：“先生，請你準許我進你的學堂讀書。”堂長望著這位不卑不亢、很有勇氣的學生，似有所動，用平和的聲調問：“你叫什麼名字?”“毛澤東。”“毛澤東!”堂長慢慢咀嚼，“你住在哪裏?”“韶山。離這兒50裏。”“你多大了?”“14歲，先生。”“你在村裏讀過書嗎?”“我跟王先生讀過兩年書。”“那麼，你能閱讀三年級的課本嗎?”“我沒讀過。但我能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我還讀了《盛世危言》，所以我有了繼續上學的要求。”（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6頁。）
1910年前後，毛澤東在東山學堂讀書。據他的同學蕭三寫的書中提及他們的讀書生活，內稱：“我們常在一起交談各自的讀書心得。毛澤東同我們大家一樣，不喜歡孔夫子。他背著父親和老師讀了很多中國古典小說，像《西遊記》、《三國演義》、《嶽飛傳》、《說唐》等。他給我講這些書的內容。我也知道一些毛澤東沒有讀過的小說，我同樣樂於把它們講給自己的新朋友聽。毛澤東聽完後，對我說：‘這些書都不錯，可是我還是最喜歡讀那些描寫起義、造反的書。’”（蕭三：《毛澤東同誌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另據一史料。1910年前後，毛澤東在東山學堂拚命用功學習。5個月後，他的成績已經突飛猛進……毛驚喜地發現，自己現在看《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夥伴們公認他為有關三國曆史和一百零八將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給他們講述書中的故事，他們聚精會神，聽得津津有味。（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曆》，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頁。）
始終喜歡讀《水滸傳》
據賀子珍後來回憶：在井岡山的艱苦生活中，讀書也許是毛澤東最大的樂趣了。他的口袋裏常常裝著一本書，有點空閑，就拿出來看。所以，後勤部門給他做服裝，都根據他的意思，把衣服的兩個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裏麵裝書。他博覽群書，什麼書都愛看。他讀過幾年私塾，古文的根底很深，也喜歡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唐詩三百首》，他全部都能背出來。他喜歡李白、陸遊等人的詩詞，不但熟悉他們的作品，而且喜歡逐篇進行評價。在中國古典小說中，他最喜歡《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每種都看過好幾遍。他的記憶力很好，看過的書都記得很清楚，而且善於汲取其中有用的東西，加以應用。後來，賀子珍聽說有人詆毀毛澤東，說他領導革命不是用馬列主義，而是用中國的舊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賀子珍毫不客氣地反駁說：“這種說法不對!我們的黨領導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作指導的。他同軍隊中的政治幹部，經常輪流到各個連隊講課。當然，毛澤東是很熟悉中國的曆史的，常常引用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為今天工作的借鑒。古代的文學作品，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來借古喻今。這些發生在古代中國土地上的事例，能夠為革命的中國所用，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嗎?有什麼不對呢?”（王行娟：《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頁。）
平日多涉及《水滸傳》
1920年10月22日，毛澤東執筆起草《文化書社第一次營業報告》(報告籌備及臨時營業期內的情形)。報告裏提及，文化書社營業範圍，為書、雜誌、日報3類。書計164種，雜誌計45種，日報計3種。今略計從此年9月9日至10月20日一個月零十二天臨時營業期內重要書報雜誌之銷數。其中列出銷書19種：《羅素政治思想》(30份)、《女性論》(20份)、《赫克爾一元哲學》(20份)、《達爾文物種原始》(10份)、《羅素社會改造原理》(25份)、《旅俄六周見聞記》(10份)、《愛的成年》(5份)、《杜威五大講演》(5份)、《西洋倫理學史》 (5份)、《哲學概論》(8份)、《倫理學之根本問題》(5份)、《克魯泡特金的思想》(30份)、《新俄國之研究》(30份)、《勞農政府與中國》(30份)、《新標點水滸》(30份)、《胡適嚐試集》(40份)、《胡適短篇小說》(30份)、《科學方法論》(30份)、《迷信與心理》(20份)。（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537頁。）
1920年11月10日，毛澤東執筆起草《文化書社通告好學諸君》。文中提及在該社經售的164種書中，重要書籍有62種，多係東西方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論著，屬於人文學科，僅《托爾斯泰傳》、《歐洲文學史》、《胡適短篇小說》、《吳稚暉上下古今談》、《新標點水滸》、《三葉集》、《俄羅斯名家小說》等數種，而《新標點水滸》為唯一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41—542頁。）
1926年，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時，就曾經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曆史與中國社會。據當時學員保存的筆記，他在“中國政治史與中國地主階級”的題目下講道：“中國的曆史甚多，而小說史如《三國》、《說唐》、《水滸》、《說嶽》等，都是看過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統治者即地主階級。我們是革命者，這種思想，是不可要的。我們以前，雖多居鄉，又為農家子弟，但對於農民的真正狀況，是不大清晰。即是說我們要造一個鋤頭，這個鋤頭，馬克思已經造出來了，即唯物史觀之表現是也。”（《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文獻資料》，第102-103頁。）
1943年8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最近國民黨出了一本書，是蔣介石著的，名叫《中國之命運》。他在這本書中說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不知他是從哪裏考證出來的。各位有看過曆史書和小說的，《三國誌》、《水滸傳》、《封神榜》、《紅樓夢》上都沒有國民黨，還不是照樣有中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頁。）
據李銀橋回憶，1947年，毛澤東聆聽女兒李訥表演平劇《打漁殺家》：“那母女倆又一陣悄悄話，李訥便朝屋中央走來，擺個姿勢，將木棍拖在手中。毛澤東看出女兒以棍代槳，扮的是《打漁殺家》中的蕭桂英。那神態姿勢雖然幼稚，卻也酷肖其母。當年江青在延安就演過這出戲，扮的是蕭桂英。女兒稚嫩的童音在窯洞裏回蕩，雖然底氣不足，卻有板有眼，自有一種感人的韻味。毛澤東微笑著默默坐在椅子裏，擊掌作拍，頭也合著板眼點動。”（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頁。）
1947年10月底，毛澤東從陝北葭縣的神泉堡轉移到米脂縣的楊家溝。他和周恩來、任弼時住進一所帶玻璃紗窗的“洋樓”，據說這家地主的兒子曾留學外國。房子名叫“扶風寨”。這房子三麵臨崖，崖深數十丈，隻有一條路能通村裏。房子北麵有個尖山包，修了圍牆碉堡，還有槍眼炮眼。危急時躲進去，很可以堅持一段日子。毛澤東在寨門口立住腳，觀察著四周，感歎道：“這個地主還有些本事麼!不但會剝削人，還懂點軍事常識，很會選地形呢!沒有點近代化武器，單憑土槍土炮還真不容易攻進來！”周恩來先來到這裏，他向毛澤東介紹說：“聽說有一年鬧災荒，農民們沒有吃的，地主每天發半斤糧食，叫農民給他背石頭，蓋起了這座寨子。”任弼時笑道：“別看地主勢力大，可就是膽子小。”毛澤東說：“壓迫人的總是什麼都怕。怕遭土匪搶劫，更怕窮人造反。《打漁殺家》裏的蕭恩父女，就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才跟地主拚命的。這在封建社會是常見的事。”毛澤東講著，正要進屋門，聽到身後周恩來叫李訥，便又停下來。毛澤東不無驕傲地指指女兒：“她就會唱《打漁殺家》。”（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67頁。）
1949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蘇聯。他在處理完國內的事後，走進會客室裏散步。他推門出來，看到汪東興在看書，便問道：“又在看什麼書?”汪東興說：“在中國大使館借了一部《水滸》。”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有一百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你看的是哪種?”汪東興回答說；“我借的這部書是一百二十回的線裝本。”毛澤東說：“有時間就看點書是增加知識的辦法之一。孔子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頁。）
建議大家讀《水滸傳》
據朱霖回憶：1942年，“毛主席曾號召我們：做幹部工作的同誌要看《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我看後得益匪淺。”（朱霖：《大使夫人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頁。）
高度評價與經常運用《水滸傳》
《水滸傳》是農耕社會的百科全書。它保留、存積了我國自宋元和明初中期的許多民間語言和文化、社會風俗和習慣。這些，乃是在官修史書和朝野士大夫的劄記、野史裏難以尋見的。而《水滸傳》的神髓，卻是以形象思維，抒寫了那個時代各階層、尤其是中下層民眾的社會生活、心態和行為。它記下了當時社會的一百二十行的大多數職業行當。
毛澤東讀《水滸傳》，開始也是出自審美的情趣，即藝術形象的塑造方式、精致的殺打文字作欣賞的。如少年放牛時，他就學武鬆打虎。但他此後卻沒有停滯下來，像常人那樣把《水滸傳》僅視為一種藝術文化，而是很快轉入對它的實用價值的評估。他重視《水滸傳》所執持的農民氣息和大眾文化。在風雨如晦的文化啟蒙時期，他就提出要“學梁山泊好漢”。
毛澤東喜讀《水滸傳》，也許這也表示他對舊社會、舊世界黑暗和沉淪的憤懣與不平。“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水滸傳》在前半部所宣揚的“造反有理”思想，在他腦海裏不時浮現，所以後來他神往過去曾說：“我認為這些書對我的影響大概很大。”
《水滸傳》是以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個英雄好漢，在梁山上聚義、高舉“替天行道”大旗的一部書。因為強化“造反有理”，明清以來官府多有把它視為“誨盜”之作、列為“查禁”的。卻也有人把它界定是寫綠林好漢。“盜賊本王臣”，是因為奸佞當道，無可奈何才落草為寇的。但半個世紀以來，隨著農民戰爭在史界的拔高和走紅，它也被升值為“歌頌農民英雄”的好書，還認為這是封建社會唯一的一部歌頌窮苦農民的文學小說，也是一部最成功的反映中國曆史上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完整過程的古典小說。文章合為時而作，諸說不一。但當今學界較多於傾斜此說：《水滸傳》梁山群英，極大多數人員的階級成分和階級行為，都很難說是純潔的貧下中農和雇工。
對此，毛澤東在少年時代就有卓犖之見。當他讀了包括《水滸傳》在內的若幹傳統平話小說後，直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他神往當年時，就不止一次地提及：“有一次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很特別，就是裏麵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可見，在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思想是統治思想”，是不可能也不會允許“歌頌農民英雄”的文字問世的，而且竟能讓它不脛而走，占領文化市場，傳世傳代。毛澤東很早就對《水滸傳》有科學的獨立見解。
早在青少年時候，毛澤東就站在絕大多數被壓迫者的立場上，為人類謀幸福，求解放。他和革命同誌們以批判的武器進行武器的批判。《水滸傳》裏的文化內涵所反映的一種階級社會基層民眾與上層貴族的對立，樸素的唯物辯證主義和造反的喜劇和悲劇，就必然為他所青睞，發生共鳴，以至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裏，他得以在工作和學習中運用。《水滸傳》的故事情節和語言文字，也就成為他教育人們、溝通人際語言情感交流的一種承載工具。古今以來，還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廣泛運用，恰到好處。他閱讀《水滸傳》的收獲和認識，早已超越於文學命題而升華為對社會學、政治學，而蘊含形象思維的研究，由此作文化選擇，評判、界定《水滸傳》持有的正負價值取向。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由他修改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中國社會》中說：“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曆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裏，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625頁。）
毛澤東晚年還特別注意了《水滸傳》的後20回，那就是宋江等受招安，征遼打方臘。這是梁山群雄的曆史必然。在封建社會的民間造反，即落草為寇，或農民起義，不是蛻變、被消滅，就是投降。
毛澤東多次提出要保持優良的革命傳統，保護革命勝利成果。他曾經推薦大家學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手抄李健侯的《永昌演義》，“以為將來之用”。在進入北平（北京）前後，他還多次提及李自成失敗的教訓，教導人們跳出李自成失敗的怪圈。
毛澤東善於應用《水滸傳》故事，以至旁及元明《水滸》雜劇，如李開先的《寶劍記》；且在談話和文章中經常插入，其熟悉力度，甚至還將其中俗語，恰如其分地運用於詩詞創作領域，如“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凍死蒼蠅未足奇”和“捉鱉”、“風流人物”等。古今中國還罕有詩人能像他那樣，借用小說文字，拓寬了詩界。
高度評價《水滸傳》
1917年中秋節。一群學生聚集在長沙市湖南第一師範後麵的小山上，討論救國之道。有些人提出進入政界。對此，毛澤東回答說，需要有金錢和關係，才能當選。又有人提出，利用今後當教員的職位，來影響後幾代。但毛澤東表示反對，說這個辦法需時太久。別人要他提出辦法，他答道：“學梁山泊好漢。”（施拉姆：《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頁。）
1926年5月至9月，毛澤東在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時說，中國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義運動，所代表的都是農民利益，因此他們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其例證之一，便是梁山泊宋江等人雖英勇精明，但終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無產階級利益，不容於現實社會，遂致失敗。（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53頁。）
毛澤東欣賞《水滸傳》，還因為《水滸傳》故事多蘊含樸素的辯證法。如“退讓的林衝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此中最引人入勝的，就是《三打祝家莊》。他說：“《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1945年2月，毛澤東在觀看了平劇《三打祝家莊》後，又寫了一封信：“我看了你們的戲，覺得很好，很有教育意義。繼《逼上梁山》之後，此劇創造成功，鞏固了平劇改革的道路。”
1956年2月20日，毛澤東聽取了中央建築工業部的工作彙報。一上來，他就問部長萬裏是什麼地方人。萬裏回答：“山東人。”毛澤東又問：“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萬裏回答：“沒有看過。”毛澤東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陳晉：《毛澤東與古典小說》，《小說評論》雜誌，1991年第3期。）
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在莫斯科訪問期間，晚上他將胡喬木、郭沫若等請來一道用餐。在他們談《三國》時，他問翻譯李越然：“李越然，你讀過哪些古書?”李越然回答道：“《三國》、《水滸》……”。“《三國》、《水滸》這些好書，至少要讀它3遍。”毛澤東說，“不要去注意那些演義式的描寫，而要研究故事裏的辯證法。”接著，毛澤東又由《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書，講述了一番唯物辯證法。（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頁。）
據李越然回憶：有一次，毛澤東和郭老（即郭沫若）在一起縱談三國。我就在旁邊。郭老是大曆史學家了，因此他們談得非常熱烈。談著談著，毛澤東突然問我：“李越然同誌，給你提個問題，你說諸葛亮和曹操這兩人，誰厲害?”當時我很尷尬，不知如何是好。我隻好說：“主席，我對《三國》隻有一些非常淺薄的知識性的了解。”毛澤東說：“那不行，對《三國》要多看，起碼看3遍。”又說：“《水滸》也要起碼看3遍。《三國》裏有許多戰例，蘊含著很深的戰略戰術；《水滸》裏有許多辯證法，祝家莊怎麼打進去的，主觀主義就不行。”（張素華、邊參軍、吳曉梅：《說不盡的毛澤東》，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頁。）
1975年7月14日，毛澤東提出要調整文藝政策。在此之前，他已經指示重新印行古典小說，提倡讀《紅樓夢》、《水滸傳》。在此日同江青的談話中，他說：“已經有了《紅樓夢》、《水滸》發行了。不能急，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可見，在當時缺乏小說的情況下，毛澤東特別提倡大家都來讀《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小說。這正是他擴大文藝節目、逐步活躍文藝的一個重要措施。他還跟人講過，《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來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他從梁山泊把來自各個山頭的隊伍統率起來成為一支武裝，引申出我們革命也要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到消滅山頭，克服山頭主義，如此等等。（夏杏珍：《關於1975年評〈水滸〉運動的若幹問題》，《文藝報》，1995年12月22日。）
客觀評點《水滸傳》中的人物
毛澤東就《水滸傳》談了很多人物。
他談了梁山的第一任領導人王倫，第二任領導人晁蓋。“白衣秀士王倫不準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晁蓋是好的，可是卻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讓他早死了。
他談得最多的自然是第三任領導人宋江，此外還有李逵、武鬆、魯智深；
從中提及事跡和行為的，還有林衝、石秀、戴宗；
點涉到姓名的有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柴進、三阮、張順和孫立、蕭讓、安道全、朱貴等人。
他充分應用一分為二，以階級成分和政治表現為基本標準，充分肯定李逵、吳用和三阮，也讚揚武鬆、魯智深。由此，在長征途中，他以武鬆打虎比擬紅九軍副軍長許世友，將開辟晉察冀邊區的八路軍一一五師政委聶榮臻，稱之是“新的魯智深”。在建國後，他還稱李達是哲學界的“黑旋風李逵”。這是因為他們頗有造反精神，不願屈服於王朝招安。
他討厭大地主出身的盧俊義和後期的梁山總頭領宋江，說他們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
《水滸傳》宣揚“四海之內皆兄弟”。梁山一百零八個“高級將領”，人人都有職責，有發號施令、行軍作戰的，也有開酒店、專做特務工作的，有主持製作衣甲、兵器，專辦錢糧、酒席宴會的，行行俱全。他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單單是講山頭，就有桃花山、少華山、二龍山、對影山、清風山、白虎山、黃門山、飲馬川、芒碭山、枯樹山，等等。但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他們“最後彙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毛澤東滿有興趣地作了介紹，也說了其中若幹人的心態，像“那個盧俊義是被逼上去的”。當然也有是騙上梁山、捉上梁山、高高興興上梁山的。
1975年，毛澤東倡導讀《水滸傳》，還提出把魯迅的《談金聖歎》雜文放在今後出版的《水滸傳》前麵，作為閱讀《水滸傳》的指南。但我們卻在當時各家出版的《水滸傳》中，並沒有見到這篇著作，所見到的扉頁，乃是“毛主席語錄”兩段：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當然是學術研究，它也是認識《水滸傳》的一家之見了。
1948年4月2日晚上，賀龍請毛澤東看晉綏邊區平(京)劇團演出的《打漁殺家》和《三打祝家莊》的“第三打”。看完《打漁殺家》之後，毛澤東很有興致地評論戲中人物蕭恩。他說：“這人是一條英雄好漢，敢於與壓迫、剝削窮苦平民百姓的官府作鬥爭，敢於反抗，這是值得讚揚的。但是，隻有他們父女二人，單槍匹馬，力量就太單薄了。他要是能團結起廣大受苦受壓迫的人民，來反抗官府的壓迫剝削，那力量就大了。”（閻長林：《在大決戰的日子裏》，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0頁。）
1949年，一次，毛澤東在看《打漁殺家》時，曾經對一位起義的國民黨將領講：“蕭桂英一度動搖過，後來醒悟過來了，終於一起去複仇，這就好嘛！我把你比作蕭桂英，蕭桂英終於是革命了。”這一席話，使那位朋友很感動。”（薄一波：《回憶片斷——記毛澤東二三事》，《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6日。）
晚年的一次全麵談論《水滸傳》
1975年8月13日，毛澤東同北京大學中文係教員蘆荻談了對《水滸傳》的一些看法。蘆荻向毛澤東請教了關於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先講了《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幾部書，然後談到了《水滸傳》。蘆荻把毛澤東的談話做了記錄並整理出來：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20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門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
“《水滸傳》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本都要出。把魯迅那段評語印在前麵。”
魯迅《談金聖歎》：金聖歎“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後小半，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是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於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於流寇，隻痛恨著一半，不在於‘寇’，而在於‘流’”。“宋江據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聖歎卻道應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通。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下人卻還要看《武鬆獨手擒方臘》這些戲。”此文原載於上海《文學》月刊1933年7月1日創刊號，後編入《南腔北調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