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麼，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眾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裏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並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大發煩的炫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麼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分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嚐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於批評的事。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麼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於讀者，至少對於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於創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糊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鞽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著現成的驢子卻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歎息道，我們隻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著驢子走。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征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隻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隻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之所謂腦子裏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幹荔枝、罐頭荔枝、陳年荔枝，並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枝。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不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牆的議論。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曆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麼地方，然後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隻好先行泛覽，然後決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際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選自《魯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