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梁先生說作者的階級，和作品無關。托爾斯泰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貧民，然而並不主張階級鬥爭；馬克斯並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誌行吐屬，過於貴族。所以估量文學，當看作品本身，不能連累到作者的階級和身分。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證明文學的無階級性的。托爾斯泰正因為出身貴族，舊性蕩滌不盡，所以隻同情於貧民而不主張階級鬥爭。馬克斯原先誠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但也並無文學作品，我們不能懸擬他如果動筆，所表現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戀愛本身。至於約翰孫博士終身窮苦，而誌行吐屬，過於王候者，我卻實在不明白那緣故，因為我不知道英國文學和他的傳記。也許，他原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然後再爬上貴族階級去，不料終於“劣敗”，連相當的資產也積不起來，所以隻落得擺空架子，“爽快”了罷。
節自《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四）》
“都帶”，而非“隻有”
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隻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卻道“唯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的無產者”的革命文學者。
節自《三閑集·文學的階級性》
兩個世界，兩種說話
就在同時代，同國度裏，說話也會彼此說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說，叫作《本國話和外國話》，記的是法國的一個闊人家裏招待了歐戰中出死入生的三個兵，小姐出來招呼了，但無話可說，勉勉強強的說了幾句，他們也無話可答，倒隻覺坐在闊房間裏，小心得骨頭疼。直到溜回自己的“豬窠”裏，他們這才遍身舒齊，有說有笑，並且在德國浮虜裏，由手勢發見了說他們的“我們的話”的人。
因了這經驗，有一個兵便模模胡胡的想：“這世間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戰爭的世界。別一個是有著保險箱門一般的門，禮拜堂一般幹淨的廚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國度。那裏麵，住著古怪想頭的外國人。”
那小姐後來就對一位紳士說的是：“和他們是連話都談不來的。好像他們和我們之間，是有著跳不過的深淵似的。”
其實，這也無須小姐和兵們是這樣。就是我們——算作“封建餘孽”或“買辦”或別的什麼而論都可以——和幾乎同類的人，隻要什麼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無話可說。不過我們中國人是聰明的，有些人早已發明了一種萬應靈藥，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倘是宴會，就隻猜拳，不發議論。
這樣看來，文學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實在有些艱難。“今天天氣……哈哈哈！”雖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卻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學。於是高超的文學家便自己定了一條規則，將不懂他的“文學”的人們，都推出“人類”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學還有別的性，他是不肯說破的，因此也隻好用這手段。然而這麼一來，“文學”存在，“人”卻不多了。
於是而據說文學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極，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隻彙集於作者一個人。然而文學家卻又悲哀起來，說是吐血了，這真是沒有法子想。
節自《花邊文學·看書瑣記（二）》
“話”的等級
“人話”之中，又有各種的“人話”：有英人話，有華人話。華人話中又有各種：有“高等華人話”，有“下等華人話”。浙西有一個譏笑鄉下女人之無知的笑話——
“是大熱天的正午，一個農婦做事做得正苦，忽而歎道：‘皇後娘娘真不知道多麼快活。這時還不是在床上睡午覺，醒過來的時候，就叫道：太監，拿個柿餅來！’”
然而這並不是“下等華人話”，倒是高等華人意中的“下等華人話”，所以其實是“高等華人話”。在下等華人自己，那時也許未必這麼說，即使這麼說，也並不以為笑話的。
節自《偽自由書·“人話”》
“汗”的差別
譬如出汗罷，我想，似乎於古有之，於今也有，將來一定暫時也還有，該可以算得較為“永久不變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作長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長留世上的文學家，是描寫香汗好呢？還是描寫臭汗好？這問題倘不先行解決，則在將來文學史上的位置，委實是“岌岌乎殆哉”！
節自《而已集·文學和出汗》
被壓迫者的格言
粗略的一想，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現在就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來做例子罷，這乃是被壓迫者們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閑事；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
節自《南腔北調集·諺語》
龍井茶與熱水
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清福”。不過要享這“清福”，首先就須有工夫，其次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由這一極瑣屑的經驗，我想，假使是一個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幹欲裂的時候，那麼，即使給他龍井芽茶，珠蘭窨片，恐怕他喝起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麼大區別罷。所謂“秋思”，其實也是這樣的，騷人墨客，會覺得什麼“悲哉秋之為氣也”，風雨陰晴，都給他一種刺戟，一方麵也就是一種“清福”，但在老農，卻隻知道每年的此際，就要割稻而已。
節自《準風月談·喝茶》
國情與國魂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幹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隻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表麵上看隻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麼，社會不是改進了麼？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諡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裏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裏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隻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傑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豔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複的權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係的國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予預計於舊曆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卷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隻“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鳥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裏就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隻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麼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節自《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
偉人與化石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麵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概歎。
所以，如果活著，隻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節自《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五》
名人與名言
我們的知識很有限，誰都願意聽聽名人的指點，但這時就來了一個問題：聽博識家的話好，還是聽專門家的話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曆聽了兩家的種種指點以後，卻覺得必須有相當的警戒。因為是：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的。
博識家的話多淺，意義自明，惟專門家的話多悖的事，還得加一點申說。他們的悖，未必悖在講述他們的專門，是悖在倚專家之名，來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社會上崇敬名人，於是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名人被崇奉所誘惑，也忘記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漸以為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於是乎就悖起來了。其實，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許多見識是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即其一例。還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怎麼樣呢，我不知道。隻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說“‘德’之古字為‘’，從‘’從‘心’，‘’即直覺之意”，卻真不知道悖到那裏去了，他竟連那上半並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這種解釋，卻須聽太炎先生了。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花果與枝葉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麵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它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卻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化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卻不說他們怎樣不耍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耍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於是所見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著了腳，即以為象的樣子像柱子。中國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製婦女用的“烏雞白鳳丸”，也將全雞連毛血都收在丸藥裏，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卻是不錯的。
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節自《且介亭雜文末編·附集·“這也是生活”……》
戰士和傷痕
Schopenhauer說過這樣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卻見得愈大。
正因為近則愈小，而且愈看見缺點和創傷，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偉大的人。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節自《華蓋集·戰士和蒼蠅》
天才與泥土
我自己覺得我的講話不能使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什麼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長久了，所以終於不能不到這裏來說幾句。
我看現在許多人對於文藝界的要求和呼聲之中，要求天才的產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這顯然可以反證兩件事：一是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天才，二是大家對於現在的藝術的厭薄。天才究竟有沒有？也許有著罷，然而我們和別人都沒有見。倘使據了見聞，就可以說沒有；不但天才，還有使天才得以生長的民眾。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化過Alps山，說，“我比Alps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麵跟著許多兵；倘沒有兵，那隻有被山那麵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線，要歸入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化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遇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對子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麼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的。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獨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我以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說幼稚的話，隻為自己要說而說，說出之後，至多到印出之後，自己的事就完了，對於無論打著什麼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諸君，料來也十之九願有天才的產生罷，然而情形是這樣，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
做土要擴大了精神，就是收納新潮，脫離舊套，能夠容納，了解那將來產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業，就是能創作的自然是創作，否則翻譯，介紹，欣賞，讀，看，消閑都可以。以文藝來消閑，說來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較勝於戕他。
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苦卓越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報酬，譬如好花從泥土裏出來，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賞鑒，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賞鑒，正不必花卉自身，這才心曠神怡的——假如當作泥土也有靈魂的說。
節自《墳·未有天才之前》
暴君與臣民
從前看見清朝幾件重案的記載，“臣工”擬罪很嚴重，“聖上”常常減輕，便心裏想：大約因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這些花樣罷了。後來細想，殊不盡然。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國不要提了罷。在外國舉一個例：小事件則如Gogol的劇本《按察使》，眾人都禁止他，俄皇卻準開演；大事件則如巡撫想放耶穌，眾人卻要求將他釘上十字架。
暴君的臣民，隻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領隻是“幸免”。
從“幸免”裏又選出犧牲，供給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誰也不明白。死的說“阿呀”，活的高興著。
節自《熱風·隨感錄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專製者與奴才
專製者的反麵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後，簡直像一個幫閑；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後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所以被壓製時，信奉著“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勢，足以淩人的時侯，他的行為就截然不同，變為“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家瓦上霜”了。
節自《南腔北調集·諺語》
“流寇”與“坐寇”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後，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民們便愁苦著相告道：“怎麼好呢？又換了一隻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為王，敗則為賊”的成語，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在為便於譬喻起見，姑升為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齧野草，苟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後來能夠比較的不複狼吞虎咽，則他們就以為如天之福。所區別的隻在“流”與“坐”，卻並不在“寇”與“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
宋江據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聖歎卻道應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晴蜓，鄉下人卻還要看《武鬆獨手擒方臘》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驗了。聽說四川有一隻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艇，價值既遠過於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發，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節自《南腔北調集·談金聖歎》
君子與盜賊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節自《而已集·小雜感》
敵人與蛀蟲
中國是古國，曆史長了，花樣也多，情形複雜，做人也特別難，我覺得別的國度裏，處世法總還要簡單，所以每個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國，則單是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幾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誣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對於我的許多謠言，其實大部分是所謂“文學家”造的，有什麼仇呢，至多不過是文章上的衝突，有些是一向毫無關係，他不過造著好玩，去年他們還稱我為“漢奸”，說我替日本政府做偵探。我罵他時，他們又說我器量小。
單是一些無聊事，就會化去許多力氣。但，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裏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裏。因此，就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還要照先前那樣做事的，雖然現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學問所限，不能慰青年們的渴望，然而我毫無退縮之意。
1934年12月6日致蕭軍、蕭紅
北人與南人
中國的人們，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你大約還看不出江蘇和浙江人的不同來，但江浙人自己能看出，我還能看出浙西人和浙東人的不同。普通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為古怪，這成見，必須跑過許多路，見過許多人，才能夠消除。由我看來，大約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偽。粗自然比偽好。但習慣成自然，南邊人總以像自己家鄉那樣的曲曲折折為合乎道理。你還沒有見過所謂大家子弟，那真是要討厭死人的。
1935年3月13日致蕭軍、蕭紅
胖人與瘦人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隻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卻並沒有，一加比較，非近於胖，就近於瘦。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會分明的顯現。如紀德，他就顯出左向來了；別的人，也能從幾句話裏，分明的顯出。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機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著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節自《南腔北調集·又論“第三種人”》
雅人與俗人
優良的人物，有時候是要靠別種人來比較，襯托的，例如上等與下等，好與壞，雅與俗，小器與大度之類。沒有別人，即無以顯出這一麵之優，所謂“相反而實相成”者，就是這。但又須別人湊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幫閑，也至少不可說破，逼得好人們再也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尚通侻”的，但禰正平天天上門來罵他，他也隻好生起氣來，送給黃祖去‘借刀殺人’了。禰正平真是“咎由自取”。
所謂“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羅帳，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覺和吃飯，和俗人究竟也沒有什麼大不同；就是肚子裏盤算些掙錢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絕無其事。但他的出眾之處，是在有時又忽然能夠“雅”。倘使揭穿了這謎底，便是所謂“殺風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帶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無此輩，何至於此呢？所以錯處總歸在俗人這方麵。
節自《且介亭雜文·論俗人應避雅人》
青年與導師
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麼？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於不在做導師。說佛法的和尚，賣仙藥的道士，將來都與白骨是“一丘之貉”，人們現在卻向他聽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傳，豈不可笑！
但是我並非敢將這些人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說話的也不過能說話，弄筆的也不過能弄筆；別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則是自己錯。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時，別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鬥。
有些青年似乎也覺悟了，我記得《京報副刊》征求青年必讀書時，曾有一位發過牢騷，終於說：隻有自己可靠！我現在還想鬥膽轉一句，雖然有些殺風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們都不大有記性。這也無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隻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但我們究竟還有一點記憶，回想起來，怎樣的“今是昨非”嗬，怎樣的“口是心非”嗬，怎樣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嗬。我們還沒有正在餓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飯，正在窮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錢，正在性欲旺盛時遇見異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話不宜講得太早，否則，倘有記性，將來想到時會臉紅。
或者還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較為可靠罷。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鳥煙瘴氣的鳥導師！
節自《華蓋集·導師》
娼女與嫖男
奢侈和淫靡隻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製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也當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家，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麵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著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個古詩人說：“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經書上，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這句話倒是老實的供狀。
自然，各種各式的賣淫總有女人的份。然而買賣是雙方的。沒有買淫的嫖男，那裏會有賣淫的娼女。所以問題還在買淫的社會根源。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動的買者存在一天，那所謂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會消滅。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許是因此罷，她的愛惜家財的心或者比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敗家精”。何況現在買淫的機會那麼多，家庭裏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幺二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他們就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
節自《南腔北調集·關於女人》
愛人和敵人
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隻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麵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罵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這些誘殺手段的當的，木皮道人說得好，“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我就要專指斥那些自稱“無槍階級”而其實是拿著軟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麵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話，也就是一把軟刀子。假如遭了筆禍了，你以為他就尊你為烈士了麼？不，那時另有一番風涼話。倘不信，可看他們怎樣評論那死於三一八慘殺的青年。
節自《墳·題記》
信教與吃教
達一先生在《文統之夢》裏，因劉勰自謂夢隨孔子，乃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譏其“貽羞往聖”。其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人總有三種小玩意，一是《論語》和《孝經》，二是《老子》，三是《維摩詰經》，不但采作談資，並且常常做一點注解。唐有三教辯論，後來變成大家打諢；所謂名儒，做幾篇伽藍碑文也不算什麼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呢，去今不遠，我們還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應篇》和《文昌帝君陰騭文》，並且會請和尚到家裏來拜懺。
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們是“吃教”的。這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於許多“吃革命飯”的老英雄。
清朝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因為得到功名，就如打開了門，磚即無用。近年則有雜誌上的所謂“主張”。《現代評論》之出盤，不是為了迫壓，倒因為這派作者的飛騰，《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這種東西，我們為要和“敲門磚”區別，稱之為“上天梯”罷。
“教”之在中國，何嚐不如此。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一時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又一時也。有宜於專吃的時代，則指歸應定於一尊，有宜合吃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異致，不過一碟是全鴨，一碟是雜拌兒而已。劉勰亦然，蓋僅由“不撤薑食”一變而為吃齋，於胃髒裏的分量原無差別，何況以和尚而注《論語》《孝經》或《老子》，也還是不失為一種“天經地義”呢？
節自《準風月談·吃教》
登仕與歸隱
隱士，曆來算是一個美名，但有時也當作一個笑柄。最顯著的，則有刺陳眉公的“翩然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衙”的詩，至今也還有人提及。我以為這是一種誤解。因為一方麵，是“自視太高”，於是別方麵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從此口舌也多起來了。
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世間是不會知道的。一到掛上隱士的招牌，則即使他並不“飛去飛來”，也一定難免有些表白，張揚；或是他的幫閑們的開鑼喝道——隱士家裏也會有幫閑，說起來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換飯的時候，那是立刻就有幫閑的，這叫作“啃招牌邊”。這一點，也頗為非隱士的人們所詬病，以為隱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則隱士之闊綽可想了。其實這也是一種“求之太高”的誤解，和硬要有名的隱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隱士，他總是已經有了“悠哉遊哉，聊以卒歲”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屨，又那有吸煙品茗，吟詩作文的閑暇？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一名“田園詩人”，自然，他並不辦期刊，也趕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漢晉時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並且給主人種地，營商的，正是生財器具。所以雖是淵明先生，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蘺旁邊餓死了。
所以我們倘要看看隱君子風，實際上也隻能看看這樣的隱君子，真的“隱君子”是沒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棟，但我們可能找出樵夫漁父的著作來？他們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魚。至於那些文士詩翁，自稱什麼釣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遊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嚐捏過釣竿或斧頭柄。要在他們身上賞鑒隱逸氣，我敢說，這隻能怪自己胡塗。
登仕，是噉飯之道，歸隱，也是噉飯之道。假使無法噉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飛去飛來”，正是因為要“隱”，也就是因為要噉飯；肩出“隱士”的招牌來，掛在“城市山林”裏，這就正是所謂“隱”，也就是噉飯之道。幫閑們或開鑼，或喝道，那是因為自己還不配“隱”，所以隻好揩一點“隱”油，其實也還不外乎噉飯之道。漢唐以來，實際上是入仕並不算鄙，隱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窮，必須欲“隱”而不得，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詩人左偃，自述他悲慘的境遇道：“謀隱謀官兩無成”，是用七個字道破了所謂“隱”的秘密的。
“謀隱”無成，才是淪落，可見“隱”總和享福有些相關，至少是不必十分掙紮謀生，頗有悠閑的餘裕。但讚頌悠閑，鼓吹煙茗，卻又是掙紮之一種，不過掙紮得隱藏一些。雖“隱”，也仍然要袂飯，所以招牌還是要油漆，要保護的。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但苟有議及自己們或他的一夥的，則雖千裏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聰目明，奮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遠勝於宇宙之滅亡者，也就為了這緣故。其實連和蒼蠅也何嚐有什麼相關。
明白這一點，對於所謂“隱士”也就毫不詫異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
犧牲與輕死
從一般人，尤其是久受異族及其奴仆鷹犬的蹂躪的中國人看來，殺人者常是勝利者，被殺者常是劣敗者。而眼前的事實也確是這樣。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隻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但北京的所謂言論界，總算還有評論，雖然紙筆喉舌，不能使灑滿府前的青年的熱血逆流入體，仍複蘇生轉來。無非空口的呼號，和被殺的事實一同逐漸冷落。
但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為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倘以為徒手請願是送死，本國的政府門前是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
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為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為唯一要道，甚至於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為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儆戒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曆史上所記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仆後繼者，大部分自然是由於公義，但人們的未經“死之恐怖”即不容易為“死之恐怖”所懾，我以為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我卻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著，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進步，當然太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的《Le Jeu de L\\u0027Amour er de La Mort》在我麵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為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汙點，萬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卻不願意殺庫爾跋齊，因為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著他的死屍，因為這過於沉重。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裏，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裏，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誌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並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
死地確乎已在前麵。為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節自《華蓋集續編·“死地”》
安貧與不安貧
電影“《姊妹花》中的窮老太婆對她的窮女兒說：‘窮人終是窮人，你要忍耐些！’”宗漢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窮人哲學”（見《大晚報》）。
自然，這是教人安貧的，那根據是“運命”。古今聖賢的主張此說者已經不在少數了，但是不安貧的窮人也“終是”很不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裏的“失”，是在非到蓋棺之後，一個人的運命“終是”不可知。
豫言運命者也未嚐沒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處都是。然而他們對於主顧，肯斷定他窮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學說又不能相一致，甲說當窮，乙卻說當富，這就使窮人不能確信他將來的一定的運命。
不信運命，就不能“安分”，窮人買獎券，便是一種“非分之想”。但這於國家，現在是不能說沒有益處的。不過“有一利必有一弊”，運命既然不可知，窮人又何妨想做皇帝，這就使中國出現了《推背圖》。據宋人說，五代時候，許多人都看了這圖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字，希望應著將來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亂了一百本，與別本一同流通，讀者見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時，上海卻還大賣著《推背圖》的新印本。
“安貧”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無法指定究竟的運命，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現在的優生學，本可以說是科學的了，中國也正有人提倡著，冀以濟運命說之窮，而曆史又偏偏不掙氣，漢高祖的父親並非皇帝，李白的兒子也不是詩人；還有立誌傳，絮絮叨叨的在對人講西洋的誰以冒險成功，誰又以空手致富。
運命說之毫不足以治國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曆的。倘若還要用它來做工具，那中國的運命可真要“窮”極無聊了。
節自《花邊文學·運命》
幫閑·幫忙·幫凶
吉開迦爾是丹麥的憂鬱的人，他的作品，總是帶著悲憤。不過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見了這樣的幾句——
“戲場裏失了火。醜角站在戲台前，來通知了看客。大家以為這是醜角的笑話，喝采了。醜角又通知說是火災。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結在當作笑話的開心的人們的大家歡迎之中的罷。”
不過我的所以覺得有趣的，並不專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幫閑們的伎倆。幫閑，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凶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凶。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的。
譬如罷，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他就以醜角身份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為滑稽，或者特別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如果是殺人，他就來講當場的情形，偵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豔屍”，或介紹她的日記。如果是暗殺，他就來講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戀愛呀，遺聞呀……人們的熱情原不是永不弛緩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這位打諢的腳色，卻變成了文學者。
假如有一個人，認真的在告警，於凶手當然是有害的，隻要大家還沒有僵死。但這時他就又以醜角身份而出現了，仍用打諢，從旁裝著鬼臉，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裏也化為醜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邊都化為笑話。聳肩裝窮，以表現對方之闊，卑躬歎氣，以暗示對方之傲；使大家心裏想：這告警者原來都是虛偽的。幸而幫閑們還多是男人，否則它簡直會說告警者曾經怎樣調戲它，當眾羅列淫辭，然後作自殺以明恥之狀也說不定。周圍搗著鬼，無論如何嚴肅的說法也要減少力量的，而不利於凶手的事情卻就在這疑心和笑聲中完結了。它呢？這回它倒是道德家。
當沒有這樣的事件時，那就七日一報，十日一談，收羅廢料，裝進讀者的腦子裏去，看過一年半載，就滿腦都是某闊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開心是自然也開心的。但是，人世卻也要完結在這些歡迎開心的開心的人們之中的罷。
節自《準風月談·幫閑法發隱》
食欲與性欲
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幾文錢，吃得飽飽的罷，所以沒有感到吃飯之難，隻注意於性欲。有許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轟然的拍起手來，誠然，他也告訴過我們，女兒多愛父親，兒子多愛母親，即因為異性的緣故。然而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異性接吻麼？不，誰都知道：是要吃東西！
食欲的根柢，實在比性欲還要深，在目下開口愛人，閉口情書，並不以為肉麻的時候，我們也大可以不必諱言要吃飯。因為是醒著做的夢，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為題目究竟是“夢想”，而且如記者先生所說，我們是“物質的需要遠過於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著Censors（也引用佛洛伊特語）的監護好像解除了之際，便公開了一部分。其實也是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不過不是積極的罷了，而且有些也許倒和表麵的“標語”正相反。
節自《南腔北調集·聽說夢》
兩種“黃帝子孫”
林語堂先生以為“現代中國人尊其所不當尊，棄其所不當棄，……其實物質文明吃穿居住享用還是咱們黃帝子孫內行”。
但“咱們黃帝子孫”好像有兩種：一種是“天生蠻性”的；一種是天生沒有蠻性，或者已經消滅。
而“物質文明”也至少有兩種：一各是吃肥甘，穿輕暖，住洋房的；一種卻是吃樹皮，穿破布，住草棚，——吃其所不當吃，穿其所不當穿，而且住其所不當住。
“咱們黃帝子孫”正如“蠻性”的難以都有一樣，“其實物質文明吃穿居住享用”也並不全“內行”。
哈哈，“玩笑玩笑”。
選自《集外集拾遺補編·兩種“黃帝子孫”》
曆史辯證法
“王道”和“霸道”
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
漢的高祖，據曆史家說，是龍種，但其實是無賴出身，說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對的。至於周的武王，則以征伐之名入中國，加以和殷似乎連民族也不同，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時的民眾的聲音，現在已經沒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確曾大大的宣傳過那王道，但先生們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並且周遊曆國，有所活動，所以恐怕是為了想做官也難說。說得好看一點，就是因為要“行道”，倘做了官，於行道就較為便當，而要做官，則不如稱讚周朝之為便當的。然而，看起別的記載來，卻雖是那王道的祖師而且專家的周朝，當討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齊扣馬而諫，非施開不可；紂的軍隊也加反抗，非使他們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著是殷民又造了反，雖然特別稱之曰“頑民”，從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開，但總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種什麼破綻似的。好個王道，隻消一個頑民，便將它弄得毫無根據了。
……據長久的曆史上的事實所證明，則倘說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說現在還有者，是新藥。孟子生於周季，所以以談霸道為羞，倘使生於今日，則跟著人類的智識範圍的展開，怕要羞談王道的罷。
節自《且介亭雜文·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散沙與治績
近來的讀書人，常常歎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於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嚐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願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
那麼，中國就沒有沙麼？有是有的，但並非小民，而是大小統治者。
人們又常常說：“升官發財。”其實這兩件事是不並列的其所以要升官，隻因為要發財，升官不過是一種發財的門徑。所以官僚雖然依靠朝遷，卻並不忠於朝廷，吏役雖然依靠衙署，卻並不愛護衙署，頭領下一個清廉的命令，小嘍羅是決不聽的，對付的方法有“蒙蔽”。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有些人譯俄皇為“沙皇”，移贈此輩，倒是極確切的尊號。財何從來？是從小民身上刮下來的。小民倘能團結，發財就煩難，那麼，當然應該想盡方法，使他們變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於是全中國就成為“一盤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還有團結的人們在，他們“如入無人之境”的走進來了。
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變。當這時候，古人曾有兩句極切貼的比喻，叫作“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那些君子們，不是像白鶴的騰空，就如猢猻的上樹，“樹倒猢猻散”，另外還有樹，他們決不會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螻蟻和泥沙，要踐踏殺戮都可以，他們對沙皇尚且不敵，怎能敵得過沙皇的勝者呢？
然而當這時候，偏又有人搖筆鼓舌，向著小民提出嚴重的質問道：“國民將何以自處”呢，“問國民將何以善其後”呢？忽然記得了“國民”，別的什麼都不說，隻又要他們來填虧空，不是等於向著縛了手腳的人，要求他去捕盜麼？
但這正是沙皇治績的後盾，是猿鳴鶴唳的尾聲，稱尊肥己之餘，必然到來的末一著。
節自《南腔北調集·沙》
自殺與環境
這幾年來，報章上常見有因經濟的壓迫，禮教的製裁而自殺的記事，但為了這些，便來開口或動筆的人是很少的。隻有新近秦理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殺，卻起過不少的回聲，後來還出了一個懷著這一段新聞記事的自殺者，更可見其影響之大了。我想，這是因為人數多。單獨的自殺，蓋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睞了。
一切回聲中，對於這自殺的主謀者——秦夫人，雖然也加以恕辭；但歸結卻無非是誅伐。因為——評論家說——社會雖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責任是生存，倘自殺，便是失職，第二責任是受苦，倘自殺，便是偷安。進步的評論家則說人生是戰鬥，自殺者就是逃兵，雖死也不足以蔽其罪。這自然也說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籠統。
人間有犯罪學者，一派說，由於環境；一派說，由於個人。現在盛行的是後一說，因為倘信前一派，則消滅罪犯，便得改造環境，事情就麻煩，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殺的批判者，則是大抵屬於後一派。
誠然，既然自殺了，這就證明了她是一個弱者。但是，怎麼會弱的呢？要緊的是我們須看看她的尊翁的信劄，為了要她回去，既聳之以兩家的名聲，又動之以亡人的乩語。我們還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聯：“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視為千古美談之意嗎？以生長及陶冶在這樣的家庭中的人，又怎麼能不成為弱者？我們固然未始不可責以奮鬥，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勝於孤軍，況且自殺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戰鬥的應援者，當他人奮鬥時，掙紮時，敗績時，也許倒是鴉雀無聲了。窮鄉僻壤或都會中，孤兒寡婦，貧女勞人之順命而死，或雖然抗命，而終於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經上誰的口，動誰的心呢？真是“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為的是改革。責別人的自殺者，一麵責人，一麵正也應該向驅人於自殺之途的環境挑戰，進攻。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凶而已。
節自《花邊文學·論秦理齋夫人事》
學校與社會
學風如何，我以為是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倘在山林中，該可以比城市好一點，隻要辦事人員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辦事人員，學生在學校中，隻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待到出了校門，和社會相接觸，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墮落，無非略有遲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墮落的從速墮落罷，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罷，否則從較為寧靜的地方突到鬧處，也須意外地吃驚受苦，而其苦痛之總量，與本在都市者略同。
學校的情形，也向來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較好者，乃是因為足夠辦學資格的人們不很多，因而競爭也不猛烈的緣故。現在可多了，競爭也猛烈了，於是壞脾氣也就徹底顯出。教育界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麼界都一樣，人的氣質不大容易改變，進幾年大學是無甚效力的。況且又有這樣的環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壞，體中的一部分決不能獨保健康一樣，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民國裏特別清高的。
所以，學校之不甚高明，其實由來已久，加以金錢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國又是向來善於運用金錢誘惑法術的地方，於是自然就成了這現象。聽說現在是中學校也有這樣的了。間有例外，大約即因年齡太小，還未感到經濟困難或化費的必要之故罷。至於傳入女校，當是近來的事，大概其起因，當在女性已經自覺到經濟獨立的必要，而借以獲得這獨立的方法，則不外兩途，一是力爭，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費力，於是就墮入後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複昏睡了。可是這情形不獨女界為然，男人也多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還有豪奪而已。
節自《兩地書·二》
事實與幻想
世界上有許多事實，不看記載，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種土人，男女的避忌嚴得很，連女婿遇見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還不夠，必須將臉埋進土裏去。這真是雖是我們禮義之邦的“男女七歲不同席”的古人，也萬萬比不上的。
這樣看來，我們的古人對於分隔男女的設計，也還不免是低能兒；現在總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電影，都隻是“不同席”的演義。低能透頂的是還沒有想到男女同吸著相通的空氣，從這個男人的鼻孔裏呼出來，又被那個女人從鼻孔裏吸進去，淆亂乾坤，實在比海水隻觸著皮膚更為嚴重。對於這一個嚴重問題倘沒有辦法，男女的界限就永遠分不清。
我想，這隻好用“西法”了。西法雖非國粹，有時卻能夠幫助國粹的。例如無線電播音，是摩登的東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經，卻不壞；汽車固然是洋貨，坐著去打麻將，卻總比坐綠呢大轎，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幾圈。以此類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氣就可以用防毒麵具，各背一個箱，將養氣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裏，既免拋頭露麵，又兼防空演習，也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凱末爾將軍治國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麵幕，這回可也萬萬比不上了。
假使現在有一個英國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遊記》那樣的諷刺的小說，說在二十世紀中，到了一個文明的國度，看見一群人在燒香拜龍，作法求雨，賞鑒“胖女”，禁殺烏龜；又一群人在正正經經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張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應該不許其露出。那麼，遠處，或是將來的人，恐怕大抵要以為這是作者貧嘴薄舌，隨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滿的人們的罷。
然而這的確是事實。倘沒有這樣的事實，大約無論怎樣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總不能怎樣的出奇，所以人們看見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這一句話。
節自《花邊文學·奇怪》
經驗與犧牲
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
偶然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裏麵卻含有豐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曆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於毒藥的敘述。我們一向喜歡恭維古聖人，以為藥物是由一個神農皇帝獨自嚐出來的，他曾經一天遇到過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沒有毒死。這種傳說，現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曆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築，烹飪，漁獵，耕種，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這麼一想，這事情可就大起來了：大約古人一有病，最初隻好這樣嚐一點，那樣嚐一點，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幹的就無效，有的竟吃到了對證的就好起來，於是知道這是對於某一種病痛的藥。這樣地累積下去，乃有草創的紀錄，後來漸成為龐大的書，如《本草綱目》就是。而且這書中的所記，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剌伯人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則先前所用的犧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經過許多人經驗之後，倒給了後人壞影響的，如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傷，一不小心，向來就很容易被人所誣陷，而還有一種壞經驗的結果的歌訣，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於是人們就隻要事不幹己，還是遠遠的站開幹淨。我想，人們在社會裏，當初是並不這樣彼此漠不相關的，但因豺狼當道，事實上因此出過許多犧牲，後來就自然的都走到這條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裏，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於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壞處。
總之，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驚人的代價。例如近來有些看報的人，對於什麼宣言，通電，講演，談話之類，無論它怎樣駢四儷六，崇論宏議，也不去注意了，甚而還至於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過做做嘻笑的資料。這那裏有“始製文字，乃服衣裳”一樣重要呢，然而這一點點結果，卻是犧牲了一大片地麵，和許多人的生命財產換來的。生命，那當然是別人的生命，倘是自己，就得不著這經驗了。所以一切經驗，是隻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決不上別人譏刺我怕死，就去自殺或拚命的當，而必須寫出這一點來，就為此。而且這也是小小的經驗的結果。
節自《南腔北調集·經驗》
事實與空言
孩子是要別人教的，毛病是要別人醫的，即使自己是教員或醫生。但做人處世的法子，卻恐怕要自己斟酌，許多別人開來的良方，往往不過是廢紙。
勸人安貧樂道是古今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絡，開過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沒有十全大補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開不完，新近就看見了兩種，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當。
一種是教人對於職業要發生興趣，一有興趣，就無論什麼事，都樂此不倦了。當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須是輕鬆一點的職業。且不說掘煤，挑糞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廠裏做工至少每天十點的工人，到晚快邊就一定筋疲力倦，受傷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時候的。“健全的精神，宿於健全的身體之中”，連自己的身體也顧不轉了，怎麼還會有興趣？——除非他愛興趣比性命還利害。倘若問他們自己罷，我想，一定說是減少工作的時間，做夢也想不到發生興趣法的。
還有一種是極其徹底的：說是大熱天氣，闊人還忙於應酬，汗流浹背，窮人卻挾了一條破席，鋪在路上，脫衣服，浴涼風，其樂無窮，這叫作“席卷天下”。這也是一張少見的富有詩趣的藥方，不過也有煞風景在後麵。快要秋涼了，一早到馬路上去走走，看見手捧肚子，口吐黃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約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窮真是這麼有趣，現在的闊人一定首先躺在馬路上，而現在的窮人的席子也沒有地方鋪開來了。
上海中學會考的優良成績發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論》，其中有一段——
“……若德業已立，則雖饔飧不繼，捉襟肘見，而其名德足傳於後，精神生活，將充分發展，又何患物質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諦，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語林》第三期轉錄）
這比題旨更進了一步，說是連不能“充腹”也不要緊的。但中學生所開的良方，對於大學生就不適用，同時還是出現了要求職業的一大群。
事實是毫無情麵的東西，它能將空言打得粉碎。有這麼的彰明較著，其實，據我的愚見，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橫豎永遠是沒有用的。
節自《花邊文學·安貧樂道法》
墨寫的謊說與血寫的事實
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剌，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當我寫出上麵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中國隻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隻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幹？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挽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節自《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